解码饕餮纹——三代青铜纹饰里的中华文明密码

饕餮纹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纹饰，在器物断代、三代信仰、祭祀仪式及区域互动等研究领域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拟从饕餮纹的名称辨析、表现模式、渊源流变、类型分期、形态构成、动物原型、象征含义及其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介绍。

“饕餮纹”的名称

观察商周青铜器可见，其器表常饰有一种以正视兽面为核心特征的兽形纹饰，且多数在兽面两侧绘有向外展开的身躯，此类纹饰即通常所说的“饕餮纹”。

尽管沿用此名，但其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贪婪残暴之凶族“饕餮”并无实质关联。“饕餮纹”之名实为宋代金石学者根据《吕氏春秋·先识览》中“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主观将该名称赋予此类兽形纹饰的结果。目前学术界虽仍约定俗成地沿用“饕餮纹”一词，但亦有学者提倡使用“兽面纹”一名。然而，“兽面”一词界定过于宽泛，且此类纹饰大多具备躯干，故“兽面纹”亦非尽善尽美的替代方案，目前两名称在学界通用且指代一致。

需明确的是，商周先民对该纹饰的真实称谓尚不可知，鉴于其与文献中的“饕餮”无关，研究者不应再借用凶族“饕餮”的负面人格特征来阐释该纹饰的宗教或文化内涵。

饕餮纹的“剖展”表现模式

除单纯的兽面形式外，凡具备躯体的饕餮纹大多呈现为“正视兽面+分裂下颚+左右对称侧视躯体”的形式，视觉上构成“一首双身”的形态。需明确的是，这一形象并非指代拥有双身的怪异生物，而是早期艺术中“剖展”表现模式的产物。

所谓“剖展”，可拆解为“剖”与“展”两个环节：首先是“剖”，即假想一个如虎般的动物侧面形象，设想利刃自尾端沿脊柱线剖切至颈部（及下颚），使动物躯干分为对称的两扇；其次是“展”，即将正视的兽头置于中心，两扇躯体向两侧平展铺开。

如此便形成了中间为正视兽首、两侧为对称侧视身躯的布局，视觉上呈现“一首双身”的特质。“剖展”本质上是将三维物象转化为二维图像的艺术表现模式，旨在确保动物身体各部特征在平面上得到无遗漏的呈现。马承源曾将其评价为“透视画法产生之前的一种幼稚的和有趣的尝试”。除饕餮纹外，商周青铜器艺术中的龙、牛、虎、鸟等动物纹饰亦多有此类“剖展”构图的实例。

饕餮纹的形象来源

探讨饕餮纹的渊源，须立足于早期饕餮纹的形态特征。商代早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经历了从初现到程式化构图的演变，大致可划分为萌芽与成熟两个演进阶段。萌芽阶段的代表如郑州杨庄出土铜爵之纹饰，成熟阶段的饕餮纹如郑州向阳食品厂窖藏方鼎（XSH1：8）。通过二者的形态比对可见，成熟期的纹饰构图清晰地呈现出其是在萌芽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若以萌芽期的饕餮纹（如杨庄出土铜爵纹饰）为基础向上溯源，可以发现其直接蓝本应为二里头文化骨匕上的神面纹，二者在目纹形态、口部轮廓以及兽面两侧上方的内卷纹等关键特征上呈现出清晰的继承关系。若进一步探究其史前源头，则可追溯至山东龙山文化西朱封遗址出土的玉冠饰，其旋目构图与多层冠饰等艺术元素，均与后世的骨匕及青铜器纹饰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

笔者曾在《饕餮纹渊源研究》（《形象史学》2022年4期）一文中，对饕餮纹的来源进行过系统梳理。通过对早期饕餮纹的十项特征（T形冠、内卷纹、二元目纹、二元角纹、分歧身尾、旋目、︷形口、菱形额饰、羽纹、分裂下颚等）逐一溯源，可以确定它们均源于龙山时代的神面纹传统，龙山时代以来的神面纹是饕餮纹的直接来源。而龙山时代神面纹的形成曾受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的影响，因此，仅从图案层面来看，良渚神人兽面纹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饕餮纹的祖形（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也是吸收多地更早的纹饰因素而形成，此处不再展开）。该演变流程可总结为下图：

饕餮纹的类型与时代

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出现于商代前期，至西周中期逐渐衰退。饕餮纹整体上可分为九种类型：类型甲（窄线饕餮纹）、类型乙（宽带饕餮纹）、类型丙（满铺饕餮纹）、类型丁（填充羽卷饕餮纹）、类型戊（工形饕餮纹）、类型己（齐地饕餮纹）、类型庚（三层花饕餮纹）、类型辛（分解饕餮纹）、类型壬（三等分饕餮纹）。此外，还有若干形式特殊但数量不多的特殊构型饕餮纹。各类型的特征，以及相互间的演变关系较为复杂，此处不再展开（见《饕餮纹研究》，待出版）。

各类型饕餮纹流行区间大致如下：

类型甲（窄线饕餮纹）、类型乙（宽带饕餮纹），主要流行于商代早期（二里岗期）。

类型丙（满铺饕餮纹），流行于商代早期（二里岗期）至商代晚期早段（殷墟一期）。

类型丁（填充羽卷饕餮纹），约出现于商代中期（洹北期），流行至西周早期。

类型戊（工形饕餮纹），萌芽于洹北期至殷墟一期，后迅速发展，西周早期后渐消退。

类型己（齐地饕餮纹），出现并盛行于殷墟二期，此后逐步衰退，西周早期后彻底消失。

类型庚（三层花饕餮纹），从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均较为流行，西周中期后迅速衰退。

类型辛（分解饕餮纹），首见于殷墟二期，后逐渐增多，西周早期增量迅速，后渐消亡。

类型壬（三等分饕餮纹），流行于殷墟四期至西周早中期。

饕餮纹的形态构成

为进一步解析饕餮纹的各部分构成，本节选取典型器物进行个案分析。

在商代早期，饕餮纹的构图带有显著的抽象特征，以郑州商城向阳食品厂窖藏出土的青铜方鼎（XSH1:8）为例：

方鼎器腹上部的饕餮纹整体上可分为“兽面”与“身尾”两大部分（关于早商阶段该部分是否定名为“尾”学术界仍存争议）。对拓片进行明暗处理：深色为兽面部分，浅色为分歧尾。兽面部分又可细分为T形冠（及羽纹）、T形角、双角外侧内卷纹、椭方形目、鼻、鼻两侧的分裂下颚。

商代中晚期开始，大部分饕餮纹向具象化发展，身体各部件造型清晰，并可由此大致辨识出构成饕餮纹的不同动物来源。晚商至西周时期“三层花”类型饕餮纹数量占比最多。所谓“三层花”，是指纹饰在器表呈现出明显的三个层次：下层为细密的云雷纹构成的地纹，中层为凸出于器表的饕餮纹，上层为饕餮纹中的填充性纹饰。

以“纹章九州”所展出的西周早期伯各卣（1976年宝鸡竹园沟M7出土，BZM7：6）为例。其腹部饰有四条纵向勾状扉棱，正反两面各布设一组“有首无身”的“三层花”饕餮纹。底层为细密的云雷地纹，中层为浮雕效果的饕餮主纹，顶层则是主纹之上的再次凸起（如目、眉处）与填充细纹。饕餮纹布局以扉棱为中轴对称展开：扉棱轴线处自上而下依次为变形羽纹构成的冠饰、菱形额饰、填充羽纹及鼻部；兽面主体配有高度写实的羊角，角端高凸起，并衬以眉、椭方目（具横向瞳孔）、小尖耳及獠牙；兽面两侧则对称饰以侧视夔龙纹。

通过对该饕餮纹各部构件的形态比对，可对其动物来源进行推测：其角部为典型的羊角形态；眉的特征则取自人类，因自然界中唯有人类具备显著且连续的平直状“一字眉”（近年研究倾向于认为其具有强化社交信号传递的功能，在社会动态互动中发挥作用）；椭方目配以横向瞳孔，还原了牛、羊等食草动物眼睛的（横向瞳孔能够最大限度地摄取来自地平线方向的信息，动物在进食时能全天候监测各方位捕食者的潜入）；獠牙口部取材于猛虎，该特征为商周艺术中表现虎威的关键元素；而小耳与大鼻则类似于牛的特征。综上所述，该饕餮纹实质上是一种“复合动物纹”，在视觉呈现上融合了牛、羊、虎及人类等多元物种的生理特征。

西周早期的伯各卣（BZM7：6） 饕餮纹的构成

饕餮纹的构型动物来源

如前所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饕餮纹以具象化风格为主流。正因为形象的写实化倾向，研究者可通过其各部特征，还原这种“复合动物纹”的物种来源。其核心构件通常集成自多种生物：如羊角、牛角、虎耳、蛇身、鸟爪、虎口等元素（此外亦见人耳、鹿角、蛇口、蝉体等特殊形态的组合）。下面以安阳殷墟郭家庄出土铜鼎（郭家庄M1：3）腹部的饕餮纹为例，通过于相关动物形象的对比推测其构型动物元素。

该纹饰属于典型的类型庚（三层花饕餮纹）。若将其构件解构，可细分为角、眉、目、耳、口、齿、爪、身躯等部位。通过与商周时期写实艺术物象的对比可见：其“角”取自羊角，“眉”取自人眉，“眼”模拟食草动物之目（表现出横向瞳孔特征），“耳”近似牛耳，“獠牙口”效仿虎口，“爪”源于鸟爪，而长条状且折身弯曲的“身躯”则显现出蛇类的特征。

饕餮纹的含义

关于饕餮纹的意义，目前学界有多种看法，整体来看，可大致归纳为如下十类观点：

1.认为饕餮纹基于某种真实动物原型（如虎、牛、羊等）。

2.认为饕餮纹源于商周巫觋所戴面具。

3.认为饕餮纹源自远古的图腾。

4.认为与文献中的饕餮（或蚩尤）有关。

5.认为饕餮纹的性质为商代的至高神“帝”。

6.认为饕餮纹是多个氏族所崇拜动物的融合体。

7.认为饕餮纹的超自然性与视幻觉有关。

8.认为狰狞恐怖的饕餮纹是为了让人心生畏惧。

9.认为饕餮纹的构成动物是巫觋沟通人神的助手。

10.认为饕餮纹的组成动物具有打破分层宇宙、生死界限的象征性，是人神中介。

根据饕餮纹的特征以及其他相关证据，笔者认为观点9、10较为有说服力。组成饕餮纹的动物中：牛、羊（牛角、羊角）被用作献祭的牺牲；鸟（鸟爪）、虎（虎口）、蛇（蛇身）、蝉（蝉身）、鹿（鹿角）在商文化中具有打破分层宇宙、生死界限的象征性（另文详论），因而被视为具有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故由这些特殊动物所组成的饕餮纹，也体现出能够沟通不同宇宙分层、连接现世与逝者世界的象征性，这与青铜礼器的功能是一致的。正如张光直曾指出：“青铜彝器是巫觋沟通天地所用配备的一部分，而其上所象的动物纹样也有助于这个目的”。

饕餮纹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器以载道，纹以传神。饕餮纹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明标识，其渊源、演进、传播等都植根于历史土壤。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饕餮纹中均得以体现：

青铜礼器的器型和纹饰的形成，深受龙山时代的影响，饕餮纹的部分构成元素可以追溯至良渚文化（甚至更早），无论是可见的形象层面，还是器以藏礼的传统、纹饰传承的神圣性等观念均得以延续，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饕餮纹从形成到衰退不断发生着创新，包括形象层面的、载体层面的、工艺层面的，使得饕餮纹的造型更加丰富，所饰器型更加全面，工艺更加先进，饕餮纹多方面的变化体现出持续不断的创新性。

饕餮纹的形成与发展有力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与趋势，各地青铜文化中都出现了整体特征较为统一的饕餮纹，反映出观念层面的“一体化”趋势，是统一性的体现。

远超商文化范围的“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形成，表明各地方社会接受源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和饕餮纹，同时中原也不断吸收了地方化的创新反馈，三代间对前代物质、精神文化的兼容并蓄，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与观念信仰密切相关的饕餮纹能广泛传播，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因此，青铜礼器与饕餮纹所体现的统一性，靠的不是武力征伐，而是基于心理层面的文化认同，是以和平方式逐步形成的。这种文化认同是多元社会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也使得中华文明共同体具有天然的凝聚力，这正是和平性的生动写照。

饕餮纹不仅是三代青铜文明的精神标识，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物化见证。当您穿行于“纹章九州”的展厅，面对这些庄严神秘的纹饰时，希望本文的解读能为您拨开历史的迷雾，让您听见那来自数千年前、刻划在青铜之上的文明回响。

参考文献：（按出版年份）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

3.安徽省博物馆编：《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铜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眉县文化馆编著：《吉金铸华章：宝鸡眉县杨家村单氏青铜器窖藏》，文物出版社，2008年。

9.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编：《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0.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

【相关特展】

展览名称：纹章九州——中国古代的纹饰和纹样

展览时间：2025.12.30~2026.5.6

展览地点：吴文化博物馆一楼第一、第二特展厅

统筹：吴文化博物馆

技术支持：苏州多棱镜网络科技

原标题：《解码饕餮纹——三代青铜纹饰里的中华文明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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