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话生死：从传统智慧到现代疗愈

撰文/ 周宁宁（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运营/ 夏嘉楠（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硕士生）

我是一名哀伤研究者，过去做哀伤讲座时，我常批评“节哀”这一说法，认为它暗含“节制哀伤”之意，容易压抑丧亲者的情绪，不仅难予安慰，反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当时我觉得，我们社会普遍回避生死、压抑哀伤，更应借鉴西方哀伤理论。

但近两年来，我开始反思这一立场。作为中国的哀伤研究者，我对本土生死哲学与丧葬文化却了解甚少，除“节哀”外几乎举不出更多例子。我意识到，若不梳理中国文化中关于生死与哀伤的丰富传统，我的研究不仅不完整，还可能带有偏狭与傲慢。

在查阅古籍文献后我发现，相关思想广泛存在于哲学、宗教与古代文学中，内容十分丰厚。我也由此感动：我们的文化并非回避死亡与哀伤，反而早已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应对方式，多以仪式承载，其中不少理念与当代哀伤理论不谋而合。

一、中国生死观的历史演变

中国传统生死观，历经自然崇拜、人文伦理、多元融合三个阶段。上古以自然崇拜为主，视生死为四时般的形态转化，死亡并非终结，例如，炎帝之女“女娃”溺水后化为“精卫鸟”的神话，正体现了这一取向。与之相应，早期祭祀主要面向山川、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随着文明发展，崇拜重心转向祖先。殷商重祖灵祭祀，周代强化人本与社会秩序，形成祖灵与多神并存的祭祀体系。春秋战国后，儒家成为主流。

孔子以礼重建秩序，汉代将其制度化，用丧礼、服制等规范实现“以礼安死”。道家主张顺应自然、超越生死，佛教以因果轮回提供宗教解释，二者形成重要补充。唐宋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形成“礼—义—超度”相结合的生死文化。

总体来看，中国生死观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逐步发展为以儒家礼制为核心、融通道家与佛教思想的体系，近现代又受西方影响，持续演变。

二、仪式化过渡：逐步接纳死亡的发生

“接受死亡”是个体应对丧失的核心心理过程，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哀伤理论中均至关重要。儒、道、释虽路径不同，却都强调接纳死亡的必然性：儒家视生死为天命完成，主张顺应安顿；道家以“气化”解释生死，认为气聚气散只是自然变化；佛家则从轮回因果出发，教人在无常中超越生死。民间俗语如“入土为安”“落叶归根”等，也体现了死亡即回归自然的传统观念。

传统丧葬与祭祀仪式——守灵、做七、周年祭、清明中元等——将死亡从瞬时事件拉长为持续过程，让人在反复仪式与情感表达中慢慢接纳丧失现实。

现代哀伤理论，如Worden的哀伤四任务模型，便将“接受丧失现实”列为首要任务，心理咨询也常通过叙事、书写等方式帮来访者整合失去。

可见，“接受死亡”并非一次性，而是需要时间与体验的渐进过程。中国传统丧葬以连贯仪式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系统路径，也为当代哀伤干预带来重要启示。

三、“哀而有节”：在仪式中表达哀思

中国传统文化对哀伤并非主张压抑，而是“哀而有节”：允许并尊重情绪，同时加以适度引导。

儒家尤其重视哀伤的正当表达，以礼制为情绪提供出口。《礼记》提出“丧礼唯哀为主矣”，通过丧服、哭祭、起居规范等设计，既让情感得以流露，又包含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儒家将情绪的抒发融合在不同的仪式化场景中。但儒家不支持无节制宣泄，以免伤害身心。由此看，“节哀”并非否认或压抑哀伤，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有节制地表达哀伤，在情绪释放与身心适应之间保持平衡。

Worden 的哀伤四任务之一强调要体验并处理情绪痛苦。过度且长期的情绪会变成非适应性哀伤。哀伤辅导也注重在“表达”与“调节”间建立平衡。

双过程模型更指出，哀伤适应是在“沉浸悲痛”与“回归生活”之间动态摆荡的过程，这正是“哀而有节”的现代体现。

四、超越死亡：意义、联结与延续

死亡因未知与终结，易引发存在性焦虑。中国传统思想不止于“接受死亡”，更提供了意义建构、关系延续、象征不朽等超越路径。

在儒家视域中，个体可以通过实现生命价值而超越死亡。孔子认为，若人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自身的道德实践与社会责任，其生命便可趋于圆满，从而达到“死而无憾”的境界。同时，这种价值与精神还能够被后人继承与效仿，使个体在他者之中获得延续。

儒家强调通过家族与血脉实现生命的延展。尽管个体生命有限，但祖先所承续的血缘与伦理关系却在代际之间不断传递。对父母的赡养、对祖先的祭祀，并不仅是伦理义务，更是一种将个体生命嵌入家族连续体的过程。个体由此获得一种超越当下生命边界的“延续感”，在关系之中抵达某种象征性的永恒。

儒家提出以“立名”实现精神层面的不朽。《左传》所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将人的存在从肉体生命提升至价值与意义的维度。相较于物质生命的终结，精神之“名”具有更强的持久性，使个体得以在历史与文化中持续存在。

这与现代哀伤理论中的持续性联结相呼应。Worden的哀伤四任务之一，强调重建与逝者建立新的联结。持续性联结理论则认为，哀伤适应并非“放下”，而是内化并转化这份联结。哀伤辅导也常用纪念仪式、叙事对话等方式重建联结。

中国传统丧葬仪式同样是持续性联结的实践：葬礼被视为生死过渡，祭祀、牌位、祭扫等让逝者持续参与家族生活，维系跨生死的情感纽带。

五、回归生活：在当下重建意义

中国传统思想对死亡的思考，最终都指向“如何更好地活着”。儒家“未知生，焉知死”、道家重生养生、佛家体悟无常当下，都将目光拉回现实，引导人在现世实现生命价值。

在这一视角里，“当下”不只是时间概念，更是存在的核心：生命不在遥远终极里，而在每一个真实瞬间。过好日常、专注当下、体察生活，本身就是对生命意义的完成，可谓“当下即是永恒”。

传统节俗也体现这一点。清明在万物复苏的春天举行，让人在缅怀逝者时，同时感受生命生机，让哀伤成为回归生活的契机。

Worden哀伤四任务的第四项，正是让人适应“没有逝者的世界”，在新生活里重建意义。哀伤辅导也多通过回归当下、重建日常，帮人从“沉浸失去”转向“重新生活”。

六、从个体到家族：共同承载哀伤

中国传统文化中，哀伤并非个人独自承受，而是由家族与共同体共同承担，形成“共哀”的文化模式。

丧葬以家族为单位，俗语“红事不请不到，白事不请自来”，正体现亲友邻里主动参与、协力办丧的传统。众人一同守灵、祭拜，让个体的丧亲之痛被集体分担，哀伤不再孤独。

传统礼制也通过集体仪式强化支持：后辈共祭、轮流守丧等，营造出情感共振的氛围，帮助个体安全表达与调节情绪。清明祭扫则进一步将个体哀伤，升华为家族与社会共有的哀思与记忆。

这与现代哀伤理论的观点一致：良好的亲友与社会网络，能有效缓冲丧失带来的心理冲击，助力情绪表达与生活重建。

结语

社会转型中，人们面对生死与哀伤的方式发生深刻改变。丧葬仪式简化、科学观念普及、家族本位转向小家庭模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礼制在哀伤调适中的作用，难以满足当代人多元的心理需求。同时，传统丧葬文化多以长辈离世为原型，对配偶、子女早逝等情境的支持不足，使部分丧亲者难以获得有效支撑。

在此背景下，现代社会出现了更多元的生死观与哀伤实践，如跨文化叙事、线上纪念、安宁疗护与专业哀伤辅导等。但这并非对传统的否定，而是补充与拓展。中国传统生死文化中本就包含接纳死亡、合理表达、持续联结、意义建构与回归生活等智慧，既是文化根基，也可为当代哀伤实践提供本土资源。

参考文献：

康鹏. (2022). 先秦儒家生死观研究 [硕士, 山东师范大学]. https://link.cnki.net/doi/10.27280/d.cnki.gsdsu.2022.002121

王娟. (1994). 从民间丧葬习俗看中国人的生死观. 中国典籍与文化(02), 34-39. https://doi.org/10.16093/j.cnki.ccc.1994.02.006 

Worden, J. W.（2022）。《哀伤咨询与哀伤治疗》（第5版）（王建平、唐苏勤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Killikelly, C., Smith, K. V., Zhou, N., Prigerson, H. G., O'Connor, M. F., Kokou-Kpolou, C. K., ... & Maercker, A. (2025).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The Lancet.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5)0035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