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灵素与宋钦宗夺嫡

林灵素，字岁昌（一说通叟），浙江温州人，初名灵畺，后来宋徽宗赐名灵素，是北宋政、宣之际最富传奇与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所肇始的“神霄运动”可谓盛极一时，徽宗崇道举措至此达到高潮，“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

明王世贞辑《有象列仙全传》中的林灵素

根据神霄说，“天有九霄，神霄最高，上（即徽宗）为神霄帝君，实玉帝长子”。（陆游：《家世旧闻》，卷下）总之，徽宗是“神霄玉清王”，“昊天上帝元子”，宣称自己是神仙下凡，化身为中国的统治者。此外，徽宗还将道教分为“五宗”，也就是五大门派，神霄派“为高上之道”，不在“五宗”之列，而是凌驾于“五宗”之上，徽宗则“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为宗师”，将自身置于道教宇宙的绝对领导地位，也是人与神两界的最高统治者。

关于徽宗沉湎道教的动机与初衷，学界仍然莫衷一是。据徽宗朝权臣蔡京爱子蔡條记载，徽宗初识神霄，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政和初年，徽宗卧病不起，也梦游到神霄幻境，于是，命人按图索骥，而“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诗》题壁间”，因此被引荐给徽宗，林灵素不负所望，神霄玉清王，也就是徽宗真身，与青华帝君，“二天人蹑空乘云，冉冉而下”，所谓“若辛卯岁之梦兆、（癸巳）【丁酉】岁之示见”。辛卯即政和元年，丁酉即政和七年，是“神霄运动”从缘起到高潮的历时区间。（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

对于徽宗投入支持神霄派，当代学者也不乏政治解读。王颋认为，“‘政教合一’，可能就是宋徽宗理想的社会体制”，“神霄说”使徽宗君臣与神霄仙班一一对应，可视为该理念的一种尝试。（王颋：《林灵素事迹考论》，《暨南学报》，2002年第1期）伊沛霞也认为，“从登上皇位开始，徽宗就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目标是使政教合一”，“在林灵素与徽宗共同设想的计划中，道教和国家有着共同的统领——徽宗本人”。（伊沛霞著，韩华译：《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18页）

毋庸置疑，徽宗崇道以及神霄运动具有严肃的政治目的。政和三年十二月癸丑，徽宗御笔手诏，“搜访道教仙经”，就意在“尊道立教”，“施于有政”。（《宋大诏令集》，卷223，第862页）政和五年，试礼部奏名进士制策就以此命题，而林灵素及其“神霄说”大行其道，适逢其时，顺势而为，“上兴道教将十年，独思未有一厭服群下者，数以语近幸，于是神降事起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

徽宗在与士大夫官僚的政治博弈中，通过“御笔手诏”等方式，夺回“政治主动权”，在北宋一朝最终确立了“皇帝‘亲政’体制”。（藤本猛著，沈摅译：《风流天子与君主独裁制：北宋徽宗朝政治史研究》，第323页）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久保田和男所述，蔡京“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将林灵素“引荐”给徽宗，“及灵素得君”，却又“亟言其妄”。（久保田和男著，郭万平译：《宋代开封研究》，第236页）总之，随着各怀鬼胎的诸多势力集体参与到这一高度具象化与政治化的“国家工程”中，即便贵为九五之尊，徽宗也无法确保“神霄运动”能够始终与皇帝的个人意志、设想以及朝廷官方叙事亦步亦趋，不变形，不走样，事实证明，背离目标与初心的意外与歧出势所难免。

既往研究与叙事，普遍聚焦于徽宗、蔡京与林灵素之间的三角关系，却完全忽略了其他重要隐秘角色，尤其是皇太子桓，即后来的宋钦宗（以下称赵桓），而徽宗内廷政治与皇子间的夺嫡之争，更隐约贯穿于“神霄运动”始末。

一

《林灵素传》最初版本出自耿延禧之手（以下称耿传，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传），为赵与旹收录于《宾退录》，且“不敢增易一字”。耿延禧的父亲南仲是赵桓在东宫时的“师傅”，“翊赞青宫”“十有五年”，成为赵桓即位之后最为信赖的大臣，并且，深刻影响了赵桓在靖康年间的决策与政局走向。

潘燕认为，耿传必作于绍兴五、六年之间，（潘燕：《〈道藏〉中的宋代小说》，安徽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李珂菁进一步考证，耿传“基本依据史实，较为公允”，陆游、杨仲良以及赵鼎等人相关记载，都奠基于该传，各有侧重。（李珂菁：《“妖道”与“高道”———南宋传记文中的林灵素形象》，《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耿传称，林灵素“政和三年至京师”，由此推断，其抵京的诱因与时机选择，很可能与徽宗宠爱的明达皇后刘氏之死有关。政和三年秋七月二十二日，贵妃刘氏薨，九月二十日，追册贵妃刘氏为皇后，谥曰明达。

《宋史·后妃下·刘贵妃传》载，“先是，妃手植芭蕉于庭，曰：‘是物长，吾不及见矣！’已而果然”。芭蕉生长于秦岭与淮河以南地区，以中国古代的栽培技术，芭蕉移栽应该发生在仲春时分，更容易成活，而哲宗昭怀皇后刘氏薨，就适在其时，时在二月九日。由此推断，刘贵妃受徽宗冷遇，或因其卷入昭怀皇后刘氏企图趁徽宗病重之际谋取垂帘的疑案之中。（参见拙文《宋徽宗“杀嫂”疑云》）

“帝初以其微疾，不经意，趣幸之，已薨矣”。刘贵妃薨后不久，九月十三日，徽宗下诏，“敦遣王老志赴阙”。据蔡條记载，河北道士王老志赴阙的重要原因，就与徽宗追念刘贵妃有关，“上遣使询明达事，老志曰：‘明达后乃上真紫虚元君。’”（蔡條：《铁围山丛谈》，卷5）“初，京为真定帅”，与王老志相识，“至是，物色得之”，王老志是由蔡京引荐给徽宗的。（陆游：《家世旧闻》，卷下）

蔡條却称，蔡京党羽强渊明识王老志，并由太仆卿王亶荐于徽宗。但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遣兵部员外郎王亶召濮州处士王老志赴阙”。可见，王亶很有可能只是相关事务的执行人员，而蔡京及其党羽荐于徽宗的可能性更大。总之，蔡條必定熟知这段掌故，其所记王老志事迹大体不谬。

王老志或许法术有限，无法满足徽宗思念刘贵妃的愿望，于是，转向林灵素，后者施展的一项重要法术，就与刘贵妃有关。“（徽宗）思明达后欲见之，灵素复为叶静能致太真之术”。（赵与旹：《宾退录》，卷1，第5页）叶静能是唐朝中期的知名术士，相传“马嵬坡之变”后，“唐明皇令叶先生追杨太真相见”。

上文中蔡京将林灵素引荐给徽宗的说法出自《佛祖统记》，“蔡京以为异人，引见上”，不见于他书。（宋志磐撰《佛祖统记》，湛然寺印行，1995年，卷四十六，第2037页）耿延禧《林灵素传》、《宋史·林灵素传》以及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引蔡條《国史补》均称，林灵素因左街道录徐知常而为徽宗所知。

“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元符后”即哲宗昭怀皇后刘氏，明达皇后刘氏以及后文将要提及的明节皇后刘氏，都与“元符后”关系密切。王称《东都事略·世家二·明节皇后刘氏传》称，明节皇后刘氏“始入宫为小殿直都知，系昭怀殿”，“后以事囚于宦者何訢家，内侍杨戬奏取归，复得入宫。明达薨，以同姓之故，使承明达閤焉”。

后来，林灵素很可能涉嫌借“神霄说”为明节皇后刘氏之子谋取皇储之位，卷入与皇太子赵桓的夺嫡之争，将明节皇后刘氏进献给徽宗的，是后来权倾一时的内侍杨戬。《宋史·杨戬传》载，“谗（太子）家令杨冯，以为将辅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执冯诛之，而太子之言亦废”，这一记载的史源大概出自汪藻为赵桓的另一“东宫官”、太子舍人程振撰写的《尚书刑部侍郎赠端明殿学士程公神道碑》。

神道碑作于南宋建炎二年底，但是，早在靖康元年初，太学生陈东上书称，“阴怀异意，摇撼国本，顷年杨戬，亦有是心”。“国本”即指皇太子赵桓，徽宗在《皇太子辞免恩命第一表批答》，将立皇太子称为“肇建国本”，将皇储视为“国本”在宋代由来已久。

二

林灵素最早卷入内廷政治，或涉王寀“谤讪悖逆”一案。王寀，字辅道，是神宗朝执政王韶幼子。《宋史·王寀传》称，王寀“工词章”，是知名词人，而且，“唯好延道流谈丹砂、神仙事”，沉迷术数。

关于王寀案，以王明清记载最为详细，王寀曾受到王明清曾外祖父、徽宗朝初年宰相曾布提携。不过，王寀与林灵素“斗法”，争夺“神降”话语权的同时，还隐藏了另一条复线，即时任开封尹盛章与户部尚书、资政殿大学士刘炳之争。“王寀之枉，繇盛章父子欲害刘炳兄弟”。（王明清：《挥塵录》，前录卷四，第35页）《宋史·王寀传》称，“户部尚书刘昺，宷外兄也”，王明清则称，“工部尚书刘炳子蒙者，辅道母夫人之侄孙也”，“炳姑适王氏，于辅道为嫂”，王寀是刘炳的表叔。

盛章父子用以构陷王、刘叔侄的重要证据，是一首尚未成篇的“炳和辅道诗”，刘炳的和诗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扫除荆棘奉高真。”“章命其子并释以进云：‘白水’谓来年庚子，寀举事之时。炳指寀为‘高真’，不知以何人为荆棘，将寘陛下于何地，岂非所谓大逆不道乎？”

庚子为宣和二（1120）年，而“前知峡州王寀、资政殿学士刘昺酬唱诗歌谤讪悖逆，寀伏诛，昺流琼州”，“《九朝编年备要》系（政和八年，即1118年）六月，《十朝纲要》系六月己卯”。因此，案发或在政和七年底至八年初，和诗必定更早于此。刘昺初名炳，后来，徽宗赐名昺，该案牵涉面极广，“凡王、刘亲属等，第斥谪之”，“（昺弟）焕责授团练副使，黄州安置”。

王明清记载，王寀“坐不觉察盗铸免官”，“辅道之客冀其复用，乘时所好，昌言辅道有术可致天神出”，《宋史·王寀传》则称，“神降宷家，使因昺以达”。另据《宋会要辑稿》，“（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王寀先次勒停”，王明清所指即此次，不久，王寀再除知襄州，但是，很快，“（政和五年八月）十八日，王寀除名勒停”，这一次则是因为卷入“张怀素案”。因此，“辅道之客冀其复用”应该在政和五年八月以后。

政和五年二月五日，“立定王桓为皇太子”，时任户部尚书刘炳为太子宾客，成为首批“东宫官”之一。六年四月，刘炳弟焕为太子詹事，兄弟俩相继成为“东宫官”。这一时期，大概也是林灵素开始为徽宗所用而为“神霄说”张目之际，“五年，筑真通宫以居之”。

同样，意外卷入“妖人张怀素谋反”，王寀大概也会沉寂一段时间。王寀酝酿复出的方式，大有要与林灵素在“降神”方面针锋相对的架势，而同一时期，林灵素鼓吹“神霄学”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时，明节刘后方幸，（林灵素）又曰：‘后在神霄为九华玉真安妃’。”“安妃，在真诰，盖天之高真”，“又尝密奏玉灵裔将诞，盖明节方就馆（待产）耳”。（陆游：《家世旧闻》，卷下）徽宗嫔妃众多，唯有明节皇后刘氏位列神霄“仙版”，“道士林灵素以左道得幸，谓上为长生帝君，谓妃为九华玉真安妃，每神霄降，必别寘安妃位图”。毋庸讳言，林灵素这一旨在神化刘氏即将诞下皇子的举动，必定有为其争储之意。

政和七年“二月甲子（六日），诏通真先生林灵素于道籙宫宣谕青华帝君降临事，左右街道籙傅希烈等皆作记上之”。此次，“青华帝君”下凡，隐约成为标志性事件，既然徽宗是“神霄玉清王”，那么，接下来“青华帝君”将被附会在哪一个皇子身上，也顺势成为夺嫡之争的焦点，下文即将论及，某种意义上，赵桓就是以“青华帝君”的化身即位的。

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明节皇后刘氏“始入宫为小殿直都知，系昭怀殿”，“昭怀”即“元符后”，也就是哲宗刘皇后，可见，徐知常、明节皇后刘氏都与“元符后”关系密切，而林灵素又因徐知常成为徽宗宠臣，或许因为这重渊源，林灵素甘愿为明节皇后刘氏所用。政和五年六月，刘氏宠冠后宫，而刘氏生下皇子楧，距赵桓被立为皇太子未满半年。

“前代东宫官于皇太子均称臣”，“真庙为皇太子，始辞之”。（赵与旹：《宾退录》，卷一，第14页）某种意义上，刘炳、刘焕兄弟作为“东宫官”，都与皇太子有“君臣之义”，并休戚与共，也就很难无动于衷。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解读刘昺和诗中的“高真”一词，它就未必如盛章父子所述，“（刘）炳指（往）寀为‘高真’”，而是另有其人。考虑到刘炳兄弟的特殊身份以及王寀的秉性与动机，他们共同攀附、指涉皇太子的可能性更大。

总之，当林灵素以“神霄说”极力为明节皇后母子张目与加持的时候，身为“东宫官”的刘炳将计就计，也通过王寀“降神”来为赵桓在神霄世界中谋得一席之地，以便确保其作为储君的地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事中吴敏劝说徽宗“内禅”时，就将皇太子比附为神霄世界的“青华帝君”，“所谓长生大帝君者，陛下是也，必有青华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见于此”，似乎就呼应了刘炳将皇太子比附为“高真”的旧说。（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一）

吴敏的妻弟曾楙与刘炳在同日成为钦宗的东宫官，曾楙为太子舍人，而记载林灵素事迹的陆游也是曾楙兄弟曾几的学生。宣和元年，曾楙迁官，“以国子司业程振代之”，王寀、刘炳案发时，曾楙时为太子舍人，出入东宫已近五年。因此，吴敏必定也对这段掌故了然于胸，所以，他才能以此一语打动徽宗，最终将传位于赵桓。以情理推断，当时有关“高真”的确切所指，势必引发朝野窃窃私语，徽宗也必定心知肚明。

按照神霄说，“上为神霄帝君，实玉帝长子，下降世间，而其贰曰青华，长生二帝君，实治神霄府事”，“谓青华为上（即指徽宗），长生为郓王”。（陆游：《家世旧闻》，卷下）郓王楷是徽宗第三子，赵桓异母弟。“时钦宗在东宫，郓王楷有宠，遂有夺適之意”。（王称：《东都事略》，卷一百六，《王黼传》）可见，郓王楷的支持者，也有过同样的比附，不过，陆游很可能搞错了长生大帝君与青华帝君的次序。

另外，关于郓王楷与皇太子赵桓的夺嫡之争，限于篇幅，留待另文讨论。

三

林灵素、盛章等人制造王寀、刘炳案，“有射羿之意”，背后或有明节皇后刘氏授意或指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即意在影射皇太子赵桓，从而，为刘氏诞育的皇子楧谋取储君之位。

前文提及，“杨戬方兴龙德、太乙之役，惧不得肆，因谗家令杨冯将辅太子幸非常”，时日不详。但据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政和五年八月，“流星出柳”，“占者以为天子宗庙有喜，国家建造宫室之象”，《宋史全文》将“流星出柳”系于政和五年八月甲寅，由此推断，“兴龙德、太乙之役”大概就发生在此后不久。

“内符宝郎冯杨为家令”，与刘炳亲弟刘焕兼太子詹事发生在同一天，宋代以前，太子詹大概相当于太子的大管家，“东宫众事，无大小皆统之”。汪藻为另一位“东宫官”程振撰神道碑，写作“杨冯”，《宋史·程振传》因之，《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东宫官》则写作“冯杨”，但是，二者实为同一人。

当初，昭怀皇后刘氏“自缢”，明节皇后刘氏“系昭怀殿”，受到牵连，“以事囚于宦者何訢家，内侍杨戬奏取归，复得入宫”，由此推断，杨戬也与明节皇后刘氏关系密切，而他构陷“太子幸非常”，或许就和刘氏为其子夺嫡存在隐秘关联。

宋钦宗

赵桓是北宋以来第五位以皇太子身份登基的皇帝，更是做皇太子最久的皇帝。真宗于至道元年八月立为皇太子，三年三月就已即位；仁宗于天禧二年八月立为皇太子，六年正月一日改元乾兴元年，随即于二月即位；神宗于治平三年十二月立为皇太子，四年正月便即位；哲宗于元丰八年三月一日立为皇太子，五日即位。神宗、哲宗父子在东宫甚至都不足一个月，真宗、仁宗父子也为时极短，而钦宗早在政和五年二月就被立为皇太子，直到宣和七年十二月即位，做了整整十年多的皇太子。

宣和元年九月辛亥，“大饗明堂”。这一年，程振代曾楙兼太子舍人，大致相当于皇太子的文字秘书，负责“撰述章、表文字”，“五日一次到府”。程振“初见太子东宫，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既礼备载，且元丰彛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预，非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初无人及此。’”

真宗以开封尹为皇太子后，仍兼判开封府，而仁宗为皇太子以后，更以宰相与参知政事为“宫僚”，不久，真宗又下诏，“常程事务，委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使已下，就资善堂会议施行”，由皇太子“监总朝政”。

学者普遍认为，东宫制度发展到宋代呈现全面虚化状态，（范帅、陈峰：《宋代东宫虚化现象探究》，《历史教学》，2016年第10期；范帅：《宋代东宫制度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但并不能一概而论。当然，神宗、哲宗父子为皇太子未满一月，可以姑且存而不论，不过，相较于真宗、仁宗父子，钦宗不仅没有机会于外朝参决政务，就连“有事明堂”这种象征性的礼仪活动，也被排除在外，这一点足以说明皇太子的险恶处境，考虑到徽宗朝后期对明堂“视朔布政”的格外重视，而皇太子的缺席，就尤为蹊跷。

史籍与碑传均未记载赵桓何以被排除在明堂大礼之外。不过，南宋宰相赵鼎所作《赵灵畺传》（以下称赵传），或许为一窥究竟提供线索。就在“东宫官”程振与皇太子对话的前一年，即重和元年，“天宁节（徽宗生日，即十月十日）前三日，建祝寿大醮，奏邀御驾。候三更，瞻见郁罗萧台，天仙众真俱从太上道君亲降，与陛下增寿”。（《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

“天仙众真”一起下凡，为徽宗皇帝祝寿，这些无疑也是林灵素的“杰作”，徽宗自然希望皇太子也能为此背书，赵桓却不以为然，“帝（即徽宗）上香再拜，宣皇太子看，良久，太子曰：‘泗州大圣宝塔也。’帝怒，敕内侍策出。奉圣旨：‘皇太子不得再与神霄醮会。’”

赵桓大煞风景，令徽宗十分不快，干脆禁绝皇太子出席类似场合。“上（即徽宗）谓先生（即林灵素）曰：‘太子元是龟山尊者，亦曰圣贤，何如此不通正教？’先生对曰：‘罗汉生前持斋执戒，忍辱修行，既堕凡间，合为贵人。但有孝慈，不通玄旨，愿陛下勿责太子也。’”

林灵素暗讽皇太子“不通玄旨”，这很可能就是赵桓被排除在明堂大礼之外的根本原因。林灵素则借此将赵桓排除在徽宗看似深信不疑的神霄“仙版”之外，也间接动摇了赵桓作为储君的地位。

早在政和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徽宗下诏，“冬祀大礼以道士执威仪前引”，“冬祀”，即“南郊”，也就是祭天大典，可见，道教科仪已经被徽宗广泛地引入国家祀典。政和七年五月十八日，徽宗颁布“季秋宗祀明堂御札”，又明确提及“方符瑞之旁臻”，这与上述天宁节“神降”一事大同小异，二者性质殊途同归，因此，“大饗明堂”，很可能会有类似操作，很显然，徽宗与林灵素都不希望赵桓继续扮演那个戳穿“皇帝的新衣”的小男孩。

四

或许由徽宗、明节皇后背后撑腰，林灵素就连皇太子都不放在眼里，“林灵素又尝冲太子节不避，太子系之，诉于上”。双方大有剑拔弩张的架势，而赵桓绝不肯坐以待毙，他随时准备反戈一击，甚至主动向林灵素发起挑战。

林灵素指称皇太子为“罗汉”，暗示皇太子佞佛，林灵素却怂恿徽宗崇道抑佛，“以毁佛为事”，“初释氏之废，外廷莫有承向者，开封尹盛章为奸人激以厉害，始为之”。（《佛祖统记》，第2038页）盛章就是与林灵素一起掀起王寀、刘炳案的肇始者，引文中的“奸人”应该就是林灵素。

耿传称，“灵素遂纵言佛教害道，今虽不可灭，合与改正”，“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争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台僧二人，道坚等与灵素斗法，僧不胜，情愿戴冠执简”。蔡京“喜佛，因导上以性理，天下始建崇宁万寿寺”，结果，在林灵素的鼓动下，徽宗下诏“天下天宁万寿观改作神霄玉清万寿之宫为名”，以至于蔡京也卷入这场佛、道之争，“僧徒将投牒于京求辩论”，而宣和二年蔡京“以太师、鲁国公致仕”，“遂罢辅相”，就与此有关。

皇太子赵桓与太师蔡京支持的汉、蕃僧人在与林灵素的公开“斗法”中败下阵来。“斗法”大约发生在政和七年，或在王寀、刘炳案发前不久，因为耿传称，“明年，京师大旱，命灵素祈雨，未应，蔡京奏其妄”，《佛祖统记》也记载，“重和元年七月，诏建寿山艮岳。时大旱，灵素祷雨无验，蔡京始言其奸伪”。政和八年十一月一日，改元重和，“祈雨”必在秋天以前。

久保田和男认为，“艮岳不是纯粹的园林假山，而是天神所居天上世界再现于大地的‘世界’”。（《宋代开封研究》，第243页）蔡京幼子蔡條也称，“政和间，东宫颇不安，其后日益甚。鲁公朝夕危惧，保持甚至。”不过，蔡京此举未必一定是真心保护皇太子，就像皇太子与林灵素斗法，也未必是为佛教护法，但是，在针对林灵素的目标与利益上，双方至少是存在默契的。

况且，蔡京与赵桓的“东宫官”群体大都存在密切关系。蔡京长期掌权，“东宫官”的目标人选，大概都需要得到蔡京认可与同意。“京方倚（刘）炳为腹心”，与刘炳同为太子宾客的强渊明，也“与兄浚明及叶梦得缔蔡京为死交”。（《宋史》，卷三百五十四，《俞㮚传》；卷三百五十六，《强渊明传》）

或许因为这一层关系，林灵素也将矛头指向蔡京。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两浙名贤录》，林灵素“纵游东京，尝同苏东坡游瑞佛寺，览寺记数万言，默识无遗。东坡大称之。”所以，林灵素“因为诗曰：‘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上以诗示蔡京，京惶愧乞出”。时在宣和元年初。

耿传、赵传以及《佛祖统记》都留下了“蔡京乡人”罗织林灵素罪名以及蔡京亲自遣人暗中搜查林灵素僭越罪证的相关记载，“京遣人廉得有黄罗大帐、金龙朱红倚卓、金龙香炉”。

蔡京、赵桓势力与林灵素的巅峰对决发生在宣和元年五月，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洪水灾害袭击了北宋都城开封。“上令中贵同灵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势不退。（林灵素）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

显然，林灵素的法术并不灵验，却将法术失效的原因引向皇太子赵桓，徽宗“遂遣太子登城，赐御香，设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尽，京城之民皆仰太子圣德。灵素遂上表乞骸”。“十一月，（林灵素）与宫祠，温州居住”，林灵素从此彻底远离政治舞台与权力中心。

蔡條将洪水退去归功于“为僧伽所降伏之意尔，上意甚不乐”，刻意延续了佛、道之争的叙事，视作导致林灵素黯然出局的原因之一。当然，真正解决问题，既非道，也非佛，而是应该归功于开封民众的努力奋斗，同时，也将洪灾转嫁给了都城外围及其下游地区。

《皇宋编年纲目备要》载，“水之作也，宰相相率出郭视之，水已破汴堤。诸内侍以役夫担草、运土障之，不能奭。上忧甚，命户部侍郎唐恪治之。或请决汴南河以护宫城者。恪曰：‘水涨而决，是无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弃民也。’乃止。诏府界监司募人决水下流，遂由城北五丈河以泄”。《宋史·唐恪传》也称，“河决，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

洪水泄去，暂时保住都城以及徽宗颜面，也成就了皇太子的“圣德”外溢。对此，开封尹唐恪“居功至伟”。赵桓即位的第11天，就召唐恪为吏部尚书，并于靖康元年八月二日，拜唐恪为宰相，或许就是对其昔日治水功绩的肯定与酬庸。

李纲时为起居郎，上《论都城积水为害疏》。他认为“夫变异不虚发，必有感召之繇”，就意有所指。多年以后，赵桓仍然铭记在心，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位第五天，首次召见李纲，并且亲自迎接李纲，“卿顷论水章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诵。忆尝为赋诗，有‘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一；另参见拙文《宋徽宗宣和水灾及其背后的权力之争》）

是时，蔡京以太师“通治三省事”，为“公相”，“相率出郭视之”，也功不可没。此外，李纲字伯纪，他与唐恪以及前文提及的吴敏都受蔡京提携，“蔡京复拜相，引（唐恪）为刑部尚书”，（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五）“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笼出来底人才，伯纪亦所不免”。（黎净德：《朱子语类》，第3128页）吴敏与蔡京关系更加密切，“吴敏初以蔡京欲联亲谊”，“因与京结为死党”，“缙绅目之，谓在刘昺、林摅之右”。（《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一）

总之，宣和水灾，林灵素法术无验，黯然出局，皇太子赵桓则略胜一筹，也暂时逃过一劫，太师蔡京、开封尹唐恪、起居郎李纲都或明或暗地参与这场决定性的权力博弈，帮赵桓度过危局，所以，赵桓即位，李纲、唐恪都相继受到重用，晋升宰执。蔡京也得以善终，“蔡京不见杀渊圣，以尝保佑东宫之故”，“京当时不主废立，故钦宗独治童贯等，而京罪甚轻”。（《朱子语类》，第3127页）但是，赵桓对林灵素的所作所为，依然无法释怀，耿传、赵传均记载，“靖康初，遣使监温州伐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