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为南开校父严修设研究会，他曾赠周恩来“含英咀华”锦旗

为纪念“南开校父”，天津市日前成立了严修研究会。

天津市政府官网近日发布消息：4月2日，天津市严修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百余位相关人士汇集南开大学，纪念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教育家，同时激励后人不忘先贤伟绩、牢记自身使命、蓄力奋勇争先。

消息提到，严修先生提倡新兴救国、新兴教育，建立了中国近代史的教育体系，创办了一大批新式的学校，尤其是与张伯苓先生一起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被尊称为“南开校父”，其爱国思想、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早期南开的发展，推动南开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研究严修先生的生平和教育思想，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现实意义。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网介绍，今年是“南开校父”严修（严范孙）先生诞辰159周年和逝世90周年。南开大学教授侯杰担任天津市严修研究会首任理事长。

侯杰教授在成立大会上表示，严修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开创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河，先后捐资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与张伯苓校长一起创建了永垂史册的南开教育体系。研究严修先生的不平凡人生，弘扬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并对当代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做出有益借鉴将是天津市严修研究会的宗旨。

官方简历显示，严修，字范孙，生于1860年4月2日，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和学部左侍郎。1904年偕张伯苓赴日本考察教育，回津后改家馆为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前身。1919年与张伯苓一道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增办南开女中，1928年增办南开小学，被尊称为“南开校父”。作为南开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南开大学的创建者，严修为南开学校尤其是南开大学的规划创建、劝募集资倾注了毕生心血，以自己的爱国思想、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早期南开的发展，推动南开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

南开大学新闻网曾于2009年刊文《南开校父严范孙》介绍了严修先生。文章称，严范孙生于1860年4月2日，22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26岁入翰林院任编修(即皇帝的文学侍从)，因而人们又称之为“严翰林”。而立之年他已功成名就，34岁出任贵州学政（即教育主管）。光绪皇帝对他十分器重，曾多次召见他。

甲午战败，对严范孙震动很大，成了他后半生的转折点。国家与民族的危难，使这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挽救国家，就必须变法维新，而要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即1897年，严范孙就向光绪上书———《奏请设经济科折》，建议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被梁启超称做是“戊戌变法之源点”。光绪批准了他的奏折，可是却惹恼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他被免去所有职务，只留下了一个虚衔。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国外。严范孙的处境也非常险恶。悲愤中，他辞去官职，返回故里。

回天津后，他隐居在西北角文昌宫以西，地名叫“四棵树”的宅中。他没有气馁，反而以更坚韧的意志，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将自己的家宅作为基地，开始了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立义塾，讲新学。

当严范孙办学急需一名助手时，友人向他推荐了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说这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年轻人，不仅受过新教育，而且为人正直；虽然其家境贫寒，却甘愿放弃官职，一心要兴学救国。严范孙一听大喜，立即邀张伯苓到家中，请他为自己的5名子弟当私塾老师。而张伯苓此时也正满怀雄心壮志，与严范孙志同道合。两人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交。

严范孙热心办教育的精神，感动了天津的开明士绅，有人捐款，有人献地。1907年，严、张二人在邑绅郑菊如捐献的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上盖起校舍。因为这个地方叫“南开”，所以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

南开在严范孙、张伯苓的主持下，办成一所很有特色的新型学校。学术空气自由，教学管理开明，实行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因此在全国赫赫有名。各地优秀学生不远千里前来报考。周恩来就是于1913年从沈阳考来的。这位英姿勃勃的少年立即受到他的授课老师伉乃如的器重。伉乃如向严范孙、张伯苓说，这是一个天才，将来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张伯苓也说：“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听了这些，严范孙十分欣喜。见过周恩来，他认为这个学生有“宰相之相”，是“宰相之材”。

当校方得知周恩来家境困难时，便给他找些抄写和刻蜡版的工作，好让他增加点收入，后来又免掉他的学杂费。周恩来是南开当时唯一的免费生。一次全校举行作文比赛，由严范孙亲自阅卷和选拔，结果周恩来获全校冠军。严范孙题写了一面“含英咀华”的锦旗作为奖品。

1929年3月15日，南开大学创办人严范孙病逝，享年69岁。天津《大公报》刊发社评《悼严范孙先生》，谓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身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