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韵霖评《被典当的国家》｜来钱愈易，建设愈难：全球南方的国家发展困境

《被典当的国家：国际金融时代的国家建设》，[西]迪达克·克拉尔特著，张熹珂译，格致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342页，108.00元

快钱涌入，国家却在塌陷

为什么在当代全球南方，来钱愈易，国家建设反而愈发艰难？外部融资的便利，并未转化为国家能力的提升，反而在某些情境下削弱了其制度建设的动力。这一悖论，正在现实中不断显现。在国家建设研究的经典叙事中，查尔斯·蒂利的“战争制造国家”命题几乎成为经验性定律。但这一源于欧洲经验的理论，在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已显露出明显局限：频繁的战争并未带来相应的国家建设成果，反而加剧发展困境。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正承受新一轮主权债务压力。国际金融协会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债务规模已攀升至三百四十八万亿美元；德国债务减免联盟与Misereor联合发布的《2025年全球主权债务监测报告》亦指出，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加重了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稳定。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约百分之七十的国家背负沉重债务负担。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轮债务扩张并未转化为国家能力的提升，不少国家在财政压力上升的同时，税收体系依然薄弱，治理能力亦未见显著改善。由此，一个问题愈发凸显：当资源可以通过外部渠道持续获得时，国家为何反而缺乏推进制度建设的动力？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背景，迪达克·克拉尔特的《被典当的国家：国际金融时代的国家建设》提出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命题：国家能力的关键不在战争本身，而在于战争的融资方式——通过税收等国内信贷模式为战争提供资金或有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而依赖外部融资以求“典当国家”则可能使负债累累的国家走向衰退。作者通过对十九世纪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分析指出，国家能力的高低并不取决于资源的多寡，而取决于资源获取方式所塑造的制度激励。

围绕这一核心命题，作者对“战争制造国家”理论进行了关键性的机制修正。在经典叙事中，战争之所以能够推动国家建设，是因为其所带来的财政压力迫使统治者扩展税收体系、建设官僚机构，并在此过程中与社会形成制度化的权力交换关系。然而，这一机制成立的前提在于：战争融资必须依赖国内资源动员，尤其是税收与国内信贷。换言之，只有当战争债务最终需要通过税收偿还时，国家才会被“倒逼”进行制度建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者提出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战争是否塑造国家，并不取决于战争本身，而是取决于融资结构是否维持了“债务—税收”的长期等价关系。一旦这一关系被打破，战争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便随之松动甚至断裂。

十九世纪以来全球资本市场的扩展，正是这一机制发生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新兴国家得以通过发行主权债券进入全球资本市场，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获得外部资金。这一变化在短期内显著缓解了财政压力，使统治者能够绕开国内征税这一政治与行政成本高昂的路径。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来钱更易”的制度环境却深刻改变了国家建设的激励结构。

具体而言，税收不仅是一种财政工具，更是一种制度性约束机制。正如财政社会学与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反复强调的，税收能力的提升往往伴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深入渗透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通过征税，统治者必须建立覆盖全国的行政体系，提升统计与信息收集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纳税人的政治诉求。这一过程不仅推动了财政能力的扩展，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问责机制与制度化协商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相反，外部融资则提供了一条“去政治化”的替代路径：只要能够维持对外信用，统治者便可以在无需扩大国内税收基础、无需进行制度改革的情况下获取资源。这种替代效应，使国家在财政上获得“easy money”的同时，也失去了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内生动力。

从奥斯曼到大清：典当主权的代价

在这一逻辑框架下，作者进一步揭示了国际资本市场如何通过具体制度安排影响借款国的国家能力。其中，“抵押性主权借贷”即书中的“极端贷款条件”构成理论要件。为降低违约风险，外国债权人往往要求借款国以关键财政收入或战略性资产作为抵押，例如国有垄断企业、海关税收、盐税收入、铁路经营权或矿产资源。一旦发生违约，这些资产将被接管，甚至由外国机构直接管理。这一安排在十九世纪被广泛应用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欧洲等地区。表面上看，这一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获得“无限”的资源以应对战争冲击；但实际上，它削弱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国有核心资源的控制权，侵蚀政府税基及其制度自主性，献祭国家主权，陷入国家发展的长期困境。

由此，国家逐渐陷入一种典型的制度循环：借款—违约—资产外控—再融资。在这一循环中，国家财政基础不断被侵蚀，而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却不断加深，最终形成结构性的债务依附。这一过程与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所揭示的国家发展困境形成某种呼应，但作者本书的贡献在于，他并未停留在宏观结构性不平等的层面，而是采用大样本量化研究与历史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并揭示了金融机制如何通过改变国家内部激励结构，具体塑造国家能力的生成路径。

本书前一部分，作者提出债券利差长期趋于缩小的原创性假设，通过案例研究，揭示外国的财政金融控制是将全球南方国家推进债务陷阱的关键推手。1816至1913年间奥斯曼帝国的十次战争与九次国内起义将其推向寻求外部战争融资的道路，其间帝国政府建立的现代化财政监管部门与其说提升了当地的经济现代化水平，不如说沦为了债权所有国的榨取机构。1861至1911年间中国清政府在海外发行的七十八笔债券，抵押了晚清帝国的厘金、海关、食盐专卖权以及铁路，最终使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署被外国接管，由此清政府不仅失去了对省级财政的控制权，也失去了对强制性权力的垄断。杰弗里·赫布斯特也提出过相似论断，部分非洲地区独立后的国家发展进程中，殖民遗产与外源性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国内税收动员，进而削弱了国家发展税收体系的内在动力。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外部融资的“易获取性”，改变了国家面对财政压力时的策略选择，从“向内汲取”转向“向外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国家在短期内避免了政治成本高昂的税收改革，但在长期中削弱了国家能力的制度基础。

更具启发性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论断：当国家因外生性原因被排除在国际资本市场之外时，其提升税收能力的动机反而更强，增强的税收能力将会带来中长期的获益。这一发现与阿西莫格鲁、罗宾逊等关系制度内生性的研究形成呼应，即约束条件往往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公共财政政治经济学表明，用税收为军费开支提供资金应有助于国家建设，因为这样会激发国家进行自强改革。作者利用大样本历史数据来验证这一假设，模型指出，来自国际金融体系的排斥或者约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建设的“外部推手”，而“快钱”则可能成为国家发展停滞的诱因。

钱的来路，决定国家的前路

然而，尽管本书提供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其理论仍存在若干值得进一步讨论之处。首先，在方法论层面，作者采用跨越两个世纪的长时段比较分析，这一方法有助于识别结构性规律，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因果识别的精确性。不同历史阶段的国际金融体系在制度结构、监管机制与权力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金融控制机制，与当代以多边金融机构与全球资本流动为特征的体系虽有相似却并不完全可比。因此，将不同历史阶段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虽然有助于提出一般性命题，但也可能掩盖关键的制度差异。

其次，在理论层面，本书在解释国家能力时呈现出一定的“财政中心主义”倾向。尽管税收能力无疑构成国家能力的重要维度，但从既有研究来看，国家能力远不止于财政汲取。迈克尔·曼在其关于国家权力的经典分析中，将国家能力区分为多重维度，强调其在领土控制与社会渗透中的组织性力量；乔尔·米格代尔则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国家能力取决于其在社会中建立与维持支配性规则的能力。沿着这一研究传统，丹·斯莱特在对东南亚国家形成的研究中进一步表明，战争的组织形式（如常备军与雇佣军之分）、精英联盟的构成方式以及社会动员能力，均会对国家能力的生成路径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一意义上，若仅从融资结构出发理解国家建设，虽然能够揭示重要机制，但在面对复杂历史经验时，仍难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解释简化。

再次，在比较分析中，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结构性同质化”处理。事实上，不同地区在殖民遗产、国家形成路径与政治制度结构上的差异，往往会塑造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从而使外部融资产生差异化的制度后果。以东亚经验为例，爱丽丝·阿姆斯登在对韩国工业化进程的研究中指出，国家通过对金融资源的有力引导与配置，实现了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干预。上述研究表明，外部融资并非必然削弱国家能力，其制度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是否具备有效整合金融资源的能力。换言之，融资结构固然重要，但其影响仍需置于具体的国内政治结构与发展战略之中加以理解。

韩国首尔的三星电子标志

学界既有关于主权债务与国家能力的研究，从不同路径拓展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这些成果亦可作为理解本书论证的重要参照。例如，斯塔萨维奇强调国内政治制度对国家借贷能力的影响，指出可信承诺机制在国家融资中的重要作用；莱因哈特与罗格夫从历史金融危机的角度揭示债务周期的长期性与反复性；盖尔珀恩等人指出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在法律与制度层面的诸多约束，限制了债务国摆脱困境的能力。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补充了本书的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国家融资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被典当的国家》是一部在国家建设研究中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著作。它突破了以战争或制度为单一解释变量的传统路径，将国际金融结构纳入国家能力分析的核心视野，揭示了外部融资在塑造制度激励方面的关键作用。在这一意义上，“来钱愈易，建设愈难”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概括，更是对当代全球南方发展困境的深刻诊断。当外部融资成为财政常态时，国家不再需要通过税收与社会建立紧密联系，其结果未能转化为国家能力的积累，反而加速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弱化。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债务压力，正是这一结构性困境的现实体现：债务规模持续扩大，但国家能力并未同步提升，甚至在某些情境下出现倒退。由此看来，国家建设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是否拥有资源”，而在于“资源以何种方式获得”。当资源可以全然通过外部渠道获取时，国家未必有动力重塑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一旦这种外部路径受限，制度建设反而可能获得新的契机。在这一意义上，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既关乎十九世纪的历史经验，也直指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结构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