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夫》中的“厚禄故人”小考

风景

杜甫的七律《狂夫》，作于上元元年（760年）夏，当时位于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刚建成不久。诗云：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裛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学界关于诗中“厚禄故人”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大致上包括以下观点：

（一）《杜甫全集校注》（萧涤非主编）的注释为：“厚禄故人，俸禄优厚的故交。此指裴冕。冕已去长安，相隔遥远，故曰‘书断绝’。”

（二）《杜甫评传》（陈贻焮著）的串讲为：《旧唐书・肃宗本纪》载：“（上元元年）三月，壬申，以京兆尹李若幽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传载裴冕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卸任后即入为右仆射，待制集贤院。三月既委派李若幽来接替，到“红蕖冉冉香” 时，裴冕当已离蜀回京。即使说老杜初来时 “供禄米”的“故人” 中有他，甚至他还是“倡先出赀”营草堂的人。如今他已远去，而且与老杜的关系极其平常，可见这诗中“厚禄故人书断绝”的“故人”就不大可能包括裴冕在内了。那么到底指的是谁呢？我看不外乎严武、高适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才算得上是“厚禄故人”呢！

（三）《杜甫选集》（邓魁英、聂石樵选注）的注释为：“厚禄故人：俸禄优厚的故交。指在朝的同僚旧友。”

（四）《杜甫诗选》（莫砺锋、童强选注）的注释为：“厚禄故人：俸禄优厚的故交。”

（五）《杜诗三百首》（江弱水注评）的注释为：“此时裴冕已经离任，故人或许指偶疏音问的高适。”

私意以为，上述观点要么判断出现偏差，要么表述不够准确，都难称的论。针对这些观点，我们使用排除法，或许可以逐步弄清楚诗中的“厚禄故人”到底是谁。

首先，根据陈贻焮先生的有关分析，裴冕可以排除在外。其一，杜甫不可能希望一个远在长安的故人接济自己；其二，杜甫与裴冕关系一般。杜甫的《鹿头山》，作于入蜀之后，未抵成都之前，诗中写道：“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所谓“冀公”，即裴冕。杜甫涉及裴冕的诗，仅此一首，并且这首诗也不是写给裴冕的，只是提到了裴冕而已。裴冕在蜀主政时，杜甫与他无诗作赠答；裴冕离蜀时，杜甫也没有写诗为其送行。可见二人并无深交。既然如此，杜甫就不可能指望裴冕离蜀后还保持书信往来。

其次，严武也可以排除在外。杜甫的《狂夫》作于上元元年（760年）夏，而严武上元二年（761年）才由河南尹改任绵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当年十二月又改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因此，严武虽然是“厚禄故人”，但并不是《狂夫》这首诗中的“厚禄故人”。此外，曾任汉州刺史的房琯也应排除在外。房琯堪称“厚禄故人”，并且汉州（今四川广汉）就在成都附近，但是，房琯由晋州刺史改任汉州刺史的时间为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时间不对。

再次，作为泛称的俸禄优厚的故交，也可以排除。杜甫《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诗云：“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看来成都能称为“厚禄故人”的人似乎没有，不然的话，杜甫何必舍近求远，向彭州刺史高适求助呢？可以认为，诗中的“厚禄故人”当有所指。在朝的同僚旧友也是一种泛称，应予排除。“在朝”，意即在长安。杜甫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离开长安到华州任职，一年后又弃官，几经辗转，才来到成都。杜甫作《狂夫》时，入蜀仅数月，他的行踪，在朝的同僚旧友恐怕未必了解。所以，《狂夫》中的“厚禄故人”不应该包括他们。

把不可能是诗中的“厚禄故人”的人排除以后，可筛选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诗中的“厚禄故人”，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厚禄”。杜甫当时与萧实（县令）、韦续（县令）、何邕（县尉）、韦班（县尉）等人有交往，但他们都算不上“厚禄”。二是“故人”。不是关系一般的故人，是关系非比寻常的故人。三是距离适中。所谓“厚禄故人书断绝”，有不该断绝而断绝的意味，在朝的同僚旧友，离得实在太远，书断绝是可以理解的，而在蜀的厚禄故人，书断绝是不正常的。因此，诗中的“厚禄故人”，既不在近在咫尺的成都，又不在蜀地以外，应限定在蜀中这个范围，重点是成都周边的州县。按照这三个条件去筛选，诗中的“厚禄故人”非时任彭州刺史的高适莫属。

考察杜甫与高适在蜀期间的交往，可以明显感觉到，在对待友情上，杜甫还是原来的那个杜甫，仍然对保持彼此昔日的友情抱有幻想；而此时的高适，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高适了，地位高了，人也跟着飘了，对杜甫这位落魄的故人，多少有点儿疏远了。

杜甫初到成都时，在草堂寺落脚。当时高适得知杜甫在草堂寺借住，便给杜甫寄了一首诗，题为《赠杜二拾遗》，诗云：“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佛香时入院，僧饭屡过门。听法还应难，寻经剩欲翻。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从这首诗来看，高适对杜甫当时的处境，想象得过于理想化了，这说明他对杜甫的生活状态是很隔膜的，他的这首诗，不过是“虚名但蒙寒温问，泛爱不救沟壑辱”（《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礼节性地问候一下罢了。

上元元年（760年）九月，高适改任蜀州刺史。杜甫欲往蜀州会高适，有《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诗：“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 题目说“奉简”，说明诗是邮寄过去的，是预想之词。至于后来杜高是否在蜀州见了面，或者见面以后是否真的“披豁对吾真”，无可考，我们只好存疑。据我看来，“交情老更亲”或许只是杜甫的一厢情愿。

上元二年（761年）冬，高适（时为蜀州刺史）与王抡一道访住在成都西郊的杜甫。杜甫在成都期间，高适访杜甫草堂仅此一次，还是经杜甫通过王抡邀请才来的。此时杜甫到成都已将近两年。其实彭州、蜀州就在成都附近，相距都不到一百华里。早年的友谊，经过漫长岁月的磨蚀，想“保鲜”，难啊。

就今存诗而言，杜、高在蜀（包括仅其中一方在蜀）时，高适写给杜甫的诗仅《赠杜二拾遗》《人日寄杜二拾遗》两首（杜甫诗《王竟携酒高亦同过》自注为“共用寒字”，据此可以认为，高适当时也作了一首，如算上这一首为三首），杜甫写给高适的诗则为八首，包括：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时高适在蜀，杜甫尚未入蜀）

《酬高使君相赠》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奉简高三十五使君》

《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王竟携酒高亦同过》

《寄高适》

《奉寄高常侍》（时杜甫在蜀，高适已调回长安）

我们虽然不能以诗的数量多少论交情的厚薄，但是相差过多的话，毕竟令人生疑。我们不妨拿杜甫与李白互动的情况作个比较。李白写给杜甫的诗，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两首。（《戏赠杜甫》可能是伪作，姑排除。）而杜甫专门赠、寄李白或怀念李白的诗有八首，兼及李白的诗有七首，两者合计，共十四题十五首。虽然杜甫提到李白的时候多，李白提到杜甫的时候少，但是杜甫怀念李白的诗比较多，李白能看到的赠诗，也不过三四首。李白赠杜甫的诗有两首（不考虑散失的因素），大体上看，李白并没有冷落杜甫。而上文提到的杜甫写给高适的诗，都是高适可以看到的，既然如此，高适仅有两三首诗写给杜甫看，未免太少了。

其实高适疏远杜甫早有苗头，乾元元年（758年），高适左授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分司东都。杜甫有《寄高三十五詹事》诗：“安稳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时来如宦达，岁晚莫情疏。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 诗中之所以说“岁晚莫情疏”，就是因为高适已经有“情疏”的迹象了，“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正是“情疏”的具体表现。“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意思是希望彼此多联系。

从杜、高诗歌互动的情况看，杜甫是个特别宽厚的人，与人交往，一片赤诚，即使别人待他不能对等，他也非常包容。“情圣”的说法，诚不虚也。那么，杜甫是否也偶尔冷落过高适呢？譬如，杜甫收到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似乎就没有回复（十年后有诗追酬）。

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水平很高，篇幅又比较长，况且情感也很真实，比那首《赠杜二拾遗》强多了。高适能寄来这样一首诗，很难得，对于杜甫来说，算得上是一个惊喜。杜甫对高适的人日诗一直保存完好，说明杜甫是很看重这首诗的。那么，为什么在杜集中除了十年后所作的《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未见及时酬答呢？私意以为，按杜甫的性格特点，他当时不可能不回复，只可惜酬答的诗散佚了。杜甫十年后“追酬”，是由于一时情不自禁，并非当年未作酬答之故。况且，在当时对高适的人日诗已有酬答的情况下，十年后再“追酬”一次又有何妨？

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还朝，高适改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当月，严武还朝尚在途中，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但八月即被杀，此乱很快就平定了。从宝应元年（762年）九月到广德二年（764年）初，在成都并无兵乱，并且成都的主政者为高适的情况下，杜甫并没有及时返回成都草堂，而是持续在梓州、阆州一带漂泊，过着客中做客的日子，这就有点儿让人费解了。

高适在成都时，没有邀杜甫返回成都。宝应元年（762年）秋，杜甫《寄高适》诗云：

楚隔乾坤远，难招病客魂。

诗名惟我共，世事与谁论？

北阙更新主，南星落故园。

定知相见日，烂漫倒芳尊。

此诗有返回成都之意，高适却并无回应。（也许和诗已佚？）别管高适是否回复，单看杜甫迟迟未回成都的事实，就知道高适是什么态度了。当然，高适当时已经无心留蜀，并且向朝廷表达了调回长安的愿望。其实这并不影响杜甫返回成都，只要成都的局势是稳定的，杜甫就可以回去。尤应注意的是，高适在成都时，杜甫不但没有回成都草堂居住，而且还于宝应元年（762年）秋末，把成都的家眷也接到梓州了。这件事，颇耐人寻味。

再看严武对杜甫是什么态度。严武于广德二年（764年）二月再镇蜀时，主动写信邀杜甫回成都，不是只写一封信，而是“几回书札待潜夫”，诚恳得很，与高适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杜甫对严武的回应也非常积极，尚在返回成都途中，就一口气写了五首七律寄给严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可以认为，杜甫在成都期间，高适对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中的“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似有自责意。严武就不用说这样的话，他与杜甫的关系远比高适亲密，对杜甫的关照非常到位，当然不必自责。

总之，《狂夫》中的那位“厚禄故人”，正是高适。“厚禄故人书断绝”这句诗，写出了诗人的无奈和迷茫。“途穷见交态，世梗悲路涩。”（《送率府程录事还乡》）杜甫何尝不懂世态炎凉？只是任尔人情冷暖，我自不改初心罢了。尽管高适不够“铁”，但是杜甫对高适还是旧谊难忘，有始有终。高适病故，他作《闻高常侍亡》悼念，诗云：“归朝不相见，蜀使忽传亡。虚历金华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独步诗名在，秖令故旧伤。”尤其是后来所作的那首《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对故友的深情，可谓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