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技术何以为基层减负？

很多人都有一个不解之惑，即在当今社会的技术发展及其运用已经非常普遍的情况下，为什么几乎所有人的事情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烦琐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初涉公共管理的教学与研究。那时候这个领域津津乐道的一个前沿议题就是所谓“OA革命”。当时人们对“OA”的认知和期待就是，一旦“OA”得以普遍运用，各个方面的管理效率便得到极大提高，人的很多工作也就会减轻很多。

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时候的“OA”所能比拟的了，但带来的实际结果似乎与原来人们对技术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就拿我们的基层治理来说，现在的基层干部常在手机App打卡、填表、留痕、报批、走流程……，应付于各种各样的繁杂事务。本来是减负的技术运用，现实却常有增负的感觉。这里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走向数字赋能：基层减负的新技术应用逻辑》，钟伟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钟伟军教授《走向数字赋能：基层减负的新技术应用逻辑》一书，就这样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通过对一些案例的分析，认为问题的症结不是技术问题，技术本没错，错就错在有人恰恰“偏爱”技术、“善用”技术做了很多没有技术条件下做不了的事情。

一个乡镇干部手机里装有十几个政务App，每天定位签到、入户拍照、工作群五分钟内回复，否则通报批评。技术让上级“看得更清楚”，“管得更流畅”，基层干部的时间就这样被消磨，被切碎，太多的精力耗在了永无止境的数字指令上，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时间反而减少。作者在书中称之为“数字形式主义”——技术成了新官僚主义的生存载体，制造了大量无用功。

为何如此？钟伟军指出，技术非中性，其设计逻辑主要以“管控优先”为导向——首先考虑上级如何留痕、追溯、考核，而非基层实际需要。结果人沦为技术的工具，每天“伺候”系统，为留痕而留痕。这叫“技术绑定”：本应松绑，反被绑紧。

技术落地也常有问题。数字项目多“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基层被动执行，毫无调适空间。系统好不好用没人问，脱离实际就成了新问题。更深层的是，工作群、移动终端打破了时空边界，基层干部“永远在线”，半夜被@是常事。这种“时空消融”带来持续紧绷与倦怠，书中称为“行动者的空间挤压”。

那么技术能否为基层减负？钟伟军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思考，应该还是富有启迪的。

一是从“管控导向”转向“服务导向”。技术设计应问“如何方便你干活”，而非“如何方便我监督”。比如整合App、数据一次录入多处共享、自动处理重复填表—这些才是服务导向的基本要求。

二是从“刚性考核”转向“柔性适配”。当前问题在于考核与技术绑得过死，系统数据直接决定绩效，逼着基层“为数据工作”。应建立缓冲地带，数据作为参考而非唯一标准，允许基层根据实际灵活调整，避免一刀切。

三是让基层干部从“被动执行者”变成“协同参与者”。一线干部最有发言权，却缺席技术开发流程。应建立有效反馈渠道，让基层参与设计迭代，合理化建议被认真采纳，技术才能真正贴合实际。

本书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是，技术要服务于人，而非人服务于技术。这些看似常识，却常被遗忘，或者难以真正得到遵循。我们太迷恋技术神话，以为上了先进系统就能解决一切。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嵌入技术的制度逻辑不变，管理者的思维仍停留在“控制”与“监控”上，再好的技术也会成为新的枷锁。

这本书还让人重新思考“减负”的内涵。减负不是让基层少干活，而是把精力花在刀刃上——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数字化浪潮恰恰把大量精力吸到打卡、留痕、填表、回消息这些无休无止的形式上。真正的数字赋能，应该用技术砍掉或自动消除这些负担，让基层回归本职。

数字真正“赋能”，恰恰在于如何打破“数字神话”，让问题浮出水面。技术不是坏东西，也不是万能药。能否减负，关键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使用技术的人和组织。说到底，数字时代的基层减负，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人应该如何被对待”的价值问题。

当然，该书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挺初步的，很多关于技术及其运用本身、技术与组织及制度的关系、技术的未来特别是如何影响基层治理的走向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作者很少有所涉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期待有更多的思考和研究成果。     

（作者桑玉成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政治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