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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埃尔诺丨写作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力量

2026-04-14 12:1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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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以自我为中心，用‘我’来表述反而更容易实现普遍性。这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代词，更取决于我们在世界中赋予自己的位置。”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在社会学界曾经有一个惯例（至少在我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已并非如此），规定用“人们”(on)来表述女性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从而去掉研究对象的特定人称。现在，大学生们对情境和对象进行反思，改用“我”来表述。我在创作《归于平静》之前从未用过“我”这个人称。在引言的最初版本中，我用的仍然是“人们”，幸好同事们指出了当中的不妥。于是，我紧紧抓住这个“我”，生怕陷入糟糕的自恋或者走向自我叙述。

为了不向布尔迪厄所说的“传记幻觉”(illusion biographique)低头，我将这个“我”深植于我所经历过的不同情境，努力呈现它在每个情境中的构型和色彩。这个“我”只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显现，由多个不同机构、团体和集体塑造和磨炼。它不是一个身份意义上的“我”，而是一个社会化的“我”。出乎意料的是，在写“我”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在反抗自己的父亲。他总是反复强调一个规则，“在所有的孩子中，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过于突出”，从而将兄弟姐妹们组成一个难以区分且不可分割的群体。

用“我”来表述意味着不服从这一规则，既觉得解脱，又有些忐忑，还不断纠结一个问题：“也许这本书是我脱离这个兄弟姐妹群体的一种方式呢？”我做到了用“我”来表述，但并未将其个人化，原因是你的作品提醒了我。评论者们这么说，但我认为你也同意，从去掉特定人称的那一刻起，你用“她”来表述，用第三人称来写作，就具有了普遍性。用“我”来表述，我担心呈现的是个别事例，范围不够广泛。然而，当我的书得到认可时，我发现读者们并不看重我的个人经历是否独特，而是更强调为他们提供一面能反思自我的镜子。我曾经害怕用“我”，但最终它并未对我造成伤害。事实上，它给了我写作上的相对自由，让我受益良多。

安妮·埃尔诺：我无法想象你的书用第三人称来写，更别说用“人们”了。你说第三人称具有普遍性，我并不赞同。在我看来，只要不以自我为中心，用“我”来表述反而更容易实现普遍性。而这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代词，更取决于我们在世界中赋予自己的位置。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你用“她”来表述，已经做到了。

安妮·埃尔诺：只有《悠悠岁月》和《一个女孩的记忆》中的一部分是如此。其他所有的作品，从第一部开始，都是用“我”来表述的。而你恰恰相反，坚守科学写作所使用的无人称方式。《悠悠岁月》的目的不是重塑我的个人经历，也不是回到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像《事件》和《羞耻》两部作品中那样），而是要讲述一代人的故事（这也是原本的书名）以及我们自身和周围发生的一切变化。当然，这是我从女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叛离者”的角度来看的。这个设想的由来是，我在四十五岁时敏锐地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在对比我自己与20世纪50年代我的母亲以及整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时深觉震惊。尤其是对女性而言，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因此，我希望将“我”置于“人们”和“我们”之中，来回顾过往的岁月。

然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彻底放下这个“我”，因为我觉得这样缺少具体的表现：我的书与历史社会学著作有什么不同呢？在书中加入对个人照片的描述并配以回忆和对未来的展望，问题迎刃而解。至于《一个女孩的记忆》这本书，我想说是这个主题驱使我用“我”或“她”来表述。我远远地看着那个女孩，1958年她刚满十八岁，有过一次暴力的性经历，就像另一个“我”。从她的信仰和习惯来看，她生活在一个社会规则和道德准则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我就像拿着一架望远镜在看她。我意识到我对这种距离感越来越得心应手。而刚开始写作时，用“我”来表述其实是强人所难。这个词涵盖了诸多不同情况和经历，现在是时候将这种自由和我作为“叛离者”的故事及其特性联系起来。我秘密地创作了《空衣橱》。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深知书中的内容对身边的人来说过于暴力。但我依然坚定地继续写，一旦完成，我就会把它寄给出版商。为什么我对出版的可能性没有丝毫的怀疑？这当中有力量，是掌控写作本身，控制文字创作的进程，把握文字中发现真我和揭露真相的内容。此外，在八年前，三十二岁的我离开诺曼底，除了母亲，我与故乡不再有任何联系。而且我是独生女。你们可能会说，那你的母亲怎么出现在你的小说里呢？是的，她在里面露了脸。而且，当时她和我、我的丈夫以及我们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我觉得，如果我的父亲还在世，我不会写《空衣橱》，甚至也不会写《一个男人的位置》。但我的母亲不同。我二十二岁时对她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正在写一本书”，她兴奋得满脸通红，她说：“啊！很好啊，我要是懂的话，我也会喜欢做的。”她的意思是“如果我懂怎么写的话”。实际上，她允许我写作，甚至命令我这么做。

但我从未考虑过我的亲人或是其他任何人的反应（这也是读者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我情不自禁地写下那些突然或渐渐涌上心头且应该被写下来的东西。对我的儿子们而言，《简单的激情》和《迷失》也许是难以阅读的文字。我在《简单的激情》的开头写道，写作应该走向“搁置道德判断”，这或许是一种方式，能让人们接受这本书所表现出的颠覆性。事实上，我是在一种无比孤独的状态下写作的，仿佛在与文字“促膝谈心”。但我非常理解你在想到家人时会产生顾虑。

“ 写作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力量。 ”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你刚才说，你心里藏着写作的念头：必须一吐为快，必须付诸笔端。写作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力量。这触及文学和社会学之间松散的界限。我不评判哪些在社会学上是可能的，但我密切关注社会学的进展。但我完全排除了你选用的一些主题：性、父母离世、简单和不简单的激情、在堕胎还是犯罪的时期所经受的折磨、在夏令营期间遭受性暴力，等等。你的作品和我的书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你有能力推开甚至消除私密关系的界限，从而回归到女性主义的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在《简单的激情》和《事件》这两部作品中，你打开了这个无人敢看的潘多拉盒子。作为社会学家，无论是在与兄弟姐妹交谈中，还是在重现我的私人生活时，我都曾面临私密关系的边界这一棘手的问题。我小心翼翼，不去探听亲人的私密。在交谈的过程中，有些我已然知晓的伤口仍然讳莫如深。至于我的所谓“私人”生活，只有两个时刻——我的第一次忏悔和我同哥哥一起前往卢尔德朝圣—可以归类为私密，但我还是进行了自我审查，因为我主观地叙述了更普遍参与的仪式。这种自我审查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不善于利用社会学工具来把握私密性，二是我担心在自传式记录中过多地暴露自己，而在学术界这种记录方式的接受度不高。所以，我决定写一段人生历程，与我所忌惮的“我”保持距离。

为了以社会学家的身份描述这一轨迹，我坚持自传与自传式调查之间的差异。对我来说，重要的词是“调查”，即能够收集足够的资源和文件，以证明结果并不依赖于我的主观意识，而是基于经验材料。于是，我将家庭文件变成家庭档案，将母亲记录收支的记事本变成普通的“家庭账本”，将锁在一个从未打开的盒子里也从未读过的父母的订婚书信变为两个家庭联姻的证明。为了不把我家的情况孤立起来使之成为个例，我利用卡尔瓦多省档案馆和教育部门的档案资料，将兄弟姐妹的学习成绩与该地区学生的成绩进行了对比。根据当时关于多人口家庭和农村地区儿童入学情况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我能够表明，我们家孩子们的表现推翻了统计数据的预测。我强调了一个事实，我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天赋，是各种因素汇聚在一起，确保我们通过学校获得了社会救助：老师想要把学生送进中学，父母希望少养活几口人，还盼着我获得国家助学金。然后，我把这些原始资料与我对我的兄弟姐妹和我两个儿子的采访进行比较，从而揭示成长轨迹的独特性和不同家庭叙事的差异。由自传转为调查，意味着要通过积累与资料分析来实现转向，这样就不会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你有一本私密日记，而我从未写过日记。从那时起，我把一个“我”束缚起来，这个“我”总是一头扎进文件档案堆中，就像社会学界的做法一样，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选择了回顾经历这条路线。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追踪我的家族三代人不确定的人生历程，了解这十一个孩子如何在没有“学业奇迹”的情况下被重新划分社会阶层。

安妮·埃尔诺：关于你的家庭和出身，我很感激你深入地探讨了天主教在家庭环境中的重要性。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60年代，宗教对法国社会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但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影响方式。在我母亲的家庭和我父母的顾客所处的工人阶级环境中，很少有宗教活动，即使有也仅限于女性参加。我的父亲并不信教，他偶尔参加弥撒也只是为了避免和我母亲发生冲突，他会坐在教堂的后排，以便更快地离开。而她，我的母亲，有着虔诚的信仰，她深信1945年我的破伤风被治愈是因为她让我喝了卢尔德的圣水（第二年她还会去那里感恩）。她带我去参加晚祷、祈福和游行，还把我送去私立学校。可以说，对她和我（直到十八岁）而言，宗教是自我完善、社会进步和文化提升的一部分。一个颇有深意的细节是：当女校长走进六年级的教室询问哪些学生要学拉丁语时，我没有征求母亲的意见，立即举起了手。而上这些课会使每个月寄来的账单上的金额翻两番！当然，拉丁语与弥撒有关，与我母亲在教堂高声吟唱的《圣母经》(Salve Regina)有关，是一种神圣的语言。此外，在天主教私立学校，我感觉到社会性的屈辱，对父母经营咖啡馆感到羞耻。但什么都抹不掉一个事实，即我是在灵魂拯救、死后重生等教义的熏陶下长大的。你保留着你的祈祷书，这让我颇为困惑。而我也留着我的那一本。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我不能无视天主教，它是整个教育的支柱，是我个人家庭的“教育圣经”，是通过规范、规则、手势和仪式来构建道德结构和整顿身心的基底。如果运用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勒布拉(Gabriel Le Bras)的类型学理论，我的家庭可归类为“虔诚派”，甚至可以说是典型代表。当天主教在法国仍占据主导地位时，我注意到阶级叛离者的轨迹中存在一处空白，即从未涉及宗教，所以我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讨论天主教。而更重要的是，我想了解天主教对家庭的持续影响如何成为严格的初级社会化的基石，不断地塑造罪恶感、负罪感、顺从感，以及对“同类”的尊重。无孔不入的天主教成了第二层皮肤，其影响让我的兄弟姐妹无法脱离宗教，于是我“虔诚”的家人们也成为法国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意识到，对我那患有自闭症的哥哥来说，天主教是一种安慰剂，一种非治疗性的治疗方案，用于实现与疾病共存。他的自闭症已经与天主教紧密相连，采用不一样的仪式（不同于因疾病而产生的仪式）来减轻痛苦并给予安慰。这是天主教不为人知的一面，远非简单意义上通过苦难获得救赎。

安妮·埃尔诺：这种做法我也见过。关于慰藉，如果必须给它个名声，只能说它的名声不佳，因为人们会把它与顺从混为一谈。我曾经怨恨我的母亲，她在谈起我那六岁时因白喉而去世的姐姐时，说她死的时候“像个小圣女”。当她唱起圣歌“去天堂，去天堂，去天堂，我要去见圣母！”时，我的怨恨更甚，因为她期望再次见到的是她的小女儿。但我承认，是这种信念让她坚持下来，让她承受住无法承受的痛苦。而我的父亲却想要自杀。对母亲来说，信念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按照你的区分标准，她属于虔诚派，而她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热情。就这样，我改变了某些激进的宗教立场。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在天主教影响中长大的女孩，我才会捍卫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权利。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完全正确。虽然从根源上说头巾是父权制的标志之一，但我从未写过关于戴头巾妇女的文章，从未贬低过她们，也从未对她们持反对立场。生活在神权政治国家，摘下头巾是一种颠覆行为；生活在宪法规定政教分离的国家，摘下头巾则可能是再度歧视戴头巾妇女的耻辱标记；在这两种情况中，摘下头巾都是政治上自我肯定的行为。此外，我深知天主教对我而言就是一条难以舍弃的头巾，有待时日才能挣脱。所以，我永远不会责备那些自称信仰宗教的人，除非宗教沦为战争的武器或政治权力的工具。

我仍然觉得，不能完全摒弃儿时所接受的天主教教义。这些教义构成了我的行为方式，其中一些把我拽入谷底，另一些则见证我摆脱束缚。所谓的“天主教价值观”，比如对身边人的爱，我将其转化为政治行动，以推行乐善好施的理念和实践，例如为无证移民或侨民提供支持。我知道，在不止一种情况下，我所接受的天主教教育依然发挥着作用。

安妮·埃尔诺：我也认为，一些社会与政治行动的根源是转变原本被作为纯粹福音灌输的价值观。就我自己而言，我无法掩盖我在文学中注入了“拯救”的观念，即人生在世必须自我拯救。而且我要明确指出，是在不相信有来世的情况下。我还在写作中融入了关于分享和奉献的价值观念。不过，天主教所遗留的影响中还包括性罪恶感、七岁时因承认“单独或与他人一起做坏事”而（根据教义术语）被预示要下地狱、对女孩贞洁的执念，等等。

“我在写作时觉得自己置身事外，就像是另一个人。这或许是一种存在于世界的方式。”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是的。但你能够将性罪恶感转变为讲述幸福或不幸的性经历，而我却对自己的性生活闭口不谈，这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同样地，相比于我成长的家庭，我在我的书中所选择的家庭只扮演次要角色，而我本该在这一点上多着些笔墨。读者们写信批评我：“你对自己的描述不足。”我本可以分析同一社会阶层的婚姻对孩子父亲的家庭和我自己的家庭的影响、夫妻生活和共同生活的体验、婚姻破裂时的紧张关系等。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我本该这样做，因为“私人”世界的构建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我说过，我进行了自我审查。我只是指出问题，并没有展开。在我这本书的逻辑架构中，我只保留了让我的孩子成为“继承人”的过程，这与布尔迪厄的观点相一致。强调我的阶级迁移遮蔽了我生活中的某些敏感面。如果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介绍这些从个人角度来说成本会很高，而对它们进行分析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具有风险。我意识到了这一缺陷，所以这并不是否认，而是我无法脱离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和可预见的来自同行的评判。对他们来说，任何像自传的东西都意味着承认自己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已江郎才尽。我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在于各自学科背景和视角的影响。你用一本又一本书铺陈你的人生，叙述当中的故事，而我则将人生经历的不同片段浓缩在一部作品中。我本该转向文学创作，但我没有天赋、胆识和勇气这样做。而安妮，你打破了界限。你说：“我是我自己的民族学家。”在用“我”来表述时，我的社会学写作却似乎有些混乱。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我的写作变得不受控制，抓不住社会学的方向。

安妮·埃尔诺：但是，社会学与哲学一样，甚至比哲学更多地被用来质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布尔迪厄所发起的支配社会学(la sociologie de la domination)尤其如此。但私密关系总是超出社会学的框架，而这是好事。你的书中有许多章节脱离了社会学的范畴。又或者说，这个框架是看不见的。当你描述自己的童年时光、家庭环境、兄弟克劳德、乡村学校时，一切都非常具体化，富有文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阅读你的作品，可以看到一些画面，还有伴随着你的感觉，比如当你探索巴黎、沉浸在工作中，等等。为什么有些女性（我也是其中之一）在你的书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是因为你让我们置身于与家庭生活、中学、大学等具体情境相关的情感和感觉之中。

我从不惧怕写私密关系，因为我在写作时觉得自己置身事外，就像是另一个人。这或许是一种存在于世界的方式。人们无法想象有什么比爱的激情更私密，但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完全有能力把每一个时刻分开，甚至能够把我的所思所想看作事物。把一切都看作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