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和它的六根支柱

楚文化，严格地说来，是楚国楚人的文化。

以前，囿于地上的文献，昧于地下的文物，学术界对楚国的文化成就不免低估。及至地下的楚文物络绎出土，学术界对楚文化才由一无所知到略有所知，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于是，有关人士多数认为楚文化形成于春秋中期。然而，事态的发展往往出乎意料。1993年，从山西的天马—曲村遗址北赵64号墓即晋侯邦父墓中，出土了8件楚公逆编钟，年代为西周末期，其铭文为“佳（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氒（厥）先高且（祖）考夫（敷）壬（任）四方首楚公逆出求氒（厥）用祀四方首休多勤钦融内（纳）飨赤金九迈（万）钧楚公逆用自作和齐锡（盪）钟百肆楚公逆其迈（万）年寿用保氒（厥）大邦永宝”。晋侯邦父所用的编钟居然是楚公逆所赠的，可见，西周末期的楚国，至少在青铜铸造工艺方面已经不在晋国之下了。这套编钟是甬钟，已有专家正确指出，甬钟是由江南的铜铙演变而来的，因而，这套编钟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同期同类的编钟颇有相异之处，带着鲜明的楚文化特色和越文化特色。这套编钟促使我们修正先前的判断：楚文化形成的年代应不晚于西周末期。

西周中期以前的楚国公族，非夏非夷，被诸夏认为与群蛮同类，被群蛮认为与诸夏等列，像西方寓言中的蝙蝠，被兽类视同鸟类，被鸟类视同兽类。西周中期后段的楚公在自作的铜器上镌刻的铭文简短而稚拙，表明楚国公族对诸夏的语言文字还不大熟悉。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楚国公族，亦夏亦夷，平时对群蛮以夏自居，有时对诸夏以蛮自称。在铜器上，开始有内容较繁、字数较多的铭文了。这时的楚人，正在逐渐地熔夷夏文化于一炉而冶之。及至春秋中期，祝融遗裔和三苗遗裔大体上同化了，他们和诸夏则基本上认同了。从这时起，自成一体而且别具一格的楚文化就成为南方的华夏文化了。

说楚文化属于华夏文化的范畴，这有充分的证据。

一是：“楚言”与“夏言”只有方言的差异了，楚人与诸夏可以通话了。楚人所用的文字就是诸夏所用的文字，但笔画和书体有楚地的特色。楚辞虽在战国诗苑中一枝独秀，但其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与“夏言”大同小异。

二是：楚国民间通用夏历。

三是：楚人引经据典，赋诗断章，几乎扫数出自中原的文献，这在《左传》中屡见不鲜。

四是：楚制与周制同多异少。

此外，还有若干证据，但无须枚举了。

当然不能把楚文化与周文化等量齐观，它们各有独到的成就，各有独具的风格。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与周文化的二元耦合，假如说得稍微详细一些，那就是：就方位而言，南楚北周；就流域而言，南江北河；就代表性的始祖而言，南炎北黄；就象征性的灵物而言，南凤北龙；就学术的主流而言，南道北儒；就诗歌的典范而言，南《骚》北《诗》；就文化风格而言，南奇北正。因之，对当时华夏文化的正确认识应该是：楚周同位，江河竞流，炎黄并尊，凤龙齐舞，道儒互补，《骚》《诗》争妍，奇正相合。华夏文化源远流长的秘密，就在这二元耦合的优越格局之中。

楚文化有六个要素：其一，是青铜冶铸工艺；其二，是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是髹漆工艺；其四，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其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是美术和乐舞。假使可以把六个要素比作六根支柱，那么，楚文化的美轮美奂的高堂邃宇，正是凭借着它的六根支柱营造成功的。

本文节选自《楚文化十五讲》第四讲，作者张正明、刘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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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十五讲》| 张正明 刘玉堂 著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五辑，包括夷夏交融的根脉、博大精深的内涵、斑驳陆离的信俗、惊采绝艳的艺术、薪尽火传的精神，共十五篇文章，分别从楚文化的源流、本质、表征、载体，以及对当代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论述，进而突出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作者从史实出发，充分吸收历史学、考古学、方志学、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为读者呈现楚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璀璨夺目的风采。

作者简介：

张正明（1928-2006），中国现代楚学研究体系的重要奠基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专业，长期从事民族史与楚文化研究。1981年调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创办楚文化研究所。2002年受聘于华中师范大学，任楚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楚文化史》《契丹史略》《秦与楚》等开创性著作。

刘玉堂，历史学博士，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和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湖北省政府文史馆国学院院长，著有《楚国经济史》《楚国水利研究》《法史问津》等。今天，我也在灶台上放了一本书

图文编辑 小 乐

责任编辑 夏 萍

审　　核 谈 骁

原标题：《楚文化和它的六根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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