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用温暖的光照亮他人

生活里，每当看见有人手握权力肆意刁难他人时，心底总会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痛苦。那痛苦不是凭空而生的情绪，而是深深扎根在童年贫瘠的岁月里，是刻在骨子里的旧伤痕，是每每想起便会狠狠揪紧心脏的画面。那些藏在贫困与卑微里的委屈、无助与心酸，我从不敢轻易碰触。

我的家乡在准格尔旗的偏远山村，村子离最近的集镇足足有15公里，去往集镇的路，要途经一条大河，弯弯绕绕需要蹚过七回才能到达。当时还没上小学，是计划经济的年代，有两年秋天跟着父亲去乡粮站卖公粮任务的经历，成了我童年里最压抑、最难忘的烙印之一。粮站的负责人，他在我们眼里是吃公家饭的领导。他手里攥着一根食指粗细、一头尖尖带槽的铁棍，总是狠狠地、肆无忌惮地直直扎进鼓鼓的粮袋，动作蛮横又粗暴，眼神里满是刻意的挑剔。然后只是随意扫一眼铁棍上的粮食，便冷漠地报出一个很低的等级，那一句轻飘飘的定级，直接否定了一家人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的全部收成，也注定了这份收成只能换来少得可怜的收入。每当这时，平日里硬朗的父亲总会放下所有的尊严。他弯着腰凑上前，用满是乞求的眼神望着这个当官的，语气卑微又诚恳，一遍遍说能不能把粮食等级定高一些。可那些卑微的恳求，在粮站领导手握的权力面前，轻得像一粒尘埃，风一吹就散了。这个领导连眼皮都不抬，半个字都不屑回应，只是满脸不耐烦地厉声催着父亲赶紧开好票据离开，免得影响到其他卖粮的人。那副居高临下、冷漠傲慢的模样，像一把钝刀子，一点点割着父亲的尊严，也在我年幼的心上划下了深深的伤口。那时的我，不懂粮食等级的差别，不太明白钱对一个家庭的分量。我只心疼父亲眼底藏不住的无助，也特别心疼那些被铁棍扎得千疮百孔的粮袋。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那些尼龙袋是家里的珍贵物件，秋天用来装土豆和辛苦一年收获的各种豆类杂粮，总是破了就补，补了再用，一个个袋子上，全是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补丁。每年秋天的很多个夜晚，妈妈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一针一线细细缝补袋子的破洞，昏黄的灯光把她瘦弱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些针脚里，缝进去的是一家人的节俭，是日子的艰难。

小学三年级时，妹妹出生了，已经有我和弟弟两个孩子的家庭，在那个计划生育政策是基本国策的年代，妹妹是超生的。所以，伴随着妹妹出生，旗里和乡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会时常突然到家里来要超生罚款，当时有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社会抚养费”。有一年寒冬，两名工作人员再次上门，不依不饶之下，要走了家里仅有的15元钱——那是我和弟弟明年开春的全部学费。临走时，他俩连哄带骗又拎走了家里仅有的两只猪蹄，腆着傲慢的肚子，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还有一年冬天，村里突然通知，我们家可以去乡政府领救济粮。那一点点救济，当时感觉是黑暗日子里突然照进来的微光和快乐。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父亲赶着破旧的骡车天没亮就出发了，一整天我和弟弟妹妹少有的开心快乐，是盼着父亲领到救济粮。傍晚时，父亲赶着空车疲惫地回来了。原来，当父亲满怀期待赶到乡政府，却被叉着腰的乡书记一顿厉声训斥，说“超生户没有资格领救济粮”，只能无奈地白白走了30公里路饿着肚子返回了家。当时那种感觉、那种滋味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永远无法感同身受。

时光匆匆流转，多年后我到一个单位工作，当年那个拿走学费和猪蹄的其中一位工作人员也恰好在这个单位工作，眼看就要到退休的年纪。有一天他找到我，满脸堆笑，语气恳切，想让我帮忙解决他职称待遇上遇到的难题。他早已彻底忘记，当年拿走15元学费和两只猪蹄时，角落里站着三个怯生生的孩子。或许他当时根本就没有看见。

他开口求助的那一刻，我始终不敢抬头看他。我怕想起罚款后妈妈无奈落泪的样子，我怕自己会控制不住情绪断然拒绝他。因为我心里清楚，他不过是当年的执行人员，不能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他一个人身上。可那些刻在骨子里、挥之不去的伤痛，我们又该去责怪谁呢？是愚昧认知？还是人性里藏不住的冷漠与傲慢？我强忍着不适和尘封的伤痛，还是认真帮他解决了问题，让他能顺顺利利、心满意足地退休。看着他满脸的感激，我没有半分快感，只有满心的怅然。

人经历过的苦难与不公，有时很容易滋生怨恨。当然也有更好的选择，就是把这些苦难的经历转化成心底的悲悯，去体谅那些生活底层者的无助与艰难。或许我们没办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要努力守住心底的善良与温柔，把自己活成一道光。不必耀眼夺目，只要足够温暖，努力去照亮那些和当年的我们一样身处黑暗、渴望微光的人。这，便是对过往最好的释怀，也是对苦难最温柔、最有力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