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平凡人生中刻录的……时代风云与历史真相

《从学徒到学者》，袁征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袁征教授的散文集《从学徒到学者》在出版前我就看了电子文稿，然后给出版社写了一段简短的推荐语：“这是本优秀的散文集。一位知名学者用平实而又幽默的语言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也讲述了治学中的所思所感。在他成长的年轮中刻录着时代风云与历史的细节，可以体悟到正是平凡人生中的人来人往、酸甜苦辣记录着历史的体温与真相。相信不少读者在掩卷之后，也会有记下自己经历的冲动。历史就应该是这样写成的。”（见该书封底）拿到书后再次翻阅，仍然感慨于时代风云中的平凡人生所蕴藏的记忆与曾经有过的思考是何等珍贵。我说“历史就应该是这样写成的”，的确是我这个历史系老学生最深的感触。

作者在“前言”的开头用几句话就讲清楚了“从学徒到学者”的经历：“我出生在大学校园。这不值得吹嘘。人之初，一团肉，生在哪里都不是自己的本事。不到十七岁，我进工厂当学徒，在当时算特别幸运。后来我拿着工人的工资在市政府做事，叫‘以工代干’。高考恢复后，我又带着工资上大学。现在，我是高校教师。”（第1页）很简洁的开场白，并不曲折复杂的人生道路，很多同代人即便没有他那么幸运，大的路径也都差不多。我一看到他说带着工资上大学的时候，就想到当知青与当工人的区别——我在1978年初入学的时候，什么也没得带；但很快就知道同样是知青，来自国营农场的就能带工资。当年下乡的时候，农场知青每月发工资，多少是一回事。我插队的生产队很穷，一年到头除了分得一份口粮，一分钱也没有。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当年是去农场还是去插队也不由自己选择，但是插队知青总觉得比去农场好，就因为管得没有那么严，相对自由一些。好在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说插队知青下乡那几年也计算连续工龄，才感到有点补偿。

因此，读这本文集中的许多文章，首先感到的是一种难以准确描述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因为我们不仅是同龄人——小袁老师（我们习惯称他父亲袁伟时先生是袁老师，因此私下或以“小袁老师”示区别）是1972年高中毕业的，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而且都是广州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所经历、耳闻的事情很多是共同的时代记忆。因此，读这些文章首先的体验就是钩寻、验证和补充个人记忆。这是在所有阅读体验中最贴心的那种感受，你不是仅仅在读别人的书，同时也是在读你自己记忆中的还没有成书的那些章节。有些经历是惊人相同，但由于命运的偶然性又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刚才说到他是1972年高中毕业的，他说那一年广州的毕业分配政策突然改变了，长子、长女可以留城分配而不用到农村当农民，“我们开心死了”。然后他就进工厂当了工人。到我高中毕业那年也是延续这个政策，作为长子我也当然留城等待分配。但是等了快一年还迟迟没有分配的消息，最后突然说我的去向改变了，要到农村当知青，当时真的气疯了。父亲更是坐立不安，托人去分配办询问，说是根据就业情况的需要总是会有调整，我就是这样“被调整”了。最好只好乖乖地去从化山区插队落户，因为那时如果赖在家里不去，不但父亲在单位里要承受压力，连街道居委会也会上门来“做工作”。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这种所谓的调整就是有一批人虽然不是长子、长女，却通过走后门留在城里，那么自然有一批人要被“调整”。这就是“文革”后期已经泛滥的“走后门”浪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溅到我的身上就改变了我的人生。

其实，刚看到“从学徒到学者”这个书名的时候，头脑里马上想起的就是几十年前看过的那部电影《从奴隶到将军》（杨在葆、张金玲等主演，1979年上映）——不知道我的同龄人是否也会马上有这样的联想。“从奴隶到将军”成为那时的流行语，与主流宣传的那种“找到正确道路”的说辞不同，似乎是人生的励志金句。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妥的是那种以地位上升作为奋斗人生目标的意识，不过在刚冲破固化的集体压抑、允许个人奋斗的时代思潮中，这种奋斗励志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补偿。但是其实，茫茫人海之中，在任何时代恐怕大多数人的人生都是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哪里都能“从XX到XX”？那么，难道那些从来没有升迁变化的人生就是没有意义、不值得过的人生吗？因此，我不知道小袁老师对此是否有过思考甚至某种不适感？就我自己来说，我和作者属于同时代人，有大体相同的经历，区别是高中毕业后他进了工厂我去了农村，但是我不会说自己是“从知青到学者”。不过这真的无所谓啦，因为既然是真实的人生经历，这是一种真实的描述，更何况这也是对阅读传播有利的话语策略。最近的舆情中，从学徒到冠军成为流量收割的最大利器，逆袭成功的励志感对于无数奋斗中的年轻人或许是有作用的。

写到这里，刚好看到法国社会学家、著名知识分子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仍强烈渴望维持将我出身的工人阶级与我抵达的知识分子圈子隔开的那段距离”，选自他的《社会作为判决：阶级、身份、轨迹》（La sociétécomme verdict: Classes，identités，trajectoires，陆一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4月）。他说：“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仍强烈渴望维持在我的生活中早已建立起来的、将我出身的工人阶级与我抵达的知识分子圈子隔开的那段距离。”从字面上看，这正是从“学徒”到“学者”的那段距离，所谓维持这段距离，意思应该是不希望自己遗忘和背叛在过去这段距离中有过的体验、情感和认知。几年前我读过他的回忆录《回归故里》（Retour à Reims，2009；王献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写的是人生经历，书里书外都是情感与理性、阶级与社会、压迫与反抗的滔滔巨浪。他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兰斯，重新思考阶级出身、成长环境、教育体系和社会固化等社会学研究的议题。故里是他曾极力逃离的地方，是他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那里的一切曾经是他人生经历中的反面教材。但是当他重回故乡，发现那个故乡依然构成他的精神内核；当他终于回到家看望母亲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实现和解。关于成长与身份的问题，他从自己与哥哥的关系中看到一种最令人扎心的真相：他从小和哥哥一起长大，但是在后来一直没有回去看过哥哥。后来他哥哥因为常年的搬运工作而伤了身体，在比利时靠着社会救助生活。他直接引用约翰·埃德迦·韦德曼（John Edgar Wideman）说的一句话来描述对于哥哥的感受：“我通过我们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自己获得的成就。”他认为没有更好的形容了，他哥哥默默地成为了他的人生参照系（《回归故里》，76页）。

迪迪埃·埃里蓬著《回归故里》

对此我深有感慨。我想对于所有能够以“从XX到XX”来概括自己一段人生的人来说，如果完全没有在心底里感受过和思考过在那种距离感和参照感背后的残酷真相，那很难说是一个好人。因为除了个人的天赋、努力和命运的眷顾之外，在那段距离中肯定有过关心过、扶持过你的人，但是他（她）们中的大多数在人生中都是默默地停留在原来的位置，无论是否认同自我的人生，只要想到冥冥之中还要成为曾经的同行者书写成功故事的参照系，那种心情应该不好受。因此有或者没有这种感受与思考就是人生回忆录中的一面镜子，照出的是真实的灵魂。袁征在书中所写的很多人和事，可以让人感到作者内心的那种善良与温情还没有被扭曲。写“我的哑巴朋友”，他说在重逢、告别之后他想了很多，“我感激颂和，他让我看到聋哑人世界的一角”；他要追问的是：“许多聋哑人特别朴实，特别善良。他们很安分，要求非常少。……为什么不能多得一些补贴？政府应该多为我们自己的残疾同胞着想。”（14页）“应该多为我们自己的残疾同胞着想”，这句话可圈可点，同时也让人泪目。

应该注意到的是，袁征在谈到过去经历中的人和事的时候，在情感和价值观上的冲突虽然不像埃里蓬那样强烈——埃里蓬坦率地承认在他的精神成长中充满了逃离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渴望，同时又表示自己永远也无法在情感上认同他已经进入的那个圈子的价值观——但是那种内心的感受是同样有的。别以为他会盲目地、廉价地在回忆叙事中赞颂什么，他如实地写出底层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比如他一到广州橡胶一厂——一间国营大厂——报到的时候，就知道炼胶的一车间是最苦最累、浑身上下最黑的车间，最好的是机修车间，大家都求老天爷保佑“别分到最可怕的岗位”（49页）。这是最真实的逃离本能，在那个年代中又是对某种观念的自发性解构。这种体验我当然也有过。虽然没有当过工人，但是在中学时候经常要去工厂“学工”，在“劳动光荣”“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金光标语之下，我们看到的却是工人师傅们的另外一种物质生存与精神世界。更不用说我们的很多小伙伴就是来自工人家庭，太知道即便在同一间工厂中仍然存在的身份鸿沟。就像小袁老师讲的那样，橡胶一厂属全民所有制，但是新来的工人却差不多全是集体所有制，发的是疙疙瘩瘩的混纺工作服，而全民制工人穿的是平整的棉布工作服，工资也不一样（50-51页）。这就是真实的微观史，恐怕在大部头工业史、工人史的著述中是难以被记录下来的。几十年之后，当年的工友大聚会，有人在视频录像中加了“青春无悔”的解说词，小袁老师不能接受，要起草的工友把它删了。是的，“我们的青年时代怎么能‘无悔’呢？不管当时咱们活得好不好，都是别人决定的，自己无法选择。如果我们还不把这当一回事，那就是傻了”（51页）。对当年下乡当知青的我来说，更是不能同意说什么“青春无悔”，对于无法选择的、被迫经受的命运，痛苦的磨炼绝不是赞美的理由。

在“以工代干”这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一件灾难事件，当年震惊广州全城人。1975年8月4日凌晨，往返广州-肇庆的两艘红星客轮在珠江相撞沉没，最后统计的死难者人数共四百三十二人，是1949年以后中国最严重的航运灾难事件。那时的袁征已经从橡胶一厂调到橡胶工业局宣传科工作，而在这次事故中橡胶七厂有一百零八人遇难，当时是工会和团委组织工人去肇庆活动。那时有各种传言，最多的就是船上乘客如何在睡梦中被惊醒、如何逃生和如何遇难。我的中学老师说有一个乘客在肇庆买了一袋裹蒸粽，挂在自己床头上，轮船相撞的时候就掉到他头上而惊醒，马上逃生。也可能是编造的故事，但是说明当时的官方新闻与小道消息的真实状况。袁征因为具体参与了善后处理工作，他记录的最后安抚办法是这样的：遇难工人的家属、包括非直系亲属可以顶替入厂当工人，还把最低年龄降到十六岁，当时进国营工厂是老百姓的梦想。另外，买了全票的遇难者有一千五百元的赔偿，买了半票的赔七百五十元，无票儿童赔三百五十元。那时国营大厂工人每个月工资四十多块钱，那赔偿是挺大一笔数（61页）。这事故过去半个世纪了，上了年纪的广州人应该还会记得，但是很多细节恐怕都没有进入历史叙事之中。包括小袁老师提到的一个细节：在临时设置的事故善后办公室楼前，每天都停着一辆挂民用牌的黑色奔驰轿车，应该是市领导来坐镇指挥工作（58页）。

作者写他岳父的故事，是很典型的那种新旧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际遇，虽然类似的故事人们听过不少，但是每个人物的微观历史还是各不相同的。他岳父出生在福建，读大学的时候从厦门大学转学到广州中山大学政治系。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大很多教授用粤语讲课，他下课对教授说听不懂粤语，教授一句话就顶回来：“不懂广州话干吗来这里读书。”（270页）1951年冬，全国“三反运动”，他岳父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教务长，负责理工科的“三反”。总务处的齐先生是他的老朋友，在巨大压力下被迫承认有贪污，他岳父负责审判和最后宣判他的有期徒刑，其实都是只能照念台词。后来齐先生刑满释放，被学校开除，前来辞行之际他感到特别难堪，对方不记恨，他却无法原谅自己。1957年反右，他岳父被打成右派。1979年厦大对他作出“有一些言论是错误的，但不是右派言论”因此“给予改正”的结论，他虽然明知这不符合事实，但也不想再计较了。有些朋友不赞成他的沉默，后来他问了厦大统战部，回复说这个决定是群众讨论作出的。直到1983年才正式废除当年的决定，真正恢复名誉。袁征说：“不知道这个瘦小的老人怎么会有那么宽广的胸怀：他起码原谅了大多数伤害过他的人。”（299页）

说到大学教育，袁征教授是真正的专家，在这些文章中当然也少不了这方面的故事，而且是发生在广东的。人们通常认为当年国民党搞“党化教育”最早是1927年蒋介石提出来的，袁征认为不是这样。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随即在它控制的广东各学校大量发展党员、建立国民党分部。7月，广州特别市党部命令教育局的全部人员必须在一个月内加入国民党，所有市立学校的教职员暑假后都要加入，以后教育局和市立学校只聘用党员。9月，广东省政府命令省教育厅的所有人员及管下所有学校的教职员一律要加入国民党。1925年10月中旬，广东大学开设“孙文主义”课程作为全校本科生的必修课，不久省内各高等院校和全省中等、初等学校一律开设三民主义必修课。几个月以后，党化教育的政策随着北伐推向全国。他指出：“从1901到1927年，中国教育越来越自由。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结束了这个趋势，是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性转折。”（336页）还有就是关于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前后发生巨大变化的问题——他参加北伐以后，亲笔写下“确定党化教育，施行于各学校”，他是把党化教育从广东推向全国的重要人物。还有就是郁达夫，他在1926年来到广州，担任广东大学英文系主任。几个月坚决辞职，在日记里说不再来广州这个龌龊腐败的地方了，甚至说“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研究者难以解释郁达夫态度的剧烈变化，袁征知道广东大学是国民党党化教育风暴的中心，于是写了长文《郁达夫在广东大学》，解开了这个谜（336-337页）。这些无疑都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由于从小在中大校园长大，袁征知道不少中山大学教授的轶事传闻，其中有两则关于古文字学家容庚教授的故事颇有意思。容庚先生总是穿白色对襟衫和白裤子，他收集了很多文物。看到广东省博物馆缺点什么，就会把家里的藏品捐出去，但有一个条件：不准宣传。有时他干脆跟博物馆要很少很少的一点钱，就说那些珍奇的古董是卖不是捐，省得政府和报纸表扬，烦人。“文革”的时候他被“红卫兵”小将批斗，当时的小袁读小学，学校停课，因此也到批斗容先生的大会去看热闹。大概是由于他的威望，容先生可以坐在木头椅子上，不像其他被批斗的官员和教师那样必须弓腰站着，低头认罪。台上的红卫兵怒火万丈，痛骂容先生，他却坐着发笑。批斗他的人暴跳如雷：“你笑什么！”老人家平静回答：“我不笑，难道哭吗？”“他学问大，觉得红卫兵的指责太过荒唐。也许他在想，自己没开商店，没开工厂，工资是政府定的，怎么会成了‘资产阶级’？”（129-130页）前一则传闻可以说是老派学人的清高气质使然，后面的情景则是见过世面的淡定，倒不一定是因为学问大和想到“资产阶级”的概念。

关于教育问题，袁征教授写过一部《中国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海天出版社，2009年），特点是教育问题的国情指向性十分明确，虽然作者在论述过程中也大量援引了西方国家的教育事例进行论述；不再重复那些大家都认为正确的观点，而且是站在哲学研究前沿上揭示对教育的真实问题，以哲学思考的原则和方法切入教育的具体问题。比如教师是不是一定要爱学生（学校里真的没有令人讨厌的学生？）、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有多大的自由、政府应不应该资助私立学校等等。这些本来就是教育的最基本和真实的问题，但是当教师的恐怕很少人认真思考过。在目前这本回忆性质的散文集中，也谈到很多教育问题，只不过是在日常教学与生活语境中以更通俗的语言展开论述。

对于时下高校和学界时风，袁征说：“好长时间以来，有一种玩弄权威的风气。有些人讲话写文章，动辄说儒家思想认为如何如何，或者某某理论认为如何如何。但你翻遍了儒家或某某理论的经典，却根本找不到他们说的如何如何。实际上，那些如何如何是他们自己的主意，所谓儒家思想之类不过是他们鼓吹自己想法的工具。广州话里有‘扮鬼吓人’的说法，讲的就是这类把戏。”（363页）讲得很尖锐。更有现实针对性的一段大实话是：“没有专业人员的相互批评，学术研究就失去牵制，让谬误横行。用管民工的办法管大学教师不行。只有资金，没有真诚，没有热情，没有坦率的学术批评，一定不会有像样的学术水平。经不起三个回合的自由追问，那算什么学术？……学校里追求政府项目，追求发表论文的风气太盛，而热爱学术、严格批评的态度稀缺。不少学生也受了影响。……如果这样的风气不改变，给的钱越多，跟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就差得越远。”（109页）这么多年来，类似这些批评的话当然不是只有一两个人说过，但是否起到过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具体论证清楚。

同样是教书的，我对他的很多想法未必都很同意，但都有同感。比如，在“教师节讲大实话”这一篇，他首先说当学生的比老师还辛苦，压力更大。好像说得有道理，但是放在今天的AI时代和教学管理的形式主义泛滥的背景中，可能情况又有了变化。说到教师的生活，他说活得比工人、农民滋润很多，否则的话就会去当环卫工人了，这是实情。关于学生应该听老师的话，他说也许在民主与科学的时代，学生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精神（117页）。这些的确都是大实话。最让我高兴的还是文章最后那段大实话：快到十二点，要下课了，他对学生说：“好了，我得回家洗菜去了。年轻人笑起来，他们好像觉得教授不该洗菜。但我太太也是教授，如果教授都不洗菜，家里吃什么？”（123页）说得太对了，而且钻到心里去，夫人也是教授，但是在家里也是要煮饭的，这就是生活。

在教师节前面有一篇“感谢学生”，也说出我的心里话：“人生是条很长的路，一个人走太孤独，所以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好伴侣。教师是学生的旅伴，学生也是教师的旅伴，相互关系可能好，也可能坏。我希望成为学生的朋友，也希望学生成为我的朋友。”（114-115页）当然有些实话不一定都被人喜欢，比如他说“流行讲法说儿童将来是国家的栋梁。其实一座房子用不了几根栋梁，多数孩子长大了都是默默无闻的砖瓦。并非人人都能大智大勇，但只要诚实善良就值得尊重。”（245-246页）真的是这样。

最后，还是回到平凡人生中的大实话与历史记忆这个大问题。袁征在“后记“中说：“百姓回忆自己怎么过日子，多数是大实话。一个又一个百姓的记录凑起来，就是很真实的历史。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出过很多不得了的事，小民百姓也不能置身其外。我将‘记下后人难以想象的经历’放在封面上，心里想，我只是个普通的教师，不值得注意，但书里的故事可能会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过去的重要时代。……顶好大家都写写自己的见闻，挑些跟时代变化有关的真实故事，写得细致一点，让历史学家和消遣的读者都觉得有趣。要是不用文字记下来，许多很有意思的事以后就永远有人知道了，再强悍的人工智能也没辙。”（370-371页）这也是我在推荐语中说的，“相信不少读者在掩卷之后，也会有记下自己经历的冲动。历史就应该是这样写成的。”那就赶快动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