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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文艺，课业一塌糊涂，他如何从“差生文青”，变成美学大家？

2026-04-17 12:1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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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青时代，那是一粒不起眼的沙，也是一颗珍珠的起点。”

蒋勋最早的文青故事，伴随着母亲讲故事的声音。母亲的声音贯穿了他的整个童年，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文青的种子。

他的写作始于十四岁，初中以后，他突然对文学、绘画、音乐有了无可救药的执迷，大部分时间便用来读小说、画画、唱歌，把学校的课业弄得一塌糊涂。

到大一暑假，他开始写小说，处理当时对生活的质疑与追问，其中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浪漫以及无目的的叛逆。

之后他离开了台湾，远赴法国求学，他把乡愁注入到诗行中，排遣孤独与寂寞。

1973年巴黎求学期间在圣母院前留影

新作《我的文青时代》收录蒋勋创作的小说、散文随笔以及艺术评论等文章，是一部青年蒋勋迈向文学艺术世界的开刃之作。

他写少女的梦，写老兵的叹息，他评林怀民的舞剧，素描克尔凯郭尔、尼采等艺术、哲学家，这些文字足见蒋勋的才气与情思，写满忧伤与彷徨，志气与渴望，闪耀着青春的光辉。

蒋勋不惧回望自己的文青时代，因为四面八方自我的心不抉择去向，这一个个足迹都是为了安排下一个踏实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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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大家分享其中的精彩片段，与蒋勋一起追忆他的“文青时代”。

母亲讲的故事

童年时记忆最深的是母亲讲的故事。

母亲喜欢看戏，读很多演义小说，《封神榜》《七侠五义》等等。她也爱听民间说书，《武松打虎》《白蛇水漫金山》，都是她童年和文青时代听来的。她说：“西安城城门口有说书的瞎子，说武松打虎，一个拳头要打下去，讲了好几天。”

所以，那时代的文青，或蹲或站，在城门口，丢一两个铜板，听一晚上的“水浒”“三国”。

1972年6月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硕士毕业，与母亲合影

聆听来的故事，是声音的记忆。我最早的文青故事，伴随着母亲的声音。声音有抑扬顿挫，有许多激动或平静的呼吸，有叙述一个故事时人的温度。

我现在记得白蛇、许仙在断桥告别，叙述那一段，母亲的声音里有多少白素贞的委屈，有多少对法海的厌恨。

母亲是爱说故事的，她在战乱里东奔西走，其实很受颠簸磨难，然而，她说起故事来，俨然又是那个站在城门口听瞎子说《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文青少女。

人类的古老文明里，好像一开始都是听觉的传唱。还没有文字，所以，《荷马史诗》“特洛伊”的故事是传唱，印度教《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的故事也是传唱，连最早的《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也是传唱。

还没有文字，所以声音可以那么好听。没有文字，所以学会了聆听。也把聆听来的故事，再重复传唱出去。

诗的历史，文学的历史，文明的故事，都靠着口口相传，传唱在山边海域，传唱在大街小巷，传唱在穷乡僻壤。

我在南王部落，卑南的男男女女唱歌都好听。或许是因为部落传统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就是歌声。

一代一代的文青接力，把美丽的故事传唱下去。

我识字以后，学习慢慢阅读。汉字的阅读，需要一点时间，比较累。我还是依赖着母亲的声音，央求她说故事给我听。

小学五年级，我开始独自阅读了，在学校图书馆阅读一本《爱的教育》，内容全忘了。

为什么母亲用声音讲述的故事到现在我都清晰，就在脑中？声音的委婉、跌宕起伏，似乎比视觉文字更让我迷恋。

小学五年级，母亲知道我喜欢听故事，就带我到衡阳路，买了一本《希腊罗马神话集》。

我很喜欢读那本书，读维纳斯从海洋的泡沫里诞生，读宙斯化身成天鹅，爱恋美女丽妲，生下两个天鹅蛋。

那似乎是我阅读形式的文青开始，但是没有母亲的声音，到现在，希腊神话的故事似乎都像默片。

我后来学着用母亲讲《白蛇传》的声音讲伊卡洛斯（Icarus）飞起来的梦想，他是少年，像所有的文青，都梦想飞起来。然而他的羽毛翅翼是用蜂蜡黏合的，愈靠近太阳，蜂蜡融化愈快。羽毛飞散，他从高空坠落，摔死了。

我总觉得伊卡洛斯是第一个摔死的文青，摔死在自己过度的梦想里。

他的翅翼其实无法承载那么沉重的梦想。

强恕高中

初中以后，我就愈来愈偏离正轨教育的航道，走向自己迷恋的文青梦想。在书店站着阅读小说，在数学本子上画人物头像，在日记本上写神经质的诗句。

蒋勋, 《卡夫卡》, 25.5x18cm, 速写纸本

阴郁的文青、叛逆的文青、虚无的文青，瘦削苍白，一头天生鬈发，觉得世界不了解你，没有关系，宁愿一个人躲在孤独角落。文学的世界、美术的世界，有许多同行的伴侣，像暗夜里仰望时的繁星，不管多么遥远，又似乎都近在身边。

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都是自己孤独对话的朋友。

初中毕业落榜，一点也不意外，进入强恕中学，也没有预期在学校里学什么有意义的事。

然而我的判断错了。

强恕高中是一个奇怪的学校，当时校长钮长耀，三年中，升旗典礼，升完旗就解散，竟然没有一天“训话”。

那个年代，学校校长、教官都爱“训话”。常常“训话”一两小时，大太阳底下，一个一个学生昏倒，还是继续“训话”。

“威权”和“训话”关系密切，文青刚好背叛“威权”，也讨厌“训话”。

强恕校长三年升旗典礼都没有“训话”，在岛屿的教育史上，可以记一笔。

强恕高中升学率低，外传是“太保学校”。当时强恕的制服是牛仔布夹克，大红色衬里。强恕也有教官，外号“北西北”，据说是他说话时头偏斜，方向北西北。

“北西北”早上也会在校门口检查学生仪容，男生流行穿喇叭裤，十一寸裤脚，女生流行短裙，露出一截大腿。“北西北”都会训诫，手上拿把剪刀，准备剪不合格的头发。

强恕中学时期留影

但是还好，似乎都是吓唬吓唬学生，女生一进校门都有方法把放长的裙边又从腰际卷起来，外面扎宽皮带，照样露一截大腿。

强恕的女生都漂亮，出了一票“中小学姐”、电影明星。

学校学生不爱读教科书，却有许多社团，翟黑山老师带吉他社，几个摇滚乐团每天练唱。强恕还出了台湾最早的现代舞者崔蓉蓉、原文秀，比云门舞集还早，她们都是高中一毕业就到美国，参加马莎葛兰姆舞团。

强恕三年，美术社、戏剧社、校刊，日子过得忙碌充实，从来不管考试升学。

对我来说，最幸运的是遇到了陈映真老师。他当时叫陈永善，刚从淡江英专毕业，钮校长的夫人是他英文老师，赏识他，让他到强恕任教。大学毕业，二十五岁上下，梳大包头，穿凉鞋，不修边幅。和学生玩成一堆，在校园拿着吉他唱“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强恕中学时期恩师陈永善（映真）老师

永善老师也带戏剧社团，我们都看过他与剧场杂志同人合演的《等待果陀》。

贝克特的戏剧东方出版社看不到，因为永善老师，我的欧洲浪漫主义英雄受苦的文青时代结束了。《剧场》《现代文学》变成我新的读物。开始接触西方现代的存在主义，贝克特、卡夫卡、乔埃斯、吴尔芙、沙特、卡缪……

永善老师教英文，直接让学生用英译本读卡缪的《异乡人》。

蒋勋, 《阿尔贝·卡缪》, 27x24.8cm, 1968, 速写纸本

我应该说，强恕的三年是我快乐的三年，你喜爱的兴趣被肯定了，广播剧全高中第一，我的最早的小说《洛洛的故事》获得台湾省教育厅高中小说比赛首奖。

《洛洛的故事》写一个富家少女，每天由三轮车接送上课。有一天她发现车夫的男孩就是同班最要好的同学。

很简单的故事，文青的时代，我意识到社会阶层差距的痛苦矛盾吗？我想到许久没有见到的“陈俊雄”。

因为小说得了首奖，有一个星期请剧团和校刊的同学吃饭旅游。母亲看到报纸得奖消息，奖金已经花完了。

强恕中学时期参加各项文艺竞赛，屡获佳绩

强恕的学生也爱开舞会，跳“阿哥哥”，跳一半，就有警察来抓。

学校也派我参加各种文艺活动，例如现代诗研习营，地点在中山北路纪念馆。一首新诗很被指导老师痖弦赞赏，此后也常把我的诗送到不同诗刊发表，包括南洋华人的《蕉风》诗刊，让我对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文青有了认识。

世界各地都有文青，像十八岁的韩波（Arthur Rimbaud）写《醉舟》（Le bateau ivre），颠覆巴黎。但是他很快不写诗了。卖军火、流浪在北非，那个年轻的文青韩波，好像从来没有在意自己的诗。

他究竟在意什么？

像初唐盛世，写完《滕王阁序》的王勃，溺水而死。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他们似乎看到了生命离散流转，别人在一千年后记得他的句子，也与他无关。

高中的文青，迷恋上了陈映真文体。

永善老师用笔名陈映真发表的一篇一篇的小说，真正成为我文青时代最大的感动力量：《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一绿色之候鸟》《累累》《哦，苏珊娜》等等。

至今我还有偏见，觉得不读《我的弟弟康雄》，是不配做文青的。

至今难以忘怀，陈映真那些文字优美的篇章，台湾文学史上最深情且富有沉思的诗意语言，如何让我知道岛屿最寂寞孤独也最深沉博大的心灵，可能一直被遗忘着……没有人了解他伟大又空想的乌托邦，美丽又虚无，也可能是岛屿一代一代文青对抗媚俗、腐败最好的永恒救赎。

所以，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是绝对的孤独吗？勇于和整个世界背道而驰，踽踽独行。

我大学时，永善老师被逮捕，因为阅读马克思。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明星咖啡屋。七年以后，我从巴黎回来，他从绿岛回来，也约在明星咖啡屋。我跟他说：“因为永善老师，我读了马克思。”

他苦笑着摸着刚出狱的光头说：“是吗？”

他始终批判跨国资本主义，向往一个可能有时也让他犹疑的理想社会，始终和“当权者”划清界限，从不软弱，也从不妥协。

永善先生的声音是我听过的岛屿上最美丽的声音，从日据时代的基督教福音传统而来，深沉宽厚。他的声音让我知道岛屿应当如何珍惜，最美丽的福音书，最美丽的日文翻译的契诃夫，奇妙融汇成独一无二的“陈映真文体”。

有一次我说：“老师声音真好听。”

他笑一笑，透露了可能从来不为人知的秘密：

“十八岁，在莺歌镇，爸爸是牧师，要主持主日布道。有一次他生病，我上圣坛代替他讲道。”永善老师有点腼腆地说,“镇上的士绅好几家来为女儿提亲……呵呵。”

毕业的时候我是感伤的，觉得要离开一个永远会怀念的校园，一个永远会怀念的老师。

站在走廊下，永善老师为我的纪念册题字，写下八个字：

求真若渴

爱人如己

华冈——文化学院

我果真是和非正规的教育有很深缘分。强恕之后，觉得就去当兵吧，然后，或者口袋里插一本诗集去天涯海角流浪。大学填志愿，没有当一回事，胡乱填了几个。强恕的毕业生，看到别的学校学生战战兢兢填一百个志愿，都要笑死。

想到《红楼梦》里少年宝玉最厌烦他父亲那帮子做官读书人，一脑子名利，伪善做作，文青的宝玉给那帮人取了外号“禄蠹”——官场的蛀虫。

贾宝玉是典型文青，三百年前，他就不屑那一批为名利读书的“禄蠹”。

和整个主流社会背道而行，没有这样见识和气魄，也不配做文青，至少愧对三百年前文青的贾宝玉。

我胡乱填的志愿里有一个“文化学院戏剧系”，不知为什么填了这个系，大概当时读了萨特的剧本《无路可通》（Huis Clos），讲一个人到了地狱，他不觉得是地狱，身旁的人读报纸、喝咖啡、扯淡、是非八卦⋯⋯他终于领悟到原来地狱就是我们的日常，你厌烦的日常，你不想听的八卦，无意义的生活，日复一日，永无止境。

好可怕啊，如果地狱就是我们的现在，无休无止……

这个人拿起水果刀刺向自己，一次两次。但是不死，不痛，旁边的人冷笑：“你已经死了，还要做什么？”

活着，无异于死亡，原来戏剧是可以这样使人震撼的。

那个奇怪的念头让我误打误撞进了文化学院，一所刚成立的大学，位置在阳明山上的华冈。

蒋介石时代，阳明山是禁区。禁区一直到阳明书屋，整座阳明山不可能有闲杂人等，当然也不可能设立学校。

一九六三年，台北退休的“教育部部长”张其昀，说服了当局，在“禁区”设立台湾“中国文化学院”。

张其昀是蒋的心腹，他是北大系统出身，哈佛博士，后来主掌浙江大学。他一直怀念蔡元培带领的北大学风吧。最早的文化学院，由一位与当局关系密切的人规划，却意外成为那时学风最开明自由的大学。

我是文化学院第三届，上华冈的时候，走在云雾缥缈的山仔后，纱帽山飞瀑泉流。

张其昀在那个时代的教育理念，也许比今天还有创意。文化学院有戏剧系，戏剧系有京剧组，聘请二战后最优秀的剧团菁英梁秀娟、杨莲英、孙元坡……任教，他们多是没有正规学历的科班出身，如此被肯定，让台湾的教育有了不同面向的思考。

不只戏剧系，哲学系有印顺法师讲《法相》，有陈鼓应讲《庄子》，有爱新觉罗·毓鋆讲儒家哲学。

法文系胡品清仿佛带着二十世纪初的巴黎魂魄，从《巴黎的忧郁》走出来，永远黑墨镜，白色蕾丝手套，沿着小径走，不看人。哲学系又像学生又像流浪者的陈平，时时传来她自杀的消息。不多久，去了西班牙，用笔名“三毛”写《撒哈拉的故事》。

那是另一个我感谢的校园，新闻系的学长高信疆编《华冈青年》，常找我聊天，和几位同学创办“大地诗社”。

我开始一篇一篇发表自己的文青创作：《希望我能有条船》《劳伯伯的畜牧事业》，嘲讽正规教育，渴望出走流浪。

不知道为什么苦闷的年代，知道永善老师被逮捕了。媒体上看不到任何消息。

我读着卡夫卡的《审判》《蜕变》，隐约感觉到恐怖荒谬。我读着齐克果、尼采，画他们的头像，用胶带粘贴在书桌前，像是可以倾吐心事的朋友。

那些头像随岁月碎散了，丢进垃圾桶。剩下少数几张，五十多年后，斑驳漫漶，文青时代，再见面，啼笑皆非。

我一九六九年从史学系毕业，感谢“上古史”赵铁寒老师，感谢“目录学”杨家骆老师，感谢“西洋史”黎东方老师，感谢“秦汉史”傅乐成老师，让我有了基础的史观。

杨家骆老师没有书，没有笔记，上课时坐着，像一尊佛，“经”“史”“子”“集”，一一道来，学生连抄笔记都来不及。他说，家里在扬州或南京管《四库全书》，从小家族晚辈就要负责晒书，晒书时一页一页翻。那么大一部百科全书，几年晒完一遍，再从头翻。他的“目录学”是这样一辈子的修行，像AI智慧，一部《四库全书》都在脑中。

遇到这样的老师，是福气，知道什么叫作“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