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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蜜月方案：各自出发，塔城见

2026-04-22 12:5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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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社交媒体上，背起行囊、独自出发已成为都市青年们去班味的最佳选择，只需一台有网络的手机，支付、翻译、寻路似乎都变得便捷且安全。

但你可曾想过，在近百年前，在那个没有现代通信、交通网络支离破碎，甚至连女性独自出门都可能被视为“疯狂”的时代，一位女性独自穿越西伯利亚的雪原去赴一场特殊的蜜月之旅，需要怎样的底气？

“男人周游世界，书写他们的冒险经历；而作为一名女性，在一个白人女性很少涉足，甚至从未出现过的土地上，我的兴趣、经历和感受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去塔城：我们西域之行》

[美]埃莉诺·拉铁摩尔著|张婧易译

翻开《去塔城：我们的西域之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作者埃莉诺·拉铁摩尔在序言中的这句话。这不是一句挑战的宣言，而是一份温和的陈述，一种平静的自信。它定下了全书的基调：这不是关于征服与苦难的史诗，而是一位女性，带着她乐观又温柔的独特视角走进一片广袤土地的故事。

一、17天穿越风雪的雪橇之旅

1927年2月，一位女性“满怀欣喜和紧张的心情”独自出发了，开启了一场截然不同的蜜月之旅——她的计划浪漫而大胆：与新婚的丈夫、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约定，分别从北京和蒙古出发，在遥远的中亚边境小城塔城会合，以此作为他们的蜜月。然后事情往往没有想象中顺利，因为当时的种种政治因素，他们没能在原设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相聚，欧文因为签证的缘故被滞留在边境的另一边。联系不上丈夫且面临签证过期的埃莉诺，有两个选择：回北京，或者继续前往塔城——那个最终的汇合目的地，虽然这意味着她必须一个人穿越零下40多华氏度的西伯利亚。

《去塔城》插画，作者埃莉诺·弗朗西斯·拉铁摩尔（欧文妹妹）

摆在埃莉诺面前的，是西伯利亚无尽的严冬，是完全陌生的土地，且没有即时通信，没有应急方案。她所拥有的，除了必要的行李，便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乐观与近乎天真的勇气。她挤上一架运送火柴箱的简陋雪橇，这群皮肤黝黑，看着像海盗的俄罗斯车夫，热心给她搭了个“窝”，让她感受不到寒冷——把她深深地塞进睡袋里，把她的大靴子、毛皮衣和毛皮大衣铺在上面，又用毛皮和帆布把她盖得严严实实。

然而寒冷并不是最大的困难，400英里的雪原，没有火车、没有公路，只有缓慢的雪橇以及笨拙还有自己“个性”的倔强小马，还有可能遇上打劫的土匪。为了赶时间，埃莉诺和车夫们得凌晨3点出发，一路克服恶劣的天气和糟糕的道路状况。这位冒险者没有抱怨、没有沮丧，反而有时间去欣赏白雪皑皑的高原，用蹩脚的中文和俄语与不同人交流。

正如埃莉诺在书信中所写，“在这趟饱受脏乱与不适之扰的旅途中，我获得了一种奇特的乐趣。虽然糟糕得可笑，但值得称道。这段旅途实实在在、充满人性的光辉。相信我，我再也不会畏惧其他事情了。”

二、彩虹的尽头站着一位胡子拉碴的男人

“欧文从街角处走来——塔城到了。”

一个月的风雪、颠簸、冻伤与孤寂，在那一刻化为一个具体的形象：一个胡子拉碴、满面风霜的男人，站在塔城边陲泥泞的街角。埃莉诺在书中这样描述重逢——没有戏剧性的拥抱与泪水，只有一句朴素的陈述，和一个终于落地的终点。

拉铁摩尔夫妇

塔城对于埃莉诺来说从地图上的一个点，变成了一个目的地，彩虹的尽头，从此有了温度、气味与声响。它是在“豪华汉人旅馆”里，那位身份复杂的天津经理递上的一杯热茶，也是道尹骑马前来拜访时，随从们身上皮革与尘土混合的气息，还是滞留在那的俄罗斯博古斯拉夫斯基太太，一边孜孜不倦询问埃莉诺她的衣服是否“时兴”，一边为他们张罗“给新婚夫妇的惊喜”时，那种格格不入又异常真挚的热情。

蜜月，在分别跨越半个亚洲后才真正开始。欧文蓄起了他在蒙古草原上认为“极具魅力”的红胡子，他们的中国仆人摩西——这位历经义和团、南非矿场，最终选择跟随他们的奇人——成了这个小团队最坚实的纽带。塔城的生活是喧闹的集市、听不懂的维吾尔语叫卖、深夜茶馆里的昏暗灯光，以及一种奇异的安定感：两个来自现代都市的灵魂，暂时搁置了时间，坠入了一个由驿道、驼队与多语种构成的古老节拍里。

然而，塔城仍是驿站。当行李重新打包，马匹备好鞍鞯，更广阔的西域在呼唤。他们的旅程向着天山深处、向着绿洲与沙漠延伸。

三、她看见的，是“史诗”忽略的

如果男性的探险叙事热衷于勾勒地图、标注路线、记录资源与战略要地，那么埃莉诺的笔触，则始终对准了地图上那些被忽略的坐标：人。

在偏僻的伊宁某个督军的宴会上，她遇见一位刚从巴黎留学归来的蒙古族公主。这位短发、穿沾满旅尘的洋装，且说着一口流利法语和美式英语的年轻女子，让老派的地方官无所适从，但她的身份却让周围的族人纷纷前来行礼。公主与拉铁摩尔夫妇相谈甚欢，她是个“叛逆”少女，在巴黎留学不是唯一的目的，不知是否是为了反抗王族联姻，她与一名巴黎人订婚。传统与现代的灵魂，在一个人身上轻盈共存——这是埃莉诺捕捉到的，时代褶皱里一个微小的奇迹。

在吐鲁番葡萄沟的藤蔓下，她与东道主们席地而坐。一位胖胖的维吾尔族老人认真地问欧文：“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羊发出的叫声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人说的话却都不同呢？”旅途的哲学，有时就藏在天真的提问里。甚至，她的观察带着一份清醒的反思。当她享有官派护卫的“保护”时，她意识到沿途哈萨克人的“热情款待”，也许并非自愿，而是权力之下的无奈。这份超越自身旅行者身份的体察，让她的记录拥有了沉静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