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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一种处境｜看见在职母亲的双重生活

2026-04-21 12:5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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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上6点起床，给孩子做早餐、送上学，然后匆匆赶去公司；

她在会议室里雷厉风行，却在午休时偷偷刷育儿论坛；

她晚上加班回家，还要哄睡、洗衣服、准备第二天的便当…… 

她是“职场妈妈”，一个被赞“独立”，也被说“亏欠孩子”的群体。

当社会高喊“女性可以拥有一切”时，她们发现失去的永远比得到的多。

剑桥大学历史学家海伦·麦卡锡撰写的《在职母亲的双重困境》（Double Lives）简体中文版首度出版，现已正式上市。作者系统梳理了英国“在职母亲”的历史，追溯了这一身份的建构历程，以及其得到普遍承认的历史。

《在职母亲的双重困境》，海伦·麦卡锡著，黄瑶译，活字文化策划，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26年3月

在策划本书时，我们深受书中一个观点的触动：女性在职场与家庭间的“双重生活”，往往是在一种“进步主义”的幻觉中展开的。书中大量纺织女工、战时秘书及职业女性的口述史料，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

今天的职场妈妈，拥有了法律保障的产假、弹性工作制，甚至还有育儿津贴。但与此同时，性别收入差距、职场性骚扰、怀孕歧视、天价托儿服务，依然像看不见的墙，挤压着她们的空间。当社会鼓励女性“向前一步”时，是否也在默认——家务与育儿依然是她的天职？

那些被消耗的健康、被牺牲的睡眠、被压抑的愧疚感，以及并不轻松的职场拼杀履历，往往被“独立女性”的光环所掩盖。麦卡锡用上百位母亲的口述，撕开了这层光环。她告诉我们：在职母亲的价值，不应只在她们能赚多少钱、升到什么职位，而在于她们如何在两重挤压中，依然努力活出自己。

“双重困境”本身足够复杂，为了让更多真实的女性经验被看见，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新书《在职母亲的双重困境》的前言。

她的首要职责是对谁负责？是自己还是下一代？我们认为，她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职责是对她自己负责。完成这些职责后，她才能履行对下一代的职责。

——《自由女性》(The Freewoman)，1912年

本书讨论的主要对象是为赚钱而工作的母亲：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她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何想法与感言？其他人对她们又有何看法与感想？这不是一部女性通史，因为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母亲，也不是所有的母亲都要为了赚钱而工作。尽管如此，故事的核心在于，在英国这样的现代社会中，女性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一个半世纪的追问

母亲上班，是“问题”还是“常态”？

历史中没有什么“典型”生活可言，但女裁缝伊莎贝拉·基里克（Isabella Killick）的故事揭示了19世纪末穷苦工人阶级母亲的挣扎。伊莎贝拉的家住在伦敦东部的迈尔恩德（Mile End）。我们的故事就要从这里开始。19世纪40年代中期，伊莎贝拉出生在与迈尔恩德毗邻的斯特普尼地区（Stepney），少女时期就进入裁缝店当学徒。她嫁给了一个名叫威廉的制锅匠，婚后为了生计继续工作，在家裁剪裤子，同时身为母亲还要照顾三个子女。1885年，威廉病倒，迫使伊莎贝拉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她从早上6点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收入既要支付房租，还要喂饱年幼的子女。但伊莎贝拉自己的日常饮食却严重不足。1888年，她告诉议会委员会，一条鲱鱼和一杯茶就是她的“主食”，“至于肉，我就不指望了。我6个月才能吃上一回肉”。

3年后，威廉的病情恶化，被暂时收治在教区医院。1895年，不幸再度降临，夫妻俩都进入了济贫院——那里是穷困潦倒之人不得已的归宿。1902年，威廉去世后，伊莎贝拉竭力依靠做针线活、家务小时工和打扫卫生为生。1911年，她返回济贫院，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15年退休。就在7年前，自由党政府推出了养老金政策。她之所以退休，可能就是因为她已经有资格领取微薄的养老金。这段退休生活既不漫长也不宁静。1920年，伊莎贝拉去世，享年76岁，离世的地点距离其出生地只有不到两英里的距离。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有400万名女孩和妇女在从事有偿工作。伊莎贝拉·基里克就是其中之一。她们的就业岗位包括工厂女工、家庭佣人、商店店员、办公室文员、农业工人、小本生意经营者、教师、护士、助产士、作家和演员。她们所在的繁忙都市正是大多数英国人如今生活的城镇。她们乘坐有轨电车与火车通勤，在柜台后服务，在办公楼内进出，在医院病房中踱步，擦洗市政大楼的地板。她们也属于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大军，在私宅的地下室和碗碟洗涤室里打扫、做饭，在田间地头耕种，或像伊莎贝拉·基里克一样做着苦工，在自己狭小的住处做着缝缝补补、制作火柴盒、照看小孩或洗衣的工作。

《妇女参政论者》（2015）

这些职业女性中不少都是母亲。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历史学家曾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劳动力组成进行过大致阐释。1901年，英国全境共有13%的已婚女性在从事有偿工作，这还必须加上商铺店主、酒馆老板和农夫家中忙前忙后的妻子，以及从事啤酒花采摘、收成采集等季节性工作的女性。这些人很有可能不会被记录在十年一次的统计数据当中。虽说并非每个忙碌的妻子膝下都有子女，但她们大多数都已身为人母。由于还有数量不详的未婚妈妈要依靠自己的收入为生，在职母亲的队伍还在进一步扩大。我们无法确定19世纪末到底有多少母亲在为赚钱而工作，但毫无疑问，“在职母亲”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劳动力市场中一个由来已久的特征，也是成千上万英国女性的日常现实。

但这并不是一种社会常态。在各个阶层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理想都是“男主外”的家庭。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主导应该是赚钱养活妻儿的男性工作者，他们通常拥有稳定的技术性工作。但由于收入低、失业、残疾或年老等问题的阻碍，许多男人从未实现过这个愿望，迫使他们的妻子别无选择，只能工作，以求谋生。尽管现实如此，“家庭薪资”（family wage）在英国社会仍旧保有其意识形态影响力。人们认为，父亲有责任养家糊口，从而为男性获得较高薪酬、排斥女性从事技术性职业、限制已婚女性从业提供了正当理由。就连社会福利政策都认定，男性拥有法定的受抚养人，女性则没有。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基本上也是围绕性别差异构建的，只有少数几个孤独的声音从在职母亲的人生中看到了女性除婚姻、生育之外也有经济独立的生活模式。相反，人们认为在职母亲正是造成男性失业、婴儿死亡率高居不下、收入低且损害健康的劳动的罪魁祸首。对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人来说，母亲打工赚钱是一种警示，表明英国在迈向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职母亲成了家庭与经济混乱的象征，是进步与文明的对立面。

《妇女参政论者》（2015）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英格兰东北部某座小镇的一名34岁的中学教师。2015年，她为“大众观察”写道：“对我来说，工作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对我身边的所有朋友也一样……事实上，我教过的所有女孩都希望自己能够从事某种职业。”回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童年生活，这名教师表示，“某人的妈妈工作不工作在当时似乎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她和妹妹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时她们的妈妈就回到了教学岗位。虽然目前还是单身，但她希望自己有天也能成家，并认为在理想的情况下，伴侣双方应该有一方在孩子还小时从事兼职工作，但她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方。她总结道：“我觉得让孩子看到父母都在工作非常重要，这能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上述想法表明，与母亲和有偿工作问题有关的社会惯例在20世纪发生了重大转变。21世纪初，女性占英国劳动力的一半，其中有受抚养子女的母亲的就业率接近三分之二。2018年，这一比例接近四分之三。如今，拥有稳定工作的女性既可以依法享受产假和产假工资，还能申请弹性制的工作时间来照顾子女。一些开明的雇主更进一步，拿出了慷慨的育婴假方案、幼儿园津贴名额、共享工作机会以及支持母亲重返工作岗位的计划。这些法律、政策和措施似乎肯定了那名教师在给“大众观察”项目的信中提出的观点：将照顾子女与有偿工作相结合，已经成为实现女性普遍需求的合理愿望。

“双重困境”是什么？

不是选择太少，而是代价被隐藏

尽管价值观发生了转变，但职场平等仍旧难以实现。不同性别间的收入差距达14%左右，平价的托儿服务难以寻觅，职场上的性别隔离、性骚扰和对怀孕女性的歧视问题仍然普遍存在。态度方面的转变也不是普遍的，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父母在自己工作时雇用他人代为照看子女。人们的态度和做法往往会因阶级、世代、种族和宗教的不同有所区别，从来没有完全可以预测或直截了当的方式加以判断。尽管如此，如今很少有人会像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时那样，把母亲的就业描述为“社会问题”或经济失调的标志。19世纪的观察人士意识到，有些母亲不得不赚钱来保障家庭的基本生计，但他们缺乏恰当的词汇来形容有偿工作在这些女性的生活中可能具有的更广泛意义。到了20世纪末，人们才开始谈论促使母亲进入职场的其他动机与渴望：为了个人自主、职业成就、精神激励、友谊和社交，或是为了给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这些如今都被普遍认为是母亲们继续工作或重返职场的正当理由。

这就是本书首先要声明的内容。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在职母亲的意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被视为家庭经济压力催生出的社会问题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其根源在于母亲想要维护的一系列广泛需求、权利和喜好。这意味着英国女性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本书的目的就是描述和揭示这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