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一无所为，要么无所不为”

要么一无所为，要么无所不为。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

如果你在18世纪的德国遇到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大概会觉得他是个怪人：口吃、脾气差、穷困潦倒，还总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东西。他的朋友康德求他“说人话”，他的追随者赫尔德也常对着他的手稿发愁。

哈曼（Hamann，1730—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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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个怪人，悄悄撬动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思想革命。当启蒙思想家高呼“理性万岁”时，哈曼却冷冷地说：你们引以为傲的理性，恰恰是让人变得愚蠢的东西。

观念史学家以赛亚·伯林称他为反启蒙的先驱，也是浪漫主义运动“被忘却了的源泉”。

从浪荡子到思想异端

1730年，哈曼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虔敬派教徒家庭。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时断时续，不停地从一个小学转到另一个小学，从未真正尊敬过任何一种体系。他在大学里浪荡了六年，混迹于文学社团，热衷于鼓吹时髦的法国作家的保守情感，但他自己顶多算是法国文学的拙劣模仿者，早期的作品写得又长又笨重。

毕业后，他成为家庭教师，与城中的富商兄弟交朋友，又常因病态的骄傲与他的资助人发生争吵。他敏感，易于冲动，还常陷入忧郁。他甚至自暴自弃地说：“我既不能忍受上流社会，也不能忍受修道院的孤独”“低能是形容我最恰当的词”。

哈曼，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然而，一次人生低谷反而彻底改变了他。在债务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中，他经历了一次思想转向，开始出版一些古怪、零散、混杂了哲学与文学批评的小册子，并因此引起了柏林文学界的注意。

后来，他遇到了赫尔德，后者成为他最忠实和热忱的学生，随着赫尔德声名鹊起，哈曼那些颠覆性的思想，也在整个德语世界传播开来。

为什么他偏偏和“体系”过不去？

哈曼这辈子最讨厌的东西，叫作“体系”。在他看来，凡是试图用一套逻辑把世界解释清楚的人，都在干一件蠢事：他们“撕碎大自然已经结合起来的东西，又强行统一本已分离的事物”。

他在给康德的信中说：“我看待哲学中最好的证明，就好比一位理智的女孩看待情书一般。”——既快乐又有猜疑。他对任何整齐划一的理论都保持这种警惕。启蒙先驱笛卡尔说，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演绎推理出关于现实的知识；哈曼则说，这是现代思想第一个惊人的谬误。

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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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在什么先验原则里，而在每个人的直接经验里。你摔过一跤，才知道疼是什么；你爱过一个人，才明白心跳是什么感觉。这些经验一旦被抽象成理论，就变得僵死、失真。所以他写文章时故意晦涩，还为自己辩护：“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建造体系的蜘蛛，那种对体系的热情是虚荣的一种形式。”

对哈曼来说，体系是发现真理的最大障碍——因为现实本身就是无序的、不规整的、充满偶然的。

启蒙思想的对立面

18世纪的欧洲，是启蒙运动的黄金时代。理性、进步、科学，这些词汇像旗帜一样高高飘扬。哲学家们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建立普遍适用的真理，让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哈曼则是这股潮流中最不合时宜的声音。他认为，所谓普遍真理，不过是一种暴力：它把活生生的、具体的、充满差异的现实，硬塞进一套抽象公式里。那些理论解释不了的东西，无论是人的怪癖、情绪的波动、个体的偶然，都被当作垃圾一般丢弃。

哈曼，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他把启蒙哲学家用来攻击宗教的那些武器，反过来对准了启蒙本身。经验、观察、直接感受——这些东西本来是用来破除迷信的，哈曼却说：你们看，它们同样可以拆穿理性主义的自负。

哈曼认为，所有庞大的、试图涵盖一切的理性蓝图，都是“空中楼阁”。它们看似严密，实则漏掉了最重要的东西——那些不对称的、不规整的、无法被理论收纳的现实细节。但问题是，被扔掉的那些东西，恰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

哈曼的这种思想态度，后来成了浪漫主义的底色，也成了现代人反抗一切宏大叙事的隐秘源头。

今天，当我们再回头看这场持续两百多年的思想论战时，哈曼的身影依然模糊。但在以赛亚·伯林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中，他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位。伯林将他和维柯、赫尔德并列为反启蒙的先驱。

哈曼是时代的边缘人物，但正因如此，他才看得见那些中心地带永远看不见的东西。

原标题：《“要么一无所为，要么无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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