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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空间：属于诗的与属于诗人的丨纪念保罗·策兰逝世56周年

2026-04-23 12:2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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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兰个人的生平历史和诗作中充满了20世纪的创伤历史，这段恐怖历史在对欧洲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中达到高峰。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的人，无力也无权阅读他的文字。

——沃夫冈·埃梅里希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二战后影响深远的德语诗人，1920 年生于切尔诺维茨的一个犹太家庭，父母于1943 年相继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本人于1944 年踏上流亡之途。策兰曾辗转于多个城市，最终定居巴黎。他余生都在历史和记忆的阴影下写作。1970年4月的一个夜晚，策兰于巴黎塞纳河投河自尽。

策兰的伤痛体验始终伴随着他，这些体验如何见诸于他的诗作？我们又是否应该将策兰的诗歌与生平区别看待？策兰研究专家沃夫冈·埃梅里希教授，以其扎实的学术研究、准确的叙事、至诚的情感，讲述了策兰跌宕的一生，他通过对策兰人生经历、创作历程、情感生活、文学事件的巧妙编织，真切地展现了策兰悲恸的个人史，以及二十世纪的创伤历史。

今天是保罗·策兰逝世56周年纪念日，我们为大家分享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的导言。

*本文约7000字，静静阅读约需30分钟。

导言

“……以纪念他的资讯码*”

时间与空间——属于诗的与属于诗人的

今天，保罗·策兰已被视为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他的《死亡赋格》是一首——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首——世纪之诗。有时，甚至有人将它和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划时代巨作《格尔尼卡》（Guernica）相提并论。1988年，当人们在联邦德国议院悼念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悼念那场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时，犹太女演员、导演伊达·埃雷（Ida Ehre）就朗诵了这首诗。①

已出版的策兰诗集有多个优秀版本，它们都希望为大众真实呈现策兰的全部作品。1997年后，读者还能看到一套收入诗人大量遗作的作品集。各种解读策兰的研究文字，数目可观，不容小觑，1987年开始出版的《策兰年鉴》②，则完全将这位作家的作品作为中心主题。策兰的一些书信被结集成书，大批有关他的回忆性文字也被整理出版，它们叙事准确、感情至诚，让读者和研究者在阅读时具备了多种了解和深化的可能。

同时，这位作家的许多诗作却又如此令人迷惑，让人觉得难以参悟，甚或完全无法理解，于是常有人感叹地将此归因于策兰的生平之不详。从某种程度上说，保罗·策兰是一个隐秘的人——借用他自己的表述方式，他不是一个“内心生活公有化的朋友”。

然而，这是否能够解释他的诗歌为何如此难以理解，为何给人谜一般的印象？这种艰涩在策兰的晚期作品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些晚期的诗作也更让读者隐约感到，它们的创作来源都基于一段重大的经历，基于写作者本身的困扰迷惘。策兰在同一次交谈中如是说道：

我处在与我的读者相异的时空层面；他们只能远远地解读我，他们无法将我把握，他们握住的只是我们之间的栅栏。③

策兰为何只愿被“远远地”解读？他为何要在自己和读者间设下栅栏——一道“语言栅栏”（诗人的一部诗集即以此为题）？他是否不仅是隐秘的，同时也是精英式的？他是不是继马拉美和斯特凡·格奥尔格④之后，又一位纯粹的形式主义艺术家？

大概再也没有什么说法比这更荒谬了。面对如此“诋毁”，策兰也表示出最强烈的抗议。事实全然相反：一方面，在任何时代、任何语言的写作者中，再也无法找出第二个人能像策兰一样，让曾经的经历和笔下的文字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这些他个人曾有的经历，又绝不只单属其个体。在策兰个人的生平历史和诗作中充满了20世纪的创伤历史，这段恐怖历史在对欧洲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中达到高峰。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的人，无力也无权阅读他的文字。

对此，在策兰最重要的非诗体文字——毕希纳文学奖⑤获奖致辞之中已有阐明。这篇名为《子午线》（Der Meridian）的讲演词完全可被视为策兰有关时代诗歌写作的诗学表述，“时代性”是文章的重点所在。然而在当时，在1960年10月22日策兰于达姆施塔特作此讲演时，听众根本无法意识到，策兰自觉“书写时代诗歌”的使命感有多么强烈，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诗人的讲话是怎样地激进而满怀信仰；他们的历史知识面太狭窄，他们的思想准备太欠缺，他们的时代意识还未形成，而在那时的时代意义中当然也有一些可怖的东西。在此，我们也许可以借用策兰自己的说法：

每首诗都应将它的“1月20日”载入其间，我们在此以最明确的方式尝试着时刻不忘这些资讯码——也许今日之诗的新特点便在于此？然而，我们每个人不都是从这些资讯码出发进行写作交流吗？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归于哪些资讯码？（Ⅲ，196）

听到策兰有关“1月20日”的暗示，很多听众大概都知道，他希望借此让人想到毕希纳小说《伦茨》的开头⑥。然而与此相关，而且与此具有特别关联的另一个“1月20日”——1942年的1月20日，却大抵不会有人觉察。1942年的这一天，纳粹召开对集体屠杀犹太人行为做出周密战略规划的万湖会议⑦。提到一个饱含政治色彩的资讯码，而不言明其间所隐含的内容，这是典型的策兰式做法，也是诗歌中的那个策兰的风格；他任凭听众或读者以兴趣做出抉择，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是否认真对待他的言说，是否能解开（按照他的说法：是否“想解开”）他设下的谜。

此外，我们再顺便提及，策兰由此资讯码还引申出了哪些出人意料的联想——如果没有特别的提示，一般读者恐怕很难有所领悟。有说法认为，策兰在另一个1月20日（1948年1月20日）和英格柏格·巴赫曼⑧结识于维也纳。两人之间萌生了持续半年的真挚爱情，并在后来的日子里长期保持着一种“相当艰难而遥远的”友谊⑨。也有人猜测，诗人也许是想到让·保罗⑩小说《提坦》（Titan）中的章节，一个以“1月20日”为题的章节，它向我们描绘了一种特定的“叙事游戏”。⑪讲演《子午线》多次言及独特的个人资讯码和集体资讯码（即那些得自当代史和现实的经历）在真正的“今日之诗”⑫上所打下的烙印。按照他在另一处的说法：

也许，只有在那些未忘却自己言说于自身此在的倾角、言说于造物倾角的诗歌中，才能找到诗的这种“仍旧-还”（Immer-noch）。（Ⅲ，197）

而在这段文字前几行，慎思后的策兰特别强调说明他的创作重音何在：

它既不可能是历史的沉音符，又不可能是永恒的[……]长音符：我将它设为——别无选择地将它设为——尖音符。⑬（Ⅲ，190）

1960年的《子午线》演讲中，策兰的整个话题都围绕着当今文学创作的时空定位。对于所有那些写于大屠杀之后，不愿脱离时代、不愿丧失责任感的文学而言，“1942年1月20日”这个以隐晦形式出现在文中的资讯码，可被视为一种信号⑭。与其他在大屠杀中因幸运或意外得以幸存、离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样，策兰也蜷身生存在特别的“此在倾角”之下；即使未被夺去性命，他依旧难以从这样的存在状态中离脱。1942到1943年的那个冬天，策兰先后得知父母在集中营里身亡，从此永远无法克服的创伤经历便写入了他的全部生命，写入他的诗作中。在这个伤痛的经历里，有三方面的因素相互纠结，组成策兰生命中永恒的尖音符：从未减退的哀悼，尤其是对挚爱母亲的哀悼；无尽负罪感的自责——为什么偏偏是他活了下来；以及与世上一切犹太人、一切业已亡去的及尚存于世的犹太人一体的感受，这感觉有时是切身的体验，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文学想象。

三十多年来，伤痛的时空体验无法隐去，没有终结；然而，这些体验如何见诸策兰的诗作？对这些旧日经历的记录与转写，又如何实现于诗歌文本？我们常听说，诗歌文本与传记性的真实经历相去甚远，如若果真如此，我们是否应将策兰的诗歌与生平区分对待，仅将前者作为“纯粹的艺术作品”予以阅读？反言之，策兰本身已将所经历事件的陌生化推至了相当程度，他的大多数诗歌也未进一步透露出任何能让人产生联想的生平印迹；是不是正因为此，对于策兰生平的兴趣就不具合法性，这样的做法就有违“阅读的伦理”⑮呢？

在策兰的有生之年，公众都惯于将他的诗歌指为密闭的或隐秘的，一言蔽之：读不懂。于是，要读懂它们似乎也成为一种苛求。类似的现象在诗集《语言栅栏》（Sprachgitter）出版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这样的偏见，策兰的反应显得颇为激动，有时甚至会怒不可遏。一次，他曾对作家朋友阿尔诺·赖因弗兰克⑯这样说道：

大家都说，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⑰是用密码书写的。请您相信我，此中的每一个字都和现实直接相关。可是，他们没有读懂。⑱

1961年，伊斯拉埃尔·沙尔芬（Israel Chalfen，为策兰青少年时代作传的作家）⑲曾请策兰帮他解读那些难懂的诗歌，策兰对此的回答仅仅是：“读吧！不断地去读！意义自会显现。”⑳作者的建议当然颇有价值，但至今从头到尾“通读”过策兰诗歌的应该尚无一人。如果读者想使初读诗歌时所感受到的魅力变得恒久，而不使其沦为一次令人失望的“相遇”（这是策兰用来描述诗歌和读者间关系的关键字），那么，他就必须了解诗歌中的资讯码。

策兰相当频繁地，特别是在之前被援引的《子午线》一文的片段中频繁地用到“资讯码”这个能够带给读者强烈时代气息的表达方式，而且是在相当广义的层面上。“资讯码”（按字面可解意为“业已存在之物”）可能有着多重含义；它是日历上的时间说明，在策兰的理解中也是一切可能的事实与信息，它们可能来源于历史、政治、文学、语言，抑或个人的经历。曾经在作家生命和思想中的某一刻，它们显得那样至关重要，而这也正是它们的共通之处。于是，一些重要的资讯码出现了，首先是前文提到的（1942年）1月20日，从诗人的个人角度来看，它是母亲的忌日（具体时间不详）。此外，还有那个从犹太历史发端，经由死亡集中营，一直延伸到以色列的重要资讯码综合体——犹太性（Judentum）；策兰由此中来，也将自己归于此间。不过，诗人从未将其直接转变为诗歌中的文字，他从来没有如彼得·魏斯㉑那样，以《我之乡》（Meine Ortschaft）为题撰写文章；不同于魏斯在文中明确提及“奥斯维辛”（Auschwitz）㉒，并通过直接的生平经历建立自己与此地的归属关系，“奥斯维辛”一关键词从未直接出现于策兰的诗歌。

策兰诗歌还有其他一些历史、政治上的资讯码，如，西班牙内战、1934年维也纳工人起义、1945年8月的广岛原子弹、越南战争、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所有这些资讯码都和这地球上的被贬抑和被侮辱者有关，——这是“与被迫害者结成晚到的、不 / 沉默的、耀目的联盟”（Ⅱ，25）。

不过，策兰诗中也有一些令人颇感意外的资讯码，例如不常见的植物名或是矿工间的行话，地质学和天文学中的专业术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㉓以及拉丁语词汇，还有取自中古高地德语的说法以及一些极口语的时下俚语。此外，还有一些意味深长的资讯码，它们源于犹太教，特别是哈西德派㉔的宗教史（对于今天想与诗歌“相遇”的读者而言，不懂这些历史，便会感到特别有障碍），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在策兰诗歌的不同阶段又表现得有所差异。

有时，也会出现常见于现代文学的互文现象。这是一场多少有些公开性的对话，对话的一方是现代文本，而另一方则是特定的文学传统体系或者其间的某个文本，这样的做法在策兰诗作中也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当然，作家无意借此类互文性的文字彰显自己的博学，虽然非凡的博学之于策兰是不言而喻的。在此，策兰和与他有颇多共同点的巴赫曼一样：于他而言，引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引语，它们更是“生活”㉕。就这点而言，这些“引语”可以在同一首诗，同一诗行的相邻之处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资讯码”相遇，甚至是与最私人化的资讯码相遇。策兰的诗歌以直接的——或更多时候以非直接的方式——提到一些人，他们和作家个人甚为亲近，都是他所深爱着的人，尤其是策兰的母亲，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埃里克（Eric）。

其他友人有时也会进入诗歌，如年轻时的朋友埃里希·艾因霍恩（Erich Einhorn），情人英格柏格·巴赫曼，诗人朋友、命运的同路人奈莉·萨克斯㉖以及许多其他人。在策兰看来，这样的做法顺理成章，因为他的诗歌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独白，与此相反，它们总希望能够触及某个特定的或者未进一步言明的“你”。在进入诗人虚拟对话的重要人物中，有好几个都是亡者：首先是他的母亲，父亲也出现了几次，还有出世不久旋即夭折的儿子弗朗索瓦（François），当然也有一些在存在上和他走得很近的诗人和思想家，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㉗、玛丽娜·茨维塔耶娃㉘、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或凡·高（Vincent van Gogh）。他们的命运与他们的作品也是一种“业已存在之物”；一种已逝的业已存在，一种进入诗歌文本中那越来越密集的资讯码之网的业已存在。

用一个例子也许能够大略描绘出策兰诗歌复杂的构成过程。1967年出版的诗集《呼吸转点》（Atemwende）收录了这首诗：

COAGULA

还有你的

伤，罗莎。

你的罗马尼亚野牛的

犄角的光

替代了那星星于

沙床之上，在

兀自言说的，红色

灰烬般强悍的枪托中。（Ⅱ，83）

如果有一个不熟悉策兰诗的读者想尝试理解这首诗，他大概会觉得完全不知所措。翻翻外来语词典，就能知道“Coagulum”的意思是（血液）凝块，是一些渗出的东西；看到“罗莎”一词，也许会联想到罗莎·卢森堡㉙，那位在1919年1月15日至16日夜里被杀害的“红色罗莎”（“还有你的 / 伤，罗莎。”）。由这里开始，读者便踏上了一条能够不断深入的路。也许，“红色 / 灰烬般强悍的枪托”还会令人想起罗莎·卢森堡（以及卡尔·李普克内西㉚）遭谋杀前所受到的虐待。倘若继续挖掘下去，我们将会在作品的历史校勘版中看到，在写就于1962年11月的一个早期版本里，确实出现了“罗莎·卢森堡”的全名。㉛

我们还能充分证明，策兰在1967年12月的柏林之行期间曾去过兰德韦尔运河（Landwehrkanal），而罗莎·卢森堡死后正被弃尸于此。翻开卢森堡的狱中通信，便可看到一段感人的文字。1917年12月中旬，这位被监禁者从布列斯劳（Breslauer）狱中写信给苏菲·李普克内西㉜，向她描述了自己先前在院中看到“战利品，［……］罗马尼亚”公牛时的情形；它们遭到士兵的虐待，鲜血从一头幼兽“新鲜的伤口”中流淌而出，这只野兽：

[……]正（望向）前方，乌黑的面庞和温柔乌黑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个哭泣的孩子[……]我站在他的面前，那野兽看着我。泪水从我眼中淌下—这是他的眼泪。震惊中，我因着这平静的痛而抽搐，哀悼最亲密兄弟的伤痛的抽搐也莫过于此。美丽、自由、肥美、葱郁的罗马尼亚草原已经失落，它们是那么遥远，那么难以企及。㉝

也许，阅读面较广的读者还会想到卡夫卡小说《乡村医生》（Ein Landarzt）中的女仆。这个成为残忍仆从牺牲品的姑娘也叫罗莎，而且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青年人的血红的“伤口”。人们也很容易联想到策兰在1947年以前一直持有罗马尼亚国籍，也许正是因为身世之故，“罗马尼亚的水牛”才进入这首诗。此外，看过沙尔芬的青年策兰传记的读者也许还会记得，1945年后，策兰在布加勒斯特（Bukarest）㉞曾和一位名叫罗莎·莱博维奇（Rosa Leibovici）的姑娘关系甚密㉟。有关该诗的最明确的说法，出现在策兰写给他布加勒斯特时代挚友彼得·所罗门（Petre Solomon）的一封信里，信件早在1970年就已被公诸于世，策兰写道：

在诗集《呼吸转点》第七十九页上，罗莎·卢森堡透过监狱栏杆所看到的罗马尼亚水牛和卡夫卡《乡村医生》中的句子汇聚到一起，和罗莎这个名字汇聚到一起。我要让其凝结，我要尝试着让其凝结。㊱

就这样，历史上的、文学中的、自身经历过的来源各异的“资讯码”被一一查找出来，成为“Anamnese”㊲。在此应从“Anamnese”一词的双重意义加以理解，它既是灵魂（Seele）对其天赋理型（Idee，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的回想，也是患者自述的既往病史（这一医学术语后来也成为心理学和政治学用语）。在“伤”这个符号中，许多互不相干的地点、时间和人物被结为一体㊳，在想象中被融合，继而被“凝结”成诗的文本质地。卡夫卡笔下被虐待的女仆罗莎、犹太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和来自策兰故土罗马尼亚的被虐动物（她曾为之哭泣，像哀悼人类兄弟一样为之哭泣），也许还有布加勒斯特的情人罗莎·莱博维奇。一道想象中的线将一切聚合在一起，两种“Coagula”——真实的血凝块和文字的凝结——是同一物的两面。

策兰作品，特别是他的晚期作品，就是这样进行着双重的记录；他常在一定的语境中记录下确实的生平经历，文字却又超出了纯传记式记载，而另有一番样子，曾经的经历被改写为谜样的、只能被“远远”解读的文字。事实上，读者常会觉得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维度，即使许多写入和织入文本结构中的东西已被“破解”，情形还是如此。读者总是一再面临这样的悖论：有人总是将自己显露，同时却又将自己隐藏。同处于悖论中的还有策兰的创作过程，他在诗歌的初稿中附注日期，却又于付梓时将写作时间隐去，他在1960年受到公开的剽窃指控后，便更是一直遵循这样的做法不悖。和1960年代的诗作相比，他早期（直至1950年代）的作品显得好懂得多。这些诗作中虽然出现了许多极人为化的图像语言，但还能读懂。至于诗人后来借由记录和改写而进行的简笔勾勒，我们在这些早期的诗歌作品中还只能隐约见到一些雏形。我们将在书的一章中具体说明，1950年代末，保罗·策兰为何转向这一写作方式，在这里，只先为这一观点勾勒出大致的轮廓。观念的最终形成最迟应在1960至1961年间，在那场对他伤害至深的剽窃指控中。之后，他就再也不曾将它放弃。

在策兰看来，斯时斯世，已绝无可能再以一种单纯直接的方式使用德语；这是他亲爱的母语，同时却又是杀母凶手的语言。战后第十二与第十五年的经历㊴已告诉他，尽管再三要求，对纳粹过往的“清结”㊵依然无从谈起。于是，他和他诗歌的非犹太人德语读者——他们曾经是，并且从来就是他最主要的读者群——之间，被一道深壑隔离；既然如此，这沟壑也应在语言上有所标示，对此，每首诗都有新的形式，但它们主要被表现为一种障碍，阻拦人们进行照单全收的习惯性直接理解，那样单纯的直接解读，最终甚至会令读者（通常是完全善意地）产生幻觉，以为一旦读懂作品，便与牺牲者达成和解，便和他们同了呼吸。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种不屈不挠的坚持。作为策兰诗歌的读者，只有尊重诗作的陌生性，才有权阅读它们。策兰用以显示“疏离”的方法十分多面且富于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我们之前描述的方式——在语义层面，将各种不相同的资讯码加以浓缩融汇。和这些资讯码一同进入诗歌的，还有语言素材的陌生化过程。策兰曾经亲见这些语言素材，和人一样被卷入纳粹统治的杀戮磨坊；对他而言，以诗的方式来处理语言，已成为一种乌托邦，在这乌托邦里，各种臆断式的直接交流被摒弃，进而异化作非人类的发音，如咿呀、马嘶、鸡鸣、鸦啼。诗人卡夫卡之诗《法兰克福，九月》中写道：“喉间爆破音 / 在吟唱。”（Ⅱ，114）

最杰出的体验诗和即兴诗㊶诗人歌德曾有论断：“诗的内容即自我生活的内容。”㊷听来也许出人意料，但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法，更适于用作策兰的注脚。1962年，策兰在给切尔诺维茨老友埃里希·艾因霍恩的信中写道：

我从未写过一行与我之存在无关的文字，我是一个——你也看到了——现实主义者，我自己方式的现实主义者。㊸

只是，“自我生活的内容”在距歌德两百多年之后，产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降临于人类，特别是欧洲犹太人身上的遭遇，给人带来怎么样的创伤，具有多么深的毁灭意义！

策兰希望诗歌在阅读中被当作完全现实的、立于时代之中的文字，而非“écriture pure”㊹。若按照作者自己设定的意义，阅读文本就不可能对诗的原创者，对保罗·策兰这一真实主体视而不见（虽然在许多诗作中，真实主体将自己弥散于各色叙事主体之间）；他甚至特别要求人们要尊重他的生命经历，那令人精神狂乱而激愤的生命历史。所以，为策兰作传是可能的，也是有据的。因为篇幅关系，导言中无法尽述策兰的一生，然而在一切必要之处，在一切依据以上思维方式看来的必要之处，他的一生留下了生的痕迹，并时时使我们看见那由个人和超越个人之物罗织而成的存在本质。至此，我们不由得忆起收录于《时间农庄》（Zeitgehöft）中的一首诗，这是诗人的晚期作品。诗歌开头如是写道：

你横亘出来

于你之上，

超越于你之上

横亘着你的命运（Ⅲ，73）

注释：

* 资讯码（Daten）：策兰在阐发其文学观念时用到的一个重要概念。“Daten”是“Datum”的复数形式，在德语中既可指“日期”，又有“资料”的意思。策兰以此词代指一切对作家的存在与其作品而言至关重要的日期、事件和资讯，在此权且译为“资讯码”。具体解释见导言后文。

①1988年11月10日，联邦德国议院举办了“水晶之夜”50周年的纪念仪式。伊达·埃雷在纪念仪式上朗诵了保罗·策兰的诗《死亡赋格》后，议长菲利浦·延宁格（Philipp Jenninger）发表了相关的纪念讲话。发言中，延宁格尝试从当时德国民众的视角出发探讨问题，但其间大量语焉不详的引语，使整篇文章有赞颂希特勒统治与贬斥犹太人之嫌，讲话刚开始几分钟便被听众的嘘声打断。整个演讲期间，数十位议员愤然离席，伊达·埃雷泪流满面；在德国和世界各地，这件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丑闻，当事人延宁格在事发24小时后辞去了议长的职务。

②《策兰年鉴》（Celan-Jahrbuch）：德国海德堡温特出版社（C.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从1987年开始出版的策兰研究年刊。

③［Huppert（1988），页319。］

④格奥尔格（Stefan Anton George，1868—1933），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象征主义的宣导者、诗人，抱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讲究格律、辞藻和形式。

⑤毕希纳文学奖（Georg Büchner Preis）：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以19世纪德国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命名，每年颁发一次，获奖者皆为德语作家；一旦入选，即意味此作家已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

⑥毕希纳未完成的小说《伦茨》（Lenz），以德国狂飙运动时期（Sturm und Drang）诗人伦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1751—1792）的身世为主题，小说开头首句为：“1月20日，伦茨在丛山间走过。”

⑦1942年1月20日，纳粹党人在柏林西南部万湖（Wannsee）一别墅举行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会上提出“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明确了对犹太人的系统性大屠杀。会上的所有记录都被盟军发现并成为纽伦堡法庭证据。

⑧英格柏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1926—1973），奥地利女诗人、作家、“四七社”（Gruppe 47，“二战”后德国的一个重要文学团体）成员。1948年与策兰相识后，二人产生了一段对双方而言都至关重要的恋情。这段恋情虽然未能持久，但无论是在感情还是在诗学理念上，他们都对彼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策兰去世以后。

⑨［参见《我听见，斧子已开花》（Ich höre, die Axt hat geblüht；Ⅱ，342）及Lütz（1996）。］

⑩让·保罗（Jean Paul，1763—1825），本名约翰·保罗·弗里德里希·里希特（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作家。其作品主要为长篇小说。在他之后，长篇小说成为德语文学家所偏爱的文学创作形式。

⑪［Jean Paul：Werke 3，München，1961，页875。］

⑫策兰语。正如下文中所提到的，策兰认为当代诗歌所关注的既不应为历史，也不应为美学方面的永恒之物，而应为当下这个时代，所以在此有“今日之诗”一说。

⑬策兰在此借重音的使用来说明自己的文学创作观，此番比喻应该与古希腊语中的重音使用有关。在古希腊语中，“尖音符”（Akut）是一种音调上扬的重音，尖锐而强烈，又译作“高调”“昂音”“锐调”。从语调上看，上扬的音调一般表示句子还未结束。策兰很可能因此将“尖音符”设为“正在进行中行为”的象征，认为“尖音符”所代表的是一个仍然生动进行着的过程。在时间轴上，“尖音符”便成了当下的对应。“沉音符”（Gravis）与“尖音符”正好相反，它是一种音调下降的重音，又译作“低调”“抑音”或“钝调”。就好比陈述句结束时要用降调一样，“沉音符”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明一个过程已经结束，已经成为历史，对应于时间轴上的过去。“长音符”（Zirkumflex）用在长母音或复合元音上，表示先升后降的语调，又译作“起伏音”“高低合调”“长音”或“折调”。由于“长音符”是“尖音符”与“沉音符”的结合，同时涵括了当下与历史，于是它便成了“永恒”的化身。

⑭［又参见《图宾根，一月》（Tübingen，Jänner；Ⅰ，226）与《写入一月》（Eingejännert，Ⅱ，351）。］

⑮［Sigrid Weigel: Sie sagten sich Helles und Dunkles-Ingeborg Bachmanns Iiterarischer Dialog mit Paul Celan. 见Text + Kritik. Heft 6 / 1995，页123。］

⑯阿尔诺·赖因弗兰克（Arno Reinfrank，1934—2001），德国作家、出版人、翻译家，海外德语作家笔会秘书长，1955年因政治原因迁居伦敦。

⑰［即出版于1968年的《诗歌选》（Ausgewählte Gedichte）。］

⑱［Reinfrank（1971），页73。］

⑲该传记名为《保罗·策兰：一部少年时代的传记》（Paul Celan. Eine Biographie seiner Jugend，1979）。书中描写了1948年以前策兰在切尔诺维茨和布加勒斯特的生活。

⑳［Chalfen（1979），页7。］

㉑彼得·魏斯（Peter Weiss，1916—1982），画家、导演、小说家、剧作家，1934年随家人流亡至英国、捷克、瑞典等地，去世后被颁予1982年的毕希纳文学奖。

㉒作为一名经历了“二战”的犹太人，彼得·魏斯在《我之乡》中将奥斯维辛作为自己的发源地。

㉓意第绪语：通行于中欧和东欧各国犹太人间的一种语言，由中古高地德语、希伯来语、罗曼语和斯拉夫语混合而成。

㉔哈西德派：指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的一个犹太教派别，希伯来文意为“虔诚者”。他们以复兴犹太国为主旨，反对希腊化，支持马加比（The Maccabees，犹太国家自由解放运动者）领导的战争，是法利赛人和艾赛尼派的先驱。另外，哈西德派也指 18 世纪中叶出现于波兰犹太人中的神秘宗教团体。19世纪中叶其教徒已占东欧犹太人的半数。该派反对《塔木德》（Talmud）教义，宣传泛神论，强调通过狂热的祈祷与神结合，认为禁欲苦修违背神意，相信弥赛亚即将来临，解救其苦难。

㉕［Bachmann: Wir müssen wahre Sätze finden. Gespräche und Interviews，München/Zürich，1983，页69。］巴赫曼在文中写道：“对我而言，这不是引语。对我而言，没有引语，只有文学中少许一些一直让我激动的地方。对我而言，它们就是生活。我援引这些话，不是因为我喜欢它们，不是因为它们动听，也不是因为它们很重要，而是因为它们真正令我激动。就像生活本身。”

㉖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1891—1970），德国犹太诗人、作家，1940年逃亡瑞典，后定居于斯德哥尔摩。1966年，她与以色列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共获诺贝尔文学奖。

㉗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著有诗集《石头》《悲伤》等。另有大量写于流放地沃罗涅什的诗歌在他逝世多年后出版。1933年，他因写诗讽刺斯大林，次年即遭逮捕和流放，最后悲惨地死在远东的劳改营。其姓氏之通用拼写法为“Mandelstam”，策兰为了表示此“曼德尔施塔姆”不同于其他“曼德尔施塔姆”，坚持将其拼写为“Mandelstamm”。

㉘玛丽娜·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1892—1941），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小说家、剧作家。1922年移居布拉格，三年后转往巴黎，1939年回到苏联，1941年自杀身亡。

㉙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犹太人，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仅次于李普克内西的左派领袖。

㉚卡尔·李普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

㉛［历史校勘版 7.2，页189。］在历史校勘版中可以看到策兰对其诗歌的修改过程。

㉜卡尔·李普克内西的第二任妻子。

㉝［Luxemburg：Ges. Briefe (=Werke 5)，Berlin，1984，页 349—350。］

㉞罗马尼亚首都。

㉟［Chalfen，页150。］

㊱［参见1967年11月23日策兰书信，见Solomon（1982），页30；另参见Buhr/Reuß（1991），页221—222，及Sparr（1989），页114—117。］

㊲［1967年11月23日信。］“Anamnese”医学上指“既往病史”，心理学上指“记忆、回忆”。

㊳［参见《同一》（In eins，Ⅰ，270）。］

㊴此处所指应为策兰在1957年“布莱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所遭到的剽窃质疑，以及1960年克蕾尔·戈尔（Claire Goll）与数家德国报纸引发的“剽窃指控”风波。详情请参见后文第二章。

㊵清结（Bewältigung）：源于战后德国“清结历史”（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政策。该说法由历史学家赫尔曼·海姆佩尔（Hermann Heimpel）首先提出。后来，联邦德国首任总统特奥多·豪斯（Theodor Heuss）在讲话中多次引用这一说法。与“清算历史”（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的提法不同，“清结”有“战胜、了结”之意。由于这项历史政策的本意为“与历史做出了断”，因而有“忘却历史”之嫌。于是，“清结历史”的说法为人所诟病。在后文中出现的另一说法“清结文学”（Bewältigungsliteratur）也与此相关。

㊶体验诗：根据自身经历而作之诗歌。即兴诗：因某事的发生而作的诗。

㊷［魏玛版。Abtlg. I. Bd. 42.2，页107。］

㊸［1962年6月23日信，见 Einhorn（1998），页31。］

㊹法语，意为“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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