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节日结束于五月的春天

春天的节日

巴黎公社是一场节日。1965年，亨利·列斐伏尔在《公社的宣告：1871年3月26日》中写道：“巴黎公社吗？它首先是一场盛大、恢宏的节日。一场由巴黎人民，也就是法国人民以及一般意义上人民的精华与象征，献给自己也献给世界的节日。它是城市中的春天节日，是被剥夺者和无产者的节日，是革命性的节日，是革命的节日，是全面的节日，是现代最伟大的节日。起初，它是在壮丽与欢乐中展开的。”

这个节日，结束于1871年5月21日。

那一天下午，凡尔赛军从圣克鲁门和普安迪茹尔门进入了巴黎。据说，一名亲凡尔赛分子登上附近的城墙，挥舞白手帕，向城外示意此处无人防守。是日，春和景明，在杜伊勒里宫的树荫下，人们正在举行给公社寡妇和孤儿募款的音乐会。到场的听众有好几千人。妇女们身着春季盛装，使翠绿的林间小道生色不少。凡尔赛分子的炮弹在二百米外的协和广场上爆炸，不间断的轰击声打断了角笛的悦耳乐声。春天还在，节日还在，可凡尔赛的军队已经进城了。

细雨中的清晨起义

若要理解这一天的毁灭意味，便得回到两个月前那个潮湿、寒冷、仓促的清晨。3月18日凌晨三点，政府军摸黑前往蒙马特高地，试图夺走巴黎民众在围城期间认购的大炮。行动起初很顺利，军队迅速控制了大炮，可牵引重炮的马匹和车辆迟迟未到。细雨落着，天一点点亮起来，士兵还停在山头，炮也还留在原地。但巴黎醒了。

最早察觉异样的，是出门买面包和牛奶的妇女。她们提着篮子，拉着孩子，顺着湿漉漉的山路往上走，忽然看见山头上站满了军队。人越来越多，街坊邻里都围拢过来。妇女们挡在士兵前面，问他们究竟想把这些炮拖到哪里去。勒孔特将军下令开火，回应他的却是那句后来留在历史里的反问：“难道要向妇女和孩子开枪吗？”士兵没有扣动扳机，枪托朝天，军队和民众站到了一起。

接着，警报响了。钟声、鼓声、呼喊声沿着街区迅速传开，整座巴黎仿佛在同一时刻被惊醒。门窗打开了，人们从屋里奔出来，朝广场跑，朝街口跑，朝蒙马特跑。国民自卫军各营开始响应，街垒重新出现。就在这样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巴黎起义了。

起义的爆发完全是自发性的，没有任何庄严的预备动作，没有高台上的宣言，没有人群面前的长篇鼓动，也没有谁像戏剧中的英雄那样挺身而出，宣布历史从此改写。这是一场没有组织领导的革命。这也就意味着没有鼓动、煽动，没有民众意志的代表，没有从外部灌输给民众的意愿。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买面包和牛奶的妇女，停在原地的重炮，不愿开枪的士兵，突然响起的钟声，便是这场起义最初的面孔。也正因为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以至于被推到前台的人自己也没有准备好如何迎接它。

临时维持局面的，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可它并没有表现出一个新政权应有的从容与笃定，反倒迟疑、克制，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它接连在公告中声明，他们“无意于谋取刚被群众风暴推翻的那些人的位置”，并号召“巴黎人民请各回本区，进行公社选举”。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人民主权理论深入人心的国度而言，革命成功之后诉诸选举，本是法国革命的传统。1848年二月革命如此，1870年9月4日帝国垮台之后也是如此。然而，在3月18日起义刚刚得手，敌对势力尚在凡尔赛招降纳叛，磨刀霍霍之际，中央委员会便急忙宣布进行选举，这在法国历史上着实是罕见的。历史像突如其来的潮水一样冲开了一道口子，巴黎人从这道口子里涌了出来，而主持局面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则非常注重不要被扣上非法夺取的帽子。

城市回到人民手中

3月26日，巴黎举行选举。二十八万七千人参加投票，选出了八十六名公社委员。两天之后，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成立。那一天，市政厅广场鼓乐齐鸣，军号嘹亮，四处都是红旗，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动。第二十区公社委员郎维埃高声宣布公社成立，紧接着，“公社万岁”的呼声响彻云霄。二十万巴黎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人民也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进入公共生活。选举、集会、公告、欢呼、游行、报刊、俱乐部、街头演说，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巴黎在短短数日之间变成了一座不再由旧国家独占其意义的城市。

公社一词（Commune），本来就带着悠久的自治传统。中世纪的城市公社曾用它来命名摆脱封建领主支配的共同体，大革命中的巴黎人也曾用它来命名自己的政治组织。到了1871年，巴黎人再次喊出这个词时，它重新有了重量。这个城市不愿再做一个被统治的首都，它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自己的方式发言，按自己的方式安排公共事务。公社是一个政权，也是一种气氛，一种情绪，一种新的时间。人们忙着选举，忙着写法令，忙着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搭建新世界的轮廓。巴黎在短短几天之内，变成了一座属于人民自己的城市。

这场节日并非只有欢呼。它很快就要落实到法令、制度和日常生活之中。公社宣布政教分离，取消宗教预算，没收宗教团体的财产，关闭教会学校，清除学校中的宗教标识。红旗与十字架之间，那场从大革命以来便反复上演的斗争，在1871年的巴黎突然变得无比尖锐。巴黎警察局长拉乌尔·里戈抓捕了巴黎大主教达尔博伊以及数百名神职人员。里戈曾如此对大主教审问道：“你的职业是什么？”—“上帝的仆人”—“你的主人住在哪里？”—“在一切地方。”里戈对自己的秘书说：“请你记下来，这个公民宣称他是一个名叫‘上帝’的人的仆人；根据被告的供人，这个人是到处流浪的。”这个春天的节日，并不温柔，它带着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传统中最锋利、最不肯妥协的一面。

公社还试图把政治民主推进到工厂之中。大量企业主在战乱中逃离巴黎，工厂停工，机器沉默，工人的生计也悬在半空。劳动与交换委员会提出，调查这些被遗弃的工厂，将它们交给工人协作社经营。由工人选举产生负责工厂的领导，任期不长，随时可换，管理权不再天然属于资本的主人，而要转到劳动者自己手中。这一设想在后来有了一个更著名的名字，叫作工人自治。1871年的巴黎当然没有时间把它完整实现，可就在那个短暂的春天里，政治上的公民民主与工业领域的工人自治，曾经一度在同一座城市里彼此呼应。

最有戏剧性的，还是旺多姆圆柱的倒塌。那根纪念拿破仑奥斯特里茨大捷的青铜圆柱，立在巴黎市中心，既象征帝国的武功，也象征军国主义的荣光。公社决定拆掉它，因为它是“一个野蛮行为的纪念物”，是暴力与虚假光荣的象征。拆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不容易，技术上的难题拖延了很久。直到5月16日，在凡尔赛军日益逼近的背景下，工程终于启动。广场地面铺上稻草和粪肥，以减缓倒塌的冲击。下午，群众从巴黎各区陆续赶来，把周边街道围得水泄不通。乐队奏起《马赛曲》，绳索被拉紧，柱身开始摇晃。随着一声巨响，旺多姆圆柱倒了下去，现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公社万岁”。那一刻，巴黎人像是在观看一场演出。旧世界的象征在众目睽睽之下倾覆，节日到达了自己的高潮。

旧世界的反扑

可就在巴黎忙着为新世界命名的时候，旧世界已经在凡尔赛整装待发。梯也尔拒绝与公社和解，也拒绝给这座起义的首都留下喘息的时间。他一面从外省招募军队，一面与俾斯麦周旋，促使德国归还战俘。他补充军粮，筹措火炮，催促指挥，迅速把凡尔赛的军队扩充起来。到4月初，这支部队已经有了六万五千人。巴黎的东部与东北部还有德国军队，凡尔赛则从西面和西南面向首都施压。4月2日，双方发生第一次军事冲突。第二天，公社方面匆忙反击，结果大败，数千人被俘，弗路朗斯和杜瓦尔被杀。那种自发、欢腾、明亮的节日气氛，开始一点点被炮火、误判和死亡蚕食。

到4月底，形势已越来越坏。城内的乐观主义开始动摇。人们认为公社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救国委员会因此被提上议事日程。5月1日，提案以多数票通过。多数派主张加强集中统一，少数派则认为这是对1792年的拙劣模仿，担心它会压制自由，重新制造革命恐怖。5月15日，少数派公开宣言，退出会议，返回各区。报刊之间互相攻讦，巴黎舆论一片哗然。这个春天的节日，到这里已经不再浑然一体。它的内部开始裂开，阴影已提前落下。

然后就到了5月21日。那天，少数派在国际的调解下回到了公社会议。阿尔努后来回忆说，“不再有多数派，也不再有少数派，只剩下一场吞没法国、共和国和公社的巨大海难。”就在会议进行中，前线发来的电报被宣读出来：凡尔赛军已经进城。电报读完，屋里一片死寂。公社从此再也没有以一个集体机构的身份召开会议。

接下来的七天，是节日的反面。十二个师、近十万凡尔赛军迅速涌入巴黎，巷战在街区、街垒、墙壁、墓地之间展开。可奥斯曼改造后的巴黎已经不再适合旧式街垒战，那个只要立起几道障碍便足以掀翻一个政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公社一方面实行区域防守，兵力分散，另一方面又始终缺乏有效的战略集中。政府军则步步推进，逐区压缩。绝望之中，公社处决人质，焚烧建筑，卢浮宫、市政厅、内政部、司法部和街道两旁的豪华楼宇都被陷入火海。到25日，巴士底广场、里昂车站、奥尔良车站、意大利广场相继失守。27日，拉雪兹神父公墓成了最后的战场。约二百名公社战士在那里与五千名政府军激战，终因弹尽粮绝而被集体枪杀。28日，最后几个据点被扫荡，战斗结束。

节日结束

于是，节日真的结束了。春天没有立刻离开巴黎，树木还在发芽，空气里仍有五月的光亮，可城市已重新落回国家、军队与资本的秩序之中。街道被鲜血浸透，墙壁留下弹痕，天空被炮火撕开。那场由人民献给自己的节日，终究被淹没在血泊中。

幸运的是，历史从来不会这样干净利落地结束。人民重新占有城市，打断被安排好的日常节奏，按自己的意志重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这种冲动并没有在1871年5月彻底熄灭。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亨利·列斐伏尔重新书写公社，此后又写下《城市权利》。不久，五月风暴爆发。学生占领大学，群众涌入街道，索邦重新成为公共政治空间，既有秩序再一次遭到冲击。1871年的巴黎和1968年的巴黎，并不相同，可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短暂地重新接通。公社那场未竟的节日，仿佛又一次回来了。

五月风暴同样失败了，正如巴黎公社也未能守住自己的春天。不过，节日会结束，街道会沉寂，广场会重新被管理，大学也会恢复秩序，可那些对现代世界的反叛，那些对另一种生活的试探，那些人民重新夺回城市和时间的瞬间，仍会在历史深处留下回声。未来依旧是开放的。公社的节日结束于1871年五月的春天，但它所昭示的那种可能的生活，直到今天仍在等待新的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