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兹奖数学家传记：考切尔・比尔卡尔——战火中走出的菲尔兹奖得主

导读

从躲避炮火的伊朗农家少年，到享誉世界的剑桥、清华双聘教授，且看考切尔・比尔卡尔（Caucher Birkar）如何攻克代数几何领域的 “无穷动物园” 难题。

本期传记将为你讲述这位数学家的传奇人生：他逃离扎格罗斯山脉的战火，成功证明法诺簇有界性定理，却在领奖几分钟后遭遇奖牌失窃的离奇事件。（特别提示：考切尔・比尔卡尔，也是今年抵制美以侵袭伊朗并请愿ICM移出美国举办的请愿者之一2026年数学界打响反美第二“枪”——逾1600名数学家要求将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移出美国）

本期内容将深入探寻比尔卡尔的人生轨迹，从内伊村的故土一路追溯至全球数学界的巅峰。你将了解到：本名费雷敦・德拉赫沙尼（Fereydoun Derakhshani）的他，在两伊战争的残酷硝烟中，如何以纯数学为精神避难所，在自给自足的农场里度过艰难的童年；他以难民身份远赴英国时，除了满脑子的数学公式，几乎一无所有；又是如何最终攻克了困扰数学界数十年的BAB 猜想。

同时还将全面解析双有理几何学与极小模型纲领（MMP），核心内容包括：

菲尔兹奖与诺贝尔奖的区别

为何这项 “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仅每四年颁发一次，且只授予40岁以下的数学家？

“无穷动物园” 的奥秘

数学家如何为代数簇的混沌世界建立秩序 —— 这些由含数百个变量的方程所定义的几何形状，究竟该如何分类？

为无穷筑起边界

比尔卡尔的关键性技术突破 —— 证明无穷多的法诺簇，实则可划归为有限个几何家族。

身份与韧性

他为自己选择的名字 “考切尔” 与 “比尔卡尔” 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深意？

无论你是理工科学生、怀揣梦想的数学爱好者，还是钟情于人类韧性故事的观众，这部人物传记都将向你证明：天赋的分布不分高低贵贱，机会的天平却未必永远平衡。本传记还将带你走近他如今在清华大学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为库尔德地区英才捐建图书馆、搭建帮扶体系的不懈努力。

作者：图灵APP（theturingapp.com）2026-4-18

译者：zzllrr小乐（数学科普公众号）202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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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四千名来自全球的数学家齐聚里约热内卢，赴一场四年一度的学术盛会。国际数学家大会是他们心中的殿堂，也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受瞩目的数学家集会。人群中站着一个名叫考切尔・比尔卡尔（Caucher Birkar）的男人。

他年届四十，身着深色西装与白衬衫，一头利落的黑发搭配修剪整齐的胡须，神情沉稳。没人能看出，这个男人的童年是在扎格罗斯山脉的炮火中仓皇躲避度过；也没人能想到，他曾是一名难民，初到英国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便只剩满脑子的数学公式。此刻，他站在这里，即将领取数学界的最高荣誉 —— 菲尔兹奖。

尽管菲尔兹奖常被比作 “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但二者在关键维度上有着本质区别。诺贝尔奖每年颁发，表彰的是获奖者一生的学术成就；而菲尔兹奖每四年才评选一次，且仅授予四十岁以下的青年数学家，嘉奖他们在此之前完成的研究成果，彰显的是其学术潜力而非终身成就。因此，菲尔兹奖的获奖难度远超诺贝尔奖：它不仅有严苛的年龄限制，每四年的获奖者也仅有四人；相较之下，同一周期内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最多可达十二人。

2018年菲尔兹奖得主（从左到右）：阿克沙伊・文卡特什（Akshay Venkatesh）、彼得・舒尔茨（Peter Scholze）、阿莱西奥・菲加利（Alessio Figalli）、考切尔・比尔卡尔（Caucher Birkar）

比尔卡尔走上领奖台，接过那枚重达169克的14K纯金奖牌。

奖牌的一面刻着阿基米德的侧面像，另一面则是一句拉丁文铭文，意为 “超越精神桎梏，洞悉世界本质”。

他手握奖牌，望向台下的观众，言语间满是对库尔德同胞的牵挂。他说，希望这个消息能让四千万库尔德人展露笑颜。

一个出生在战火纷飞的伊朗、靠务农勉强糊口的孩子，成长为剑桥大学教授的概率微乎其微；而这个孩子能攻克法诺簇有界性难题的概率，更是渺茫。但考切尔・比尔卡尔，做到了！

走下领奖台后，道贺的人群瞬间将他围住。人们争相与他握手合影，都想近距离接触这位驯服了无穷多代数方程的数学大师。比尔卡尔需要找个地方放置随身物品，他的公文包里装着钱包和手机。他将沉甸甸的奖牌放进包中，随后把公文包搁在会场亭子里的一张桌子上，转身去回应同事们的祝贺。不过短短一瞬，或许一分钟，甚至更短，当他再回头时，桌上已是空空如也 —— 公文包不翼而飞。工作人员立刻对亭子及周边区域展开全面搜查，安保团队最终在附近另一座亭子的长椅下找到了被丢弃的公文包，然而包内的钱包、手机，以及最重要的奖牌，早已被洗劫一空。

第一幕：马里万的故土

要读懂一个人，必先读懂他脚下的土地。马里万（Marivan）是伊朗西部库尔德斯坦省的一个县，这片土地有着嶙峋险峻的独特之美：扎格罗斯山脉如地球的脊梁般拔地而起，空气稀薄澄澈，冬季酷寒、夏季干燥。数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各方势力的争夺之地。

1978年7月，费雷敦・德拉赫沙尼（Fereydoun Derakhshani） 出生于此 —— 二十二年后，他才会以 “考切尔・比尔卡尔” 的身份被世人熟知1978年的他，只是费雷敦，是马吉德和萨基娜・德拉赫沙尼夫妇六个孩子中的老三。彼时的德黑兰街头，革命的火焰已然燃起；到了1979年，伊朗国王被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1980年，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便从伊拉克越过边境大举入侵，而马里万，正地处边境线之上。

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争，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战一般残酷且毫无意义。双方动用了大炮、芥子气，无数青年被驱赶到雷区，沦为战争的牺牲品。费雷敦一家住在内伊村的农场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从不购买食物，而是亲手耕种 —— 在多石的土地上种小麦，在水田里种水稻，还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家里养着奶牛，既能产奶也能食肉，还有一匹马，专门用来干重农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成了他们在乱世中的救命稻草。彼时的伊朗，在制裁和军费开支的双重重压下经济全面崩溃，城市里的人们为了领取配给面包排起长队，而德拉赫沙尼一家，却能自己烤面包果腹。

但农场的安宁，终究抵挡不住战火的侵袭。内伊村是伊拉克炮兵极易攻击的目标，由于距离边境太近，炮弹的轰炸成了家常便饭。费雷敦就是在这样的炮火声中长大的，他能清晰分辨出炮弹离膛的呼啸声与落地的爆炸声，也早已学会了闻声即躲、寻找掩体。上学成了一种奢侈的奢望，上课时间总是断断续续：库尔德地区的教育系统早已分崩离析，师资匮乏、教学物资更是一无所有，课程还常常被防空警报的尖啸声打断。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一个唯有生存才是头等大事的年代。

“我的家乡就在边境线上，” 他后来回忆道，“你可以想象，我们很容易就成了袭击目标，危险无处不在。”

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多数孩子会变得麻木封闭，他们的世界会缩小到只关注食物和安全这两个最基本的需求，不再追问任何问题 —— 因为答案往往令人恐惧。但费雷敦却截然相反，他敞开心扉，为自己找到了一扇逃离现实的 “天窗”。他的父亲马吉德只上过几年学，母亲萨基娜更是从未踏入过校门，然而，正是这些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人，对知识怀有最质朴的敬畏之心。他们从不强迫孩子学习，只是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在一片混乱中为孩子们的好奇心留出了呼吸的空间。

为费雷敦打开这扇知识天窗的，是他的哥哥海达尔（Haidar）。海达尔比费雷敦大六岁，是家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他的兴趣远超课本知识，还是个天生的手工达人与发明家 —— 他总能从简单的物品中发现潜力，比如把一张纸做成降落伞，不仅给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当玩具，还拿到村里去卖。费雷敦上五年级时，海达尔决定教他数学，他把自己的高中数学课本带回家，将知识化作游戏，循循善诱。“他教会我，学数学是为了享受其中的乐趣，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 比尔卡尔后来回忆道，“他或许是对我的学业影响最大的人。”

兄弟俩的数学课总是在晚上进行。夜幕降临，屋外或许正炮火连天、火光闪烁，而屋内的费雷敦，却在数学的世界里找到了一方净土。在数学的天地里，只要遵循逻辑规则，就一定能找到正确答案 —— 这与屋外那个毫无道理可言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升入初中时，费雷敦已经对数学到了痴迷的地步，海达尔教给他的知识早已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他渴望汲取更多养分。

他找到了马里万的图书馆。那是一个藏书量并不丰富的小图书馆，但对费雷敦而言，这里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他穿梭在书架间，随手抽出一本书，便沉浸其中。他读遍了馆里所有伟大数学家的传记，了解那些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数学大师的故事；他沉醉于纯粹理性之美，读了《数学大师：从芝诺到庞加莱》（旧版称《数学精英》，作者：E·T·贝尔），也读了《什么是数学，作者：R·柯朗》。

他常常读到深夜，为了驱散夜晚的寂静，或是盖过窗外的炮火声，他会播放库尔德民族的旋律。这些悠扬的曲调，陪伴着他一同遨游在抽象的几何世界里。渐渐地，他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道理：仅仅读书是远远不够的，就算解完了书后的所有习题，也依然不够。他不想只做一个旁观者，他想成为数学领域的参与者。“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总觉得光靠阅读是不够的，” 他说，“我还想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创造一些全新的事物。”

1988年，战争终于结束，费雷敦也完成了高中学业，准备离开乡村，奔赴城市闯荡。

第二幕：德黑兰的求学时光

德黑兰大学是伊朗历史最悠久、声誉最卓著的现代大学。上世纪90年代末，这里是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地方，整个国家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一场改革运动正在暗流涌动。学生们读哲学、谈政治，思想的火花随处可见。

费雷敦以一个外省青年的身份来到德黑兰 —— 在这座波斯人为主的城市里，他是库尔德人；在这个什叶派主导的国家里，他是逊尼派。但在数学系，他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这里的人从不在乎你的民族与教派，只看重你的才华。费雷敦是个天赋异禀的学生，他对知识的吸收速度之快，让教授们都惊叹不已。从微积分到代数学，再到几何学，他很快便洞悉了这些学科之间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

2000 年，费雷敦升入大四。学校组建了一支队伍，准备参加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大学生数学竞赛，费雷敦成功入选。这趟英国之旅，是他第一次踏足西方世界，他与来自欧洲和亚洲的顶尖青年学子同台竞技，最终斩获了三等奖。但对费雷敦而言，这场伦敦之行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块奖牌 —— 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

他深知，自己在伊朗的未来是受限的。当时库尔德人的政治处境日益恶化，伊朗政府将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视为对国家统一的威胁，库尔德活动家接连被捕，库尔德语也遭到排挤。身为库尔德人，他仿佛身处一块不断下压的玻璃天花板之下，前途渺茫。

他必须做出选择：是回到德黑兰，完成学业，然后在一个对自己不公的体系里艰难谋生？还是放手一搏，另寻出路？他望着英国灰蒙蒙的天空，想到这里自由开放的大学氛围，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 他不回去了。

英国的庇护申请体系，是一台足以磨灭人所有希望的冰冷机器。2000年，二十二岁的费雷敦・德拉赫沙尼，身无分文，英语说得磕磕绊绊，毅然决然地走进了这台机器。他申请了政治庇护，身后是他留在伊朗的家人，包括哥哥海达尔。英国内政部将他安置到了诺丁汉 —— 这座位于英格兰东米德兰兹的城市，因罗宾汉的传说和蕾丝制造业而闻名。但对费雷敦来说，这里的一切都冰冷而陌生。他住进了难民收容所，每月领着微薄的补贴，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一封信 —— 那封信将决定他的命运：是能留在英国，还是会被遣返回伊朗。这种前途未卜的煎熬，与童年时炮火连天的恐惧，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折磨。

但费雷敦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 数学。他步行来到诺丁汉大学，找到了数学科学学院。他没有预约，没有成绩单，只是径直走进教学楼，请求见一见这里的教授。工作人员将他带到了伊万・费森科（Ivan Fesenko）的办公室。费森科是俄罗斯裔的纯数学教授，也是一位数论学家，他有着一双善于发现人才的慧眼。

他打量着眼前这个来自伊朗的年轻难民，尽管费雷敦的英语支离破碎，但当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下数学方程式的那一刻，语言的障碍便荡然无存。费森科静静地听着他的讲解，从他眼中看到了对数学的执着与热爱，也看到了他未经雕琢的惊人天赋。费森科做出了一个改变费雷敦一生的决定 —— 他点头同意了，收下了这个学生。

伊万・费森科（Ivan Fesenko，2023年全职加入西湖大学）

“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费森科后来回忆道。

费雷敦一头扎进了数学的海洋，他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阅读大量的学术论文，在诺丁汉大学的数学系里找到了归属感，这里成了他的避风港。在校门外，他是一个等待庇护的难民；但在校门内，他只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决定改名。“费雷敦・德拉赫沙尼” 是那个属于伊朗的男孩的名字，是一段他再也回不去的过往。他想要一个能反映自己当下生活的名字，一个能彰显他库尔德根源的名字。

他选择了 “考切尔”（Caucher）—— 在库尔德语中，这个词意为 “迁徙者、旅人、游牧民”，让人联想到在扎格罗斯山脉间逐水草而居的库尔德牧羊人；

他又选择了 “比尔卡尔”（Birkar）—— 在库尔德语中，这个词意为 “数学家”，字面意思是 “思考者”、“用心智工作的人”。“我改名为考切尔・比尔卡尔，是因为我希望这个名字能诠释我的人生。” 他说，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 “在数学的世界里遨游的旅人”。

不久后，他的庇护申请获批了。漫长的等待终于画上了句号，而真正的学术征程，才刚刚开始。

第三幕：无穷的几何动物园

2001年，考切尔・比尔卡尔正式进入诺丁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伊万・费森科。但他的研究兴趣，却渐渐偏离了导师的研究方向 —— 费森科是数论学家，而比尔卡尔却被几何学直观的魅力深深吸引。费森科是一位开明的导师，他没有强迫比尔卡尔留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反而鼓励他去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方向。

2002 年，比尔卡尔前往剑桥参加一场学术会议，在那里，他遇见了维亚切斯拉夫・舒克洛夫（Vyacheslav Shokurov）。

舒克洛夫是数学界的传奇人物，这位俄罗斯数学家任教于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双有理几何学领域的权威泰斗。他拥有一双能洞悉高维空间几何形状的慧眼，能看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维度之美。

比尔卡尔主动上前自我介绍，舒克洛夫一眼便看中了这个腼腆而谦逊的库尔德青年，更看中了他身上那股对抽象数学的惊人驾驭能力。两人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了忘年交。舒克洛夫邀请比尔卡尔去巴尔的摩做客，他们还一起去滑雪 —— 比尔卡尔以前从未滑过雪，但这个在山区长大的男孩，天生就拥有极好的平衡感，很快便掌握了滑雪的技巧。舒克洛夫由此意识到，比尔卡尔的思维模式亦是如此 —— 灵活敏捷，一点就通。

舒克洛夫成了比尔卡尔的非官方导师，他将比尔卡尔领进了现代代数几何的宏大殿堂 ——极小模型纲领（Minimal Model Program，简称 MMP）。

要理解这个纲领，我们需要先走进一个 “无穷的几何动物园”。代数几何的研究对象，是由方程定义的几何形状：比如圆的方程是x²+y²=1，球面的方程是x²+y²+z²=1，这些都是简单的几何形状。但随着方程变得越来越复杂 —— 比如方程中包含上百个变量，它们所定义的几何形状，就会存在于上百个维度的空间中。这些复杂的几何形状，被称为代数簇。

数学家们的目标，就是为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代数簇建立秩序。方程的数量是无穷的，对应的代数簇自然也是无穷的，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 “动物园”。正如生物学家对动物进行分类、化学家对元素进行排序一样，代数几何学家也渴望对这些代数簇进行分类，以此驯服它们与生俱来的复杂性与无序性。

而他们驯服这些几何形状的工具，正是双有理几何学。这个学科的核心思想其实很简单：如果两个几何形状，可以通过拉伸、弯曲、切割、粘贴等方式相互转化（只要不发生过度撕裂），那么它们就被称为 “双有理等价”，属于同一个几何家族。

极小模型纲领，则是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就像一个算法：你输入一个杂乱无章的复杂几何形状，运行这套纲领后，它就会尝试将这个形状 “打磨” 光滑，去除多余的 “棱角”，最终将其简化为最简单的形态 —— 也就是这个几何家族的 “极小模型”。如果能为所有的代数簇都找到对应的极小模型，那么数学家们就能为整个几何世界建立起完整的分类体系。

但问题在于，这套纲领并非万能。有些几何形状格外 “顽固”，始终无法被分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就是法诺簇。法诺簇是以意大利数学家吉诺・法诺（Gino Fano，1871–1952）的名字命名的，这类几何形状具有正曲率，是构成几何世界的 “基本积木”。数学家们猜测，法诺簇是一类非常特殊的代数簇：尽管它们的数量是无穷的，但它们的种类其实是有限的，可以被划分成若干个家族。这个猜想，被称为有界性猜想。

而BAB猜想（以鲍里索夫 — 阿列克谢耶夫 — 鲍里索夫三位数学家的名字命名，Borisov-Alexeev-Borisov，Borisov是两兄弟），正是对法诺簇有界性的精准表述。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就意味着，这个看似无穷无尽的几何 “动物园”，其实是一座井井有条的 “花园”。但数十年来，无数数学大师向这个猜想发起挑战，最终都铩羽而归，BAB猜想成了横亘在代数几何领域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

考切尔・比尔卡尔望着这道高墙，下定决心 —— 他要翻越它。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几乎沉浸在自己的数学世界里，无论是在剑桥的办公室，还是自家的花园里，他常常伴着一杯热茶、一段音乐，凝神沉思，在脑海中勾勒出那些超越现实物理维度的几何形状。

2010年，他迎来了第一个重大突破。他与另外三位数学家 —— 保罗・卡斯奇尼、克里斯托弗・哈肯和詹姆斯・麦肯南合作（合称BCHM——Caucher Birkar, Paolo Cascini, Christopher D. Hacon, James McKernan），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这篇论文以四人姓氏的首字母命名，被称为BCHM论文 https://arxiv.org/abs/math/0610203 。这篇论文体量庞大、论证严谨，成功证明了一大类代数簇极小模型的存在性，在代数几何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这篇论文也为他们赢得了美国数学会的穆尔奖，比尔卡尔作为数学新星的地位，自此被牢牢确立。

但他并未止步。法诺簇的难题，依然在等待着他。他利用周末和业余时间独自钻研，儿子赞科在隔壁房间玩耍的声音，成了他研究时的背景音。他一点点地啃着这个难题，终于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口：他利用代数簇上的 “奇点”—— 也就是那些几何形状上尖锐的 “棱角”，来掌控整个几何结构。

2016年，他接连发表了两篇论文，标题十分专业：《线性方程的奇点与法诺簇的有界性》 https://arxiv.org/abs/1609.05543 。而论文的内容，却在数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 他成功了！他证明了BAB猜想，证实了法诺簇的有界性。他用有限的几何特征，定义了无穷多的代数方程，为这个 “无穷的几何动物园”，筑起了一道清晰的边界。

第四幕：金牌失窃记

2018年，刚满四十岁的考切尔・比尔卡尔，依然符合菲尔兹奖的年龄要求。一天，他收到了国际数学联盟（IMU）的邮件 —— 他成功入选，将成为本届菲尔兹奖的得主。他将这个喜讯秘而不宣，只告诉了妻子和远在伊朗的家人。而在他的家乡马里万，“农家少年斩获数学界诺贝尔奖” 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对于习惯了背叛与边境封锁等沮丧消息的库尔德人而言，这个成就带来了一种久违的、纯粹的喜悦。

2018年8月1日，里约热内卢的颁奖台上，比尔卡尔接过了菲尔兹奖奖牌，发表了获奖感言。“战火纷飞的库尔德斯坦，本该是一个最不可能让孩子爱上数学的地方。” 他对台下的观众说。他将这份荣誉，献给了他的库尔德同胞。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一个象征：他不仅是一名数学家，更是一名库尔德数学家，一名难民数学家。他的存在，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 天赋的分布是公平的，机会的分布却并非如此。

然而，就在颁奖礼结束后，意外发生了 —— 奖牌失窃。当比尔卡尔发现奖牌不翼而飞时，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失落感。这与金钱无关：这枚金牌的金价约为四千美元，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终究可以被替代；可这枚奖牌本身，却是独一无二的，它凝聚了他三十年来的心血与汗水。

大会组织者对此深感自责，国际数学联盟发表声明，对此事表示 “深切遗憾”。里约警方随即展开调查，他们调取了监控录像，锁定了两名嫌疑人，也找到了被丢弃在长椅下的空公文包，但奖牌却始终杳无音信。

国际数学联盟决定，不能让窃贼得逞。他们重新铸造了一枚奖牌。三天后的8月4日，在国际数学家大会的闭幕式上，一场特别的颁奖仪式举行。组织者将新铸造的奖牌，再次交到了比尔卡尔的手中。比尔卡尔露出了笑容，他举起新奖牌，打趣道，自己恐怕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两次获得菲尔兹奖的人。

如今的比尔卡尔，已是科学界的名人。他受邀前往东京、巴黎、纽约等地讲学，还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士。但在生活中，他依然是那个朴实的农家子弟。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对园艺的热爱，在自家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园，花大量时间打理土壤、种植蔬菜。这份耕耘土地的体力劳动，让他在纷繁的学术世界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与踏实。

他的家庭，堪称全球化的缩影：妻子来自泰国，儿子赞科在英国长大。“我的儿子会和妈妈说泰语，和我说库尔德语，在学校里说英语。” 比尔卡尔说。

他还自费在家乡附近的马尔哈兹村，捐建了一座图书馆。与此同时，他开始为推动系统性变革奔走呼号：他呼吁库尔德地区政府加大对科学事业的投入，提议成立一个专门支持库尔德天才学生的组织。他希望搭建一条人才培养的通道，让下一个 “海达尔”、下一个 “费雷敦”，不必背井离乡，就能在故土绽放才华。“我真心想帮助那些来自弱势地区和国家的人，” 他说，“尤其是库尔德的孩子们。”

2021年，比尔卡尔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成为该校的一名教授。他选择加入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正是被这里充满活力的学术氛围和雄厚的科研资源所吸引。

彼时的中国，正投入数十亿美元发展基础科学，为数学研究搭建起全新的平台。而这里的学生，也是吸引他的重要原因 —— 在清华的课堂上，比尔卡尔遇到了一群求知欲旺盛、学习劲头十足的年轻人，他们身上的这份热忱，与他年轻时的精神不谋而合。

如今的他，依然与英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仍是诺丁汉大学的荣誉教授。在北京，他继续着极小模型纲领的研究工作，只是他的日常生活背景，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尖顶，换成了万里长城的巍峨身影。

参考资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BcTM9uM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