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读一点学术史

【编者按】

2026年4月25-26日，“叩寂求音——第二届先唐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举行。本文为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在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叩寂求音——第二届先唐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会议手册

现在学术会议很多，“学者们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更极端的是：“不是在发言，就是在听无意义的发言。”这个说法比较极端，至少我们这个会除外。但是，的确表面上看好像是很繁荣，但内部还是有危机。一个是AI带来的危机，大家都知道，今天不讲这个。另一个是由于现存学术体制本身带来的难处，导致重量不重质，重文献不重问题，学术思想匮乏、学术创造力懈怠、学术关怀细碎化而来的表面热闹而整体沉闷。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很难，都不容易，但不应因为难，就不讲问题。据今年参加教育部评奖的老师说，大家共同的感觉就是没有令人兴奋、令人眼睛一亮的好作品，文献功夫都做得不错，选题也是一些空白，但就是没有学术思想。如果大家都可以奖，那就无所谓奖不奖了。

我是做文论的，可能跟大家的专业方向不同，但有一些问题是相通的，譬如，要不要了解一点学术史？不仅是古代文学的学术史，而且是学术思想史，是中国传统文史、文哲之学的学术史？我们一般分为内史与外史，要不要关心一点古代文学内史之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史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的。简单粗暴地说，内史与外史当然是相互激发、相互缘助的。没有内史，就没有一个学科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没有外史，就没有学术思想，没有一个个学科的外向型导向来推动学术共同体的进步。

这里的问题比较大。我今天想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学科的传统说起。卑之无甚高论：一个是守正，一个是创新。守正，就是我们恢复了中国原有的专书讲读的传统。从1995年开始，打破了仅仅是文学史套路，回到中国讲文学的旧传统即专书讲读的传统。我们选了四本书，经部《论语》、子部《庄子》、史部《史记》，集部《文心雕龙》后来改成《昭明文选》。四本书作为中文系基地班的学生的必修课。老师手上拿着一本书，学生手上也拿着一本书，把这本书至少是某些部分，讲透讲通讲细。我自己讲过《文选》的赋与《庄子》的内七篇，围绕着专书有关的学术训练和学术问题充分地展开，改变了中文系的学生四年毕业，却没有翻过《论语》就去大谈孔子，没有翻过《庄子》就大谈特谈庄子，这样的一种空疏的局面。时代对中国文学学科的基本要求，就是传承文化，我们从中国语言的角度去做文化传承的事情，就是回应了时代的需求。那时候的系主任齐森华教授非常有魄力，也信任我，这是我任教研室主任时做的教学改革。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创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创造性的转化。中文系的大佬教授如徐中玉、钱谷融、施蛰存、王元化四大先生，当然还可以加上徐震堮、程俊英这样的新文化人教授，他们的一个特点，都是既尊重古典学术的本身，又能以现代中国为杠杆来撬动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比如说钱谷融与《世说新语》的关系，徐中玉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命题研究，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施蛰存先生的四个窗子等，都是对中国文学研究格局有重要扩展的。有一次莫励锋教授参与对我们系的评审，意见有一条说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整体特色是以思想与理论见长，要保留这个特色。

从现代学术史来说，我觉得中国文学研究有两个大的轮子，如果把中国文学放到当代中国学术脉络的一个大的格局里面，一个轮子，就是中国古典学，要求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求真求实。这个是照着讲。另外一个轮子，就是接着讲，将中国文学和文论思想的问题放在现代中国人文这个大局里面。章培恒先生有一年与我同车到金华开会，对我讲，他最看重的古今贯通的博士点方向，教育部好不容易才通过。古今贯通，就是站在现代中国人文的立场上，思考、探索、研究，把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中国美学以及文学思想打通，把中国文学的问题不仅是照着讲，而且是接着讲。所以这个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大家可以看出是两个传统，这才是一个健康活泼、富有生机的中文系。

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读点学术史。这个学术史，一个是中国文学本身的传统，义理、考据、辞章的传统，另外一个是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遭受践踏屈辱的历史，你们这一辈学人都不知道也不愿意了解了，但那个是我们的学术初心。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失根的兰花》，是旅美著名学者、散文大家陈之藩先生在1957年的作品，已经过去七十年了。我看了非常感动，那是我们的情感底色。我当初读书的时候，1983年，跟邓小军老师一起在思考的问题，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如何真正得到翻身解放，从一种西方现代性的压力下，找到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觉自信，让那些深受五四影响，搞当代文学、现代文艺学的人，认为我们中国文学没有思想、全盘落后的观念，能够得到一种回应。（我们早十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观念，却被学会评估专家认为超前领导不妥。）

我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初心，确实有参与当代思想、参与现代中国人文的建设的使命感。我的研究中，讲儒家与道家、神仙家，讲汉儒《毛诗序》的批判传统，都与主流不同。（主流讲儒家是依附性的人格，我开国学概要义理课，儒家的原典，就是讲清楚为什么不是依附性的。）我的第一个课题是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学（记得当时在曲阜开会得罪《文学遗产》的人，萧老师说我在外面惹祸了），讲屈陶杜苏的爱国传统之外的儒家人格力量，讲宋诗的人文底蕴，讲同光体的时代忧思，讲陈寅恪与钱穆的文学观、诗学观，批评鲁迅、闻一多、顾颉刚、李泽厚、冈村繁等人关于中国文学思想的看法，都是有感而发。这方面的一些作品，大家可以看《中国文论九辨》。

我的一个师兄邓小军，一个师弟朱良志，在这个方面都做出了比我好得多的成绩。邓小军教授除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成绩之外，也提出了一整套中国文学的非虚构性理论，沿着陈寅恪先生的思路，讲出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诗歌的很深的写实性、时代性、政治性的关联，比现实主义要深刻得多了。我的师弟朱良志教授从中国文学走向中国艺术，把文学、艺术、哲学打通，发展出一套关于中国美学的独特思想体系，最近写的论文如论四时、论高古等等，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非常独特的贡献，拿到世界上去，都是可以引起关注、得到认同的。我们的研究一定要不光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而且要拿到世界的论坛上去，让西方的人去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这些精彩独特的地方，让中国的精神力量尽量表达出来。做中国学术研究的人要有一种志气、一种骄傲、一种信心，让自己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从学术史当中走出来，在学术当中接上去，然后让自己也成为学术史的一个部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