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珺评《不验辄死》｜“应”“验”之间：秦汉政治文化中的神秘主义

《不验辄死：秦汉时代的方术、谶纬与政治文化》，董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420页，68.00元

鬼神信仰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由鬼神信仰衍生出的巫术、方术和谶纬都曾对政治行为、政治演进、政治制度变迁造成深刻影响。自古以来，学者对巫术、方术、谶纬的运行机理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多有关注，早在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已经呈现出对巫术、方术的审慎态度，后世学者在对巫术、方术、谶纬等进行讨论时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其一是从技术角度讨论巫术、方术、谶纬的文本演化、内容解读、运行机制等问题；其二是从政治文化角度探究巫术、方术、谶纬是如何在秦汉政治生活中得到实践并最终影响政治行为和演进。立足于此，董涛《不验辄死：秦汉时期的方术、谶纬与政治文化》尝试兼顾两种路径，以秦汉时期巫术、方术、谶纬的“应”“验”与否问题为核心，在解释技术及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对三者与政治文化、政治行为间关系进行突破的研究专著。诚如陈鹏先生在本书中序言所作之评价：“（本书）无疑将推进秦汉时期政治文化研究的细化和深入。”

《不验辄死》一书正文部分，除序、引言、结论、后记，共分为三章九节。本书书名缘起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不得兼方，不验，辄死。”这条秦律针对的是对医术、占星术、巫术、方术等同属“术”的技术人员，规定从业者宣称的技术若无法被验证则面临死刑惩处，体现了秦汉官府对知识、技术的高度控制。技术从业者亦在“不验辄死”压力影响下不断精进技术，推动了秦汉时期医学、天文、农业、制造业等领域的进步。

以应验为视角，本书第一章从秦始皇求仙、汉武帝的巫术和方术体验切入，讨论了秦汉间巫术与方术的区别及其蕴含的独特政治文化。以往围绕中国古代神秘主义问题展开的研究，多论及鬼神体系、敬畏信仰等，将问题的核心诉诸宗教情感。但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秦汉乃至先秦，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早期历史中，神秘主义对王朝而言有重要政治意义。作者注意到既往研究中“神”“仙”混同的现象，认为对“神”“仙”两种概念的准确理解是“认识先秦秦汉时人鬼神观的重要方式”。先秦时人崇拜“神”，将人力不能及的问题归咎于鬼神，神人居住于人无法抵达的神界，人与神的沟通以祭祀为主，请求神赐福或降祸；秦汉则多重“仙”，仙人居住在仙界，人通过修炼或服药可以获得长生或飞升仙界成为仙人。持前一观点者为巫者，用巫术；持后者为方术士，用方术。以此为基础，作者提出秦始皇时期地方巫者势力较大，为反秦提供宗教支持，因而秦始皇求仙固然是着眼于为自己寻求长生，但更核心的诉求是为了扶持方术士打击留存于各地的传统巫者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消除民间分裂思想的宗教依据。与秦始皇关注王朝长治久安不同，汉武帝年幼时受到外祖母平原君臧儿影响笃信巫术，后期也在巫术、方术中获得了极佳的个人体验，因此更多追求的是一己之福。作者提醒我们注意，秦始皇始终以秦法约束、管控方术士活动，着眼于稳定秦王朝政治局势，因此方术士在方术不验之时多选择逃亡以避免惩处；汉代皇帝更关注一己之福，巫者、方术士作为仙、人间的沟通桥梁往往敢于铤而走险尝试通过欺瞒皇帝获得更大利益。

究其根本，先秦秦汉时期民众的鬼神崇拜源于感性而非理性，只有应验的巫术、方术乃至谶纬才能证明鬼神的真实存在，反之则会使信仰发生动摇。汉武帝以后，时人逐渐意识到自秦始皇以来求药长生始终无果，而汉武末年又因笃信巫术、方术而爆发巫蛊之祸，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后遗症，使得巫术、方术再难取信于人。作者将制约巫术、方术发展的核心问题总结为无法持续有效地应验，十分妥当。虽然巫术、方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秦汉社会崇尚鬼神的神秘主义信仰并未改变，得以应验的谶言恰逢其时地取代了巫术、方术获得社会信赖，纬书类文献开始编撰。

因此，本书第二章着重讨论谶纬的应验逻辑及其体现出的机械循环史观。从《史记》所载秦穆公、周太史儋之“秦谶”着手，作者将“秦谶”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史官所记《秦记》中为秦合法性提供神学支持的、被验证的谶言；二是民间流行的反秦谶言。秦汉谶纬预言本质类同，作者通过分析“久阴不雨”“公孙病已立”“再受命”“刘秀当为天子”四则谶纬预言将谶纬应验方式总结为“隐语预测+解读应验”。谶纬预言的关键在于对结果进行合理化解读，反推是最常用的手段。从结果导向上看，成功者受天命眷顾，失败者则没有真正理解谶言之“应”。为了更深入地剖析秦汉谶纬预言的应验逻辑，本书第二章第三节讨论历谱学与机械循环史观。作者认为机械循环史观的产生是基于时人对天体周期性回归的认识，西汉中后期不断涌现的“更新”“再受命”政治思潮则是机械循环史观的政治化体现。汉哀帝“再受命”改制与王莽建立新朝都是这种思潮的政治实践。西汉中后期儒生崇尚古制、支持改制，然而这些改制方案在王莽新朝时期施行后给政治体系、民众生活带来了更为深重的苦难，汉儒不得不反思“更新”思潮的意义，开始“思汉”。东汉光武帝再建汉室就是“思汉”思潮的政治结果。机械循环史观不仅在汉王朝大行其道，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注意到后世诸如曹魏等政权都曾利用或“制造”与上古帝王相同或相似的天文现象来证明统治的神权合法性。

在某种程度上看，从西汉高祖刘邦为赤帝子的珍怪故事开始，再到汉宣帝“公孙病已立”、汉哀帝“再受命”、王莽“更新”、东汉光武帝“刘秀当为天子”乃至曹魏“代汉者当涂高”等谶言得以被正史记录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其得到应验并为汉王朝的合法性提供了神权依据。但史官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巫术、方术、谶纬应验与否进行选择亦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本书第三章提出司马迁受时代限制未能完全脱离鬼神信仰影响，因而《史记》中常见预言故事。这种预言在先、结果在后的叙事模式构成了完整的故事链条，从而提高所记事件的真实性，“有助于呈现历史发展的趋势”。作者强调司马迁注重对“智者”审时度势能力的描述而摒弃其中的神秘主义内容，可见其对理性认知的探索。另外，作者提示我们注意，司马迁作为巫蛊之祸的亲历者不仅对巫术持保留态度，而且明确地反对政治活动中的神秘主义内容。与司马迁略有不同，班固生活在“谶纬在政治中大行其道之后理性开始回归的时代”。因此在书写《汉书》时，班固一方面肯定了阴阳灾异理论在讽谏等政治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其中过于神秘的内容及求仙理论存疑。有异于司马迁、班固，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中存在大量神异内容，作者认为二者均未注意到医术和巫术间的区别，大量收录民间神异传说，对后世史学书写及文学创作有较大影响。

既往研究中，学者多就巫术、方术、谶纬进行独立研究，相关成果作者已在引言中详论，此不赘言。分门别类地进行讨论固然有助于我们厘清巫术、方术、谶纬间的区别，但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三者存在的一致社会背景，很难将之贯穿成一条完整的线索。作者在引言中写道：“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中国古代社会相对较为缓慢，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士也属少数，秦汉时期整体社会为神秘主义氛围所笼罩，这也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政治运行，是以政治文化中非理性因素持续存在。”关注巫术、方术、谶纬所共同具备的神秘主义特点及其在秦汉政治节点的关键作用，并根据传世文献对其间的脉络、冲突、疑难问题进行分析，是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紧紧围绕巫术、方术、谶纬的应验与否进行讨论，揭示了先秦秦汉时期巫术——方术——巫、方杂糅——谶纬的政治话语体系变化，提示我们虽然巫术、方术、谶言在形成时间上没有必然的承续关系，但在政治话语体系中却存在着明显的更替性，在不同时段分别对政治事件及其演进有重要影响。

作者注意到尽管政治构建往往需要理性因素支撑，但秦汉时期政治文化领域非理性因素持续存在。巫术、方术、谶纬共同构成了秦汉政治生活的“软环境”，这提示我们在对秦汉政治行为、政治事件乃至行政体系构建进行分析时，需要充分考虑神秘主义因素造成的影响，无论是秦始皇求长生之药、汉武帝笃信鬼神还是秦汉时期行政体系中祠庙、乐府、秘祝等职官的设立都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非理性因素，即神秘主义引发的心理需求密不可分。

在关注秦汉时期巫术、方术、谶纬等神秘主义因素长期演变的同时，本书聚焦于政治史中的细节，“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通过分析“神”“仙”的异同讨论秦汉时期神鬼观念发生的核心变化；探析秦始皇与汉武帝求仙的心理诉求差异了解两者迥异的政治目的；讨论“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衍变洞悉汉代谶纬的解释模式等等，为微观史、心理史提供了研究范例。

虽则本书有诸多优点，但仍有一些可以拓展的空间。

其一，作者通过对巫术所崇之“神”与方术所敬之“仙”进行对比，分析了秦汉时期巫术与方术的区别，是本书的论述基础亦是核心观点。在论及汉武帝个人巫术、方术体验时却仅就巫术、方术杂糅的现象进行描述，若能就李少君、少翁、栾大等人是如何混淆巫术、方术以及这种巫术、方术混杂的成因进行详细分析，或可进一步加深读者对巫术、方术异同的认识。

其二，作者已经注意到医术、占星术等与巫术、方术同归一类，共同受到“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律令的规范，提出秦汉时期从事专业技术的人员不断精进技术与此条律令带来的压力有关，认为其互动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但需要注意，秦汉官府对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兼方”的要求一方面促进了专业人员致力于同一领域，为专业技术水平的突破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对不同专业技术间相互学习、互相借鉴有较大限制。此外，“不验辄死”的规定虽然有利于限制巫者、方术士不切实际的许诺，对防止欺诈有益，却不利于保护科技发展所需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进一步纳入讨论范围。

总而言之，《不验辄死》一书，在讨论巫术、方术、谶纬技术运行原则的基础上，以应验与否为线索，将巫术、方术、谶纬剥离出传统的宗教研究视角，放置于秦汉时期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进行论述，对政治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开拓意义。通过还原秦始皇求仙、汉武帝巫蛊之祸等历史场景，使巫术、方术、谶纬等玄而又玄之物真正应验于秦汉政治现场，为后续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