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新闻名篇”｜重新“理解”陈景润

【编者按】

共和国新闻史上，有不少新闻名篇曾经震撼人心，今天读来依旧心潮澎湃。

春天，是出发的季节。这个春天，澎湃新闻记者重访“新闻名篇”故事发生地、人物出生地，再现壮阔的历史瞬间，更实地感受今昔沧桑巨变。那是共和国的来时路。

今天回访的是新闻名篇《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让数学家陈景润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们将《哥德巴赫猜想》称为“报春鸟”，无数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真理的追寻和对未来的憧憬就此重燃。

设计：王璐瑶

“2026年3月19日，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记忆中，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陪我玩耍时眼中闪烁的光芒，病床旁的书和手稿，扎点滴的左手与最后抬起的食指——这些画面都在讲述着父亲对数学事业的热爱，他在科研路上的心无旁骛与百折不挠，他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和他对生活、对家庭的温柔与担当。”

今年是陈景润逝世三十周年，其子陈由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48年前，在“科学的春天”来临之际，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人们认识了一位可爱的数学家陈景润。他对数学如痴如醉，在一间仅6平米的小屋里潜心钻研着世纪难题。有时直接将褥子一角掀起，趴在床板上就开始演算。

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这样描述那间小屋：这房间还缺了一只角。原来下面二楼是个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三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尽管秋天的阳光非常明丽，屋内光线暗淡得很。纱窗之上，是羊尾巴似的卷起来的窗纱。窗上缠着绳子，关不严。虫子可以飞出飞进……

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数学王冠上的明珠”，自1742年提出以来，已经困扰数学界长达近三个世纪。而陈景润就是在这间“刀把形的房间”里，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难题，留下至今仍被国际数学界奉为高峰的“陈氏定理”。

“他气喘不已；汗如雨下。时常感到他支持不下去了。但他还是攀登。用四肢，用指爪……”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发表。1978年2月16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哥德巴赫猜想》。次日，《人民日报》再次全文转载。

1978年2月16日，《光明日报》头版转载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近半个世纪过去，《哥德巴赫猜想》依旧是经典文本，陈景润的名字依然激励着无数后来者，“陈氏定理”至今仍是世界数论领域的标杆性成果，而中国数学早已实现了从陋室苦研到体系支撑的历史性跨越。

“《哥德巴赫猜想》是我非常喜爱且熟悉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在父亲离开之后，阅读《哥德巴赫猜想》也成为我抒发思念的方式之一。”近日，陈景润之子陈由伟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天重读《哥德巴赫猜想》，最重要的不是看陈景润个人如何被书写，而是文章所传递的精神——在艰难环境中对真理的执着、在世俗压力下对理想的坚守。在现在这个时代，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恰恰是最需要人们重温的。

理解一个数学家

在《哥德巴赫猜想》中，作者徐迟说道：“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理解一个数学家也不容易。”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恰逢万物复苏的时节，这场大会也标志着“科学的春天”来了。为迎接大会召开，《人民文学》杂志社在前一年便着手策划专题稿件。但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经讨论，编辑部决定由诗人徐迟执笔，以数学家陈景润为对象，推出一篇报告文学。

徐迟第一次见到陈景润，是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陈景润个头不高，脸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朴素的旧蓝制服。得知徐迟专门来采访他时，陈景润连连拒绝：“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为了写出一个真实、立体的陈景润，徐迟住进了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招待所，每天跟着陈景润一起去食堂，一起聊天，去他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在一次次的交谈中，徐迟觉得陈景润并不是人们口中的“科学怪人”，“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

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近代数学三大难题之一，自提出以来，始终是数论领域最引人瞩目的未解难题之一。陈景润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福州英华书院念高中时。一堂数学课上，来自清华的沈元教授告诉学生们，1742年数学家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他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大数学家欧拉。然而欧拉到死也没能证明它。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多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但都没有成功。

“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堂数学课深深地刻进了陈景润的心中。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内关于陈景润的展板（受访者供图）

“父亲第一次听到哥德巴赫猜想是在念高中时，这让原本就喜欢数学的他更加着迷于数学之美，主动自学大学的数学课程。考入厦大后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学习中。进入中科院后，父亲更是以不计成本的拼搏攀登着科学的高峰。据父亲在数学所的老同事回忆，他的作息不取决于钟表，而取决于他的工作进度。”陈由伟说。1957年，24岁的陈景润受到华罗庚的赏识，进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宿舍还未建成，数学所就为这些年轻研究员临时租了两户单元房。陈景润怕打扰别人休息就搬到单元房里的厕所来住。宿舍楼盖好后，陈景润又在楼道拐角处找到了一间6平方米大的房间独自居住。

彼时对于哥德巴赫猜想一直停留在“1+3”，并且有数学家宣称，用于解答猜想的筛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陈景润不这么认为，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取得了“1+2”的辉煌结果，即证明了“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表示为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个数不超过2的整数之和”。1973年他在《中国科学》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1966年在《科学通报》宣布的数值结果，立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轰动，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

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里动情地描绘：他就像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呵，爬呵，爬呵……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他终于登上了攀登顶峰的必由之路，登上了“1+2”的台阶。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每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陈景润看着堆满办公室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这么多的来信叫我怎么办哪！”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可要一一回复又不可能，因此他感到很不安。

“我相信很多人曾被这篇报告文学深深感动，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大学的那一代人，对《哥德巴赫猜想》、对陈景润，都有着特殊的情感，有人至今都可以背诵出大段文章里的内容。我想，这份真挚的情感是源于人们对科学知识的向往和对科学工作者的尊重。这篇报告文学点燃了当时青年人对于科学的热情。”陈由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曾有位资深数学教育专家对他说：“《哥德巴赫猜想》曾是我的枕边书，今晚我又含泪看了一遍。”

读懂父亲

小时候，陈由伟觉得父亲的书房是家里最神秘的地方，书房里有很多父亲用的资料，年幼淘气的他自然是不能随便进去的。但父亲工作时，陈由伟常常会悄悄推开书房的门，透过门缝偷看父亲。父亲在台灯下伏案的背影，至今仍在陈由伟的记忆深处。

除了父亲在工作时所表现出的极度专注外，陈由伟印象最深刻的还有父亲的温和谦逊和幽默乐观，以及他对生活的热爱。

陈由伟记得，小时候北京一到冬天能吃到的蔬菜种类就很有限，白菜、萝卜、土豆是餐桌上的“主力”。父亲就在阳台种了西红柿，最大的果实能长到小拳头那么大。当时在北京的冬天里能吃到自家种的新鲜西红柿，这让年幼的陈由伟产生了巨大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至今想来心里仍是暖暖的。

“我的父亲喜欢花花草草，那时我们家的阳台上有大大小小很多盆植物，大部分是仙人球、万年青这类‘好养活’的品种。父亲会把他喝剩下的茶根儿倒在花盆里，美其名曰是浇水施肥同步完成。”据陈由伟回忆，父亲有时会站在阳台上，一边查看这些植物，一边简单地活动一下筋骨，那是他为数不多的休息时刻。

陈景润和儿子陈由伟

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陈由伟才真正感受到父亲对数学那份最质朴最浓烈的爱。

1984年，陈景润因两次脑外伤，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此后，他经常需要住院治疗，每次去住院都要带上书和资料，即便是在病榻上也依然坚持工作。

“那时，有医生会向我母亲‘投诉’，说‘陈教授是来住院的，还是来拼命的’，希望我母亲能多劝劝父亲放下工作。但他总是说他的工作不能停。每次他打点滴时，就希望护士不要扎他的右手，因为这样会不便于他写字。有时左手扎肿了，他宁愿扎脚上的血管。”陈景润告诉儿子，他的工作是在搭梯子，向着哥德巴赫猜想“1+1”搭梯子，也为后来人搭梯子。

陈景润对数学如痴如醉，《哥德巴赫猜想》里提到：“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通通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父亲去世时，陈由伟才15岁。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陈由伟一点点读懂了父亲：“父亲所带来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学术价值，背后所反映出的精神价值同样宝贵。在其钻研哥德巴赫猜想“1+2”证明的时期，我国的数学工作者所面对的压力是多重的，在那一时期产生出的科学成就背后是科学家们科研报国、勇攀科学高峰的坚定信念，以及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专注与纯粹。这份精神财富，在当今的时代，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成长与青年人奋斗，依然具有意义非凡的价值。”

厦门大学陈景润像

接过梯子继续攀登

1998年12月，陈景润工作过的中科院数学所与应用数学研究所、系统科学研究所及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整合成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简称数学院）。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院院长张平介绍，数学院是国内最有影响，也是规模最大和整体实力最强的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机构。同时，数学院也是培养数学高级人才的机构。

“在我心里，数学院这栋大楼，就是学数学的最好天地。”在数学院研一学生黄学格看来，“坐冷板凳”是科研工作者的常态，但她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是有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同陈景润那一代科研工作者有着相似之处，对问题本身的兴趣是核心的驱动力”。

黄学格说，相比过去，今天的科研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信息更开放、交流更充分，工具也更加丰富，摆脱了“信息孤岛”的困境，形成了更加稳定、成熟的知识体系。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延续前辈的精神，也要用新的方式去推进问题。”黄学格的导师常常教导她，遇到困难时多去了解前人的经历。很多数学家在条件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坚持下来，他们面对问题的方式、处理困难的态度，在今天依然有启发意义。黄学格想了想，“传承”并不是简单重复他们的路径，而是延续他们对问题的专注和对真理的执着，利用现在更好的条件，去探索新的方法和方向。

1998年12月，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系统科学研究所及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整合成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黄学格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近年来她明显感受到国家对基础数学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强。国家有稳定、长期的资助机制，针对青年学者的培养体系也非常完善。这些保障让年轻的科研人能够安心、踏实做研究，不用被短期成果压力所困扰，可以专注于真正有价值的基础数学问题。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如今的科研环境、科研条件和技术等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同时，中国学者与国际同行间的交流更加便利与频繁，团队协作和交叉研究成为主流。”陈由伟对此也感受颇深，如今数学领域的学者，甚至数学专业的在校生，都具有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

2022年，陈由伟创立了厦门市陈景润科学基金会，接过父亲手中的梯子，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攀登属于自己的高峰。

“我们成立基金会的初心就是希望通过搭建陈景润科学基金会的公益平台，链接更多社会力量，从而支持祖国数学强国的事业。”陈由伟说，他希望有一天，中国不仅有世界一流的数学研究机构，更有一个让每个孩子都能公平接受优质数学教育的环境。父亲用一生证明了一件事：攀登，不是为了被谁看见，而是为了看到更远的风景。陈由伟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年轻人接过梯子继续攀登，直到站上那些还未能抵达的山峰。

设计：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