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当之无愧的智者：关于爱、自由、消费与政治的终极思考

近日，知名出版品牌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人间世”系列又迎来一本重磅新作——齐格蒙特·鲍曼与其得意门生基思·特斯特写给现代人的“清醒生存指南”《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这是继《将熟悉变为陌生》《自我》之后的第三本鲍曼对谈。鲍曼在其中反思时代，关切个体困境，将自我与世界重新联结。

在这本对谈集中，鲍曼谈社会学，也谈伦理；谈现代性的阴影，也谈个体化、消费社会与政治困境。他不提供答案，而是赋予我们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让我们看清自身困境背后的结构，并重拾对人性与公共生活的信念。

延伸阅读

现代人为什么难有爱情？

“多一个人读鲍曼，人生就会有多一份自由”

鲍曼：幸福，是那不可捉摸的一瞬

鲍曼：人们想要“实现自我”，却并不知道“我”是谁

关于爱、自由、消费

与政治的终极思考

来源 | 守望者eye

01

自由是一种零和博弈

有赢家就有输家

特斯特：在《自由》（Freedom）中，你讨论了西方最引以为傲的价值观之一（也是你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从一组关于“自由可能是什么样”的隐含假设出发，对自由如今已经变成的样子和它的根本意涵进行了批判分析。你始终坚持，自由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关系（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自由，是因为另一个人没有自由；前者的自由是以后者的自由可能性为代价换来的）。因此，你将自由放入了一个纯粹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之中。

鲍曼：在那篇文章中，我确实（尽管只是蜻蜓点水地）触及了知识分子在面对普遍个体性前景时所固有的模糊态度，但你所提及的自由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一观点，与这个问题只是部分相关（尽管我同意，二者并非毫无联系）。在那篇文章中，我所论述的是另一件事，说起来，这其实相当明显：既然让事情照自己的意愿发生的能力是自由体验的核心本质，而要实现这一效果，必然要求他人服从我们的意愿，即使这些意愿可能与他们自己的意愿相冲突，那么自由就潜在地是一种零和博弈——某些人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些人的损失。在这种博弈中，不可能只有赢家而没有输家。一部分人的自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自由（至少是“积极自由”，即采取行动的能力）就更像是一种特权，而非一种普遍且被所有人均等享有的权利。我要再说一遍：这一点看起来十分显而易见，然而在关于自由的讨论中，这一点却常常被忽视——这些讨论往往围绕着抽象的“个体本身”展开。此外，对这一观点的认知还受到另一个事实的阻碍：在通常情况下，社会上层人士一旦拥有了某款“高级定制版”自由，那么不久，它的“批量生产版本”就会流入“普通大众”中间，后者虽然低劣、虚假，却也能以假乱真。自由似乎就像冰箱一样，是一种普遍可得的商品，然而，在自由超市里被兜售了批量生产版本的倒霉顾客往往会感到困惑：那些上层人士是疯了吗？他们为什么这么把自由当回事？他们究竟在激动什么？

02

消费者的崛起

意味着公民的衰落

特斯特：《自由》提出了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的问题。每当你讨论消费社会时，你的语调总会流露出一种深刻而坚定的批判态度。你拒绝以消费主义自身的逻辑来接受它。那么，你批判消费主义的要点是什么？

鲍曼：在我看来，消费市场最具危害性的影响在于它向人们承诺：总有某家商店的某个商品能够解决你遇到的所有麻烦，只要你足够努力去寻找。这一承诺带来了三个不良后果，每一个都很致命。第一，它导致了“去社会技能化”——人们无意学习与他人讨论、协商解决问题的技能，认为这些技能并不真正必要，因为等到下次购物时就能以更少的努力、更低的成本获得现成的解决方案。第二，它让人们得出结论——处理生活问题就像消费商品一样，是一种孤立的个人事务，与他人合作并不会提高有效性。第三，它使人们用“缓解症状”来代替“治愈疾病”——无论你是个多么精明的购物者，你都不会在商店里找到真正消除你的烦恼之社会根源的秘诀，只能找到缓解由这些烦恼引起的种种痛苦的方法（或者仅仅是在追寻这些方法及其附带的小工具期间，暂时忘却自己的烦恼）。消费者的崛起意味着公民的衰落。消费者越娴熟，公民就越无能。这大致就是我批判消费主义的要点。

每种社会身份形态都有其自身的尊严标准，从公民（以及生产者，即“事物的创造者”）向消费者的形态转化也造成了尊严标准的相应转变。我还记得，当年我的母亲是如何为自己的浣洗技术感到欣喜自豪的——她会用搓衣板搓洗、浸泡、拧干，最后熨烫，将床单洗得洁白无瑕。而如今的母亲（或父亲）则会为自己能在超市货架上找到最佳品牌的洗衣粉，并购置一台功能格外强大的洗衣机而感到自豪。他们都因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而感到有尊严。那么，摸着良心说：你难道能否认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尊严吗？消费主义的力量正在于它的配置极为齐全——它自带供人们发挥“手艺人本能”的渠道，也有自己的一套得体标准，甚至具备自己的一套尊严标准。这些标准可能与你心目中的理想标准大相径庭，但你也没法仅凭自己的不满去责备数以百万计欣然抛弃搓衣板、拥抱洗衣机的人。

消费主义是一种生活形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其他生活形态存在，而每一种形态都有各不相同的吸引人之处，也有各不相同的令人反感之处。让我们重点关注消费主义生活形态的弊端、危险和匮乏之处，并尽可能地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让我们提醒自己和他人，我们正在有意或无意地错失哪些事物，比如市场经济不愿提供或无法提供的，属于社会经济或道德经济的那些愉悦。让我们反复强调：消费主义并非一种“别无选择”的处境，而只是一种选择（尽管是默认的选择，而非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并且是集体做出的选择，不过这种“集体”只可能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让我们确保，无论我们做出何种选择，这个选择都是清醒的且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当今世界，努力挣扎着留在消费主义游戏之中，已成为人们追求尊严这一人类的永恒梦想的方式之一。人不应因其所处的境遇而受到指责。如果有什么值得指责的，那就是在历数这些境遇所带来的福祉时，人们未能同时衡量它们所造成的损失，或者在享受这些福祉时毫无反思之心。

03

人际关系从质量走向数量

特斯特：有些分析人士所谓的“纯粹关系”在你看来应该是个体化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答案的一部分，对吗？

鲍曼：一段“纯粹关系”（意指其中的每一方都假定，该关系的维系只以他们的满足感为前提，并在他或她无法再从中得到满足的一刻即告终止，不会多存续哪怕一分钟）彻底推翻了培尔·金特在本真性求索中找到的唯一有效的答案。关系（更广义而言，承诺）之所以能在个体经历试炼与困境时提供支撑，是因为它被认为超越了孤独战士的寿命及其人生风浪，它能经受住失败和胜利的考验而始终如一（正如那句经典婚誓所言，“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生病”）。脆弱且自认短暂的关系不具备这一功能。相反，它们成为未来行动的负担。然而，关系之所以脆弱、易碎，正是因为它们的“纯粹性”。通常情况下，当寄出一个重要的包裹时，我们会明智地用多道绳索加固以防散架；而要使关系在个体面对生活的严峻考验时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只依靠出了名地善变的“满足感”，而必须有更多的纽带，而且纽带的性质要有所不同。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随着纽带变得不牢靠，随着关系变得松散，“联通性”（connectedness）却成了一种备受推崇的品质，并成为雇主在挑选员工时热切寻求的特质。拥有良好的人脉（well connected）、维持大量联系人（many connections），成了向上流动的最可靠保障。但重要的并不是联结的强度，而是联系人的数量；不是关系的持久性，而是进入（同时也意味着退出）关系的便利性。正如在许多其他领域一样，数量取代了质量。当集合中的任何单一项都并不真正靠得住时，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集合规模的庞大以及供应的不断增长。关系之网越大越好，至于网中每一条连接线的寿命长短，根本无关紧要。

04

长期承诺正变成负担

不承诺反而成为优势

特斯特：市场的主宰地位导致人与地方、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短暂；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导致与他人的联系变得脆弱而易逝；个体性和日常生活的私有化现象日渐普遍。与此同时，全球化仍在破坏地方经济与环境，并继续塑造个体无法控制甚至难以理解的世界，个体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它所宣扬的风险与焦虑。而民族国家无法消除这些风险与焦虑，因为正如我们都已从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主张中了解到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不安全感是无可避免的，人们必须直面它。

你的《寻找政治》一书中对广场命运的讨论可以放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你谈论广场，因为它在古典时期是开展政治的空间和场所，而如今，这一空间和场所正受到“流动的现代性”时代所有这些过程与关系的挑战。广场曾是近距离政治的空间，是人们聚集和面对面交流的场所，因此，它与受列维纳斯启发的伦理观天然契合。但这些源自古典政治理论与由来已久的民主模式的概念，在当今境况下是否仍具有相关性？在这个时代，面对面交流已经被电视媒介削弱，并转变为单向传播，公共空间似乎更容易让人产生恐惧和危险之感，而非被视作获得社交与陪伴的场所。

鲍曼：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才华横溢（尽管当时还算年轻，但也有些年纪了）的研究人员，他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多个节目中工作了大约十四年。他工作能力出色，因此各个节目的制作人都乐于雇用他。然而，当我遇到他时，他仍未获得任何类似于“终身职位”的保障。他的生活是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对当前项目结束后自己的前景几乎一无所知。他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但他预期这种“就职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我猜测，到我们相识时，他已经逐渐接受这就是“正常情况”了。博尔坦斯基和基亚佩洛提出，这位英国广播公司研究人员的境遇预示着未来的趋势——我们所有人都将以某种（看上去极为松散的）方式“铆接”到社会之中。在流沙上无法建造永久性的建筑，试图这样做极其愚蠢（且会给那些敢于冒险尝试的人带来危险）。雇主不愿做出长期承诺，同时也不再期待员工对公司保持长期忠诚。他们希望员工每天二十四小时全身心投入眼前的工作，但并不希望他们“一辈子忠诚”或对公司产生认同感，因为这反而会束缚雇主自身的流动性和变更自由。明天需要完成的工作可能与今天大不一样，而谁也无法预测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又有哪些经验和技能知识会变得多余。因此，雇主最偏爱的员工是那种具备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的多面手，他们能迅速接受新的演出场景，并在角色的戏份完结时毫无怨言地退场（实际上，他们欣赏的是帕斯卡尔所说的那种“迅速完成并重新开始”的能力和意愿）。

吉登斯所谓的“纯粹关系”——快速建立，随需解散——不仅体现在亲密关系之中，也体现在人们谋生的方式上。人们在建立伴侣关系时，总会确保自己能在关系不再带来快乐时随时抽身。而人们的生活也总是从一个项目过渡到另一个，每个项目都只是“暂时的”，没有任何一个被认为可以无尽延续。员工在受雇于当前项目时，就必须尽力证明自己具备在未来受雇于类似的短期项目的能力。而要证明这一点，并非通过展现自己“天生”就是做手上这份工作的料，而是要表明自己什么工作都能做好，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涉及何种任务。

因此，我们所有人，或主动或被迫，都要一次次地“迅速完成并重新开始”，而如果我们期待身边的人不遵循同样的法则，我们就将陷入无尽的挫败和绝望。“长期承诺”正在变成一种负担，而不做任何承诺反而成了一种优势。生活日渐呈现为一系列新的开端，变成一场不断尝试新选项、新风格和新机会的实验。

“理性选择”理论家们敏锐地指出，这种模式同样蔓延到了政治行为领域。选民越来越像是短期机会的消费者，他们的选择已不再受“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发生什么”式的忠诚主导。在政治领域，如同在“经验世界”的其他方面一样，注意力的焦点及占据这些焦点的偶像或名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随生随灭。这一状况无疑对广场构成了威胁。在广场上，“我们还会见面”之感至关重要——相信当前的行为会带来长期影响，而所有参与者都要承担或见证这些后果；相信各方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会长期在场，以便在他们未能履行责任时被追究（也就是相信，无论表面上多么混乱，政治博弈都不是一系列随机发生、不受过去约束、不影响未来的新开端）。这些信念决定了人们在广场上度过的时间是否有意义，以及广场上的辩论是否值得进行。然而，当这些信念在日常经验中不断被削弱和推翻时，“理性的选民”就不再愿意参与乏味、庸俗且单调的政治游戏了。于是，广场被改造并重新装修为剧场，在其中上演的，是一幕幕新奇的景观（或曰事件），演员寥寥而观众众多，但观众要做的只是被娱乐快感的许诺吸引过来，体验一番刺激，并鼓掌或发出嘘声。

连接近与远并让它们进行持续对话的任务——广场本应擅长的任务——如今正变得愈发困难，甚至不可能完成。

THE END

原标题：《20世纪当之无愧的智者：关于爱、自由、消费与政治的终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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