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留苏学长口述历史 | 张锡荣：那个“可能用不上”的毕业设计，成了“亚洲第一塔”

张锡荣：1933年12月出生，江苏无锡人，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会员。曾任上海市建筑施工技术研究所(现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所长、上海市建设监理协会秘书长。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1954-1959年赴苏联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建筑工程学院留学，专攻工业与民用建筑。回国后，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新中国的建筑事业，先后参与新疆大学建校、援建阿尔巴尼亚、宝钢建设，以及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等众多标志性工程的建设监理任务。荣获中国建设监理协会颁发的特殊贡献奖。

从大同附二到清华大学

我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虽不显赫，但重视教育的大家庭。少年时期，因时局与家庭缘故，我随家人迁居上海，在这座充满活力与挑战的大都市中成长。中学时代，我进入当时以教学严谨著称的大同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大同附二)。这段时光，是我人生的重要奠基期。

大同附二的老师们，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启发性教学，深深影响了我。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几何老师梅慕勋先生的第一堂课。他在黑板上写下了六道关于等腰三角形的证明题，前五道题解法清晰明了，他一一讲解。最后一道题是：“证明有两个角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他让我们课后思考，下次课再揭晓答案。 那道题的证明过程远比想象中复杂精妙，这堂课如同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对逻辑与空间结构的好奇与热爱。高二那年，我被批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组织的学习和活动中，“学习是为了将来建设国家”的观念逐渐从模糊的口号，内化为我清晰的人生目标，我的心中涌动着一股报效国家的热忱。

1952年夏天，高考放榜。我在长寿路“大自鸣钟”的报摊上买了一份报纸，急切地搜寻着自己的名字——我被清华大学土木系录取了!全家欣喜不已。

在清华园，面对专业选择，我了解到国家工业化建设急需大量工程技术人才，特别是能够快速投入一线的人员。于是，我主动选择了学制较短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修课”(两年制)。当时有些同学因为被分配到专修课而非五年制本科而闹情绪，我却觉得能早一天学成，早一天为国家建设出力，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在清华，我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也因各方面表现突出，被学校推荐参加留苏预备生的选拔。经过严格考核，我如愿进入了留苏预备班，人生的轨迹由此转向更广阔的舞台。

留苏五年，做了一个“你回国后可能用不上”的毕业设计

在北京的留苏预备班，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突击学习俄语。对我这个英语基础并不算太好的人来说，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挑战巨大。最终，我以笔试和口试全优的成绩，完成了俄语培训。

留学期间班级同学合影（前排右二为张锡荣）

1954年，我们这批满怀理想与使命的青年，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列车。我被选派到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建筑工程学院，攻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踏上异国土地，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我们也立刻感受到肩头的重任。国家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投入巨资送我们出国深造，这份沉甸甸的期望，化作我们心底最强劲的学习动力。

苏联的高等教育体系严谨而务实。为我们授课的教师很多都是副教授以上的资深学者，他们讲课从不照本宣科，各有风格，且与社会生产实践联系紧密。我深知机会来之不易，每一堂课都聚精会神，认真记好笔记。除了必修的专业课，我还主动去旁听了军事课，因为其中涉及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军事工程知识，我认为这对未来的建设工作会有裨益。

留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全优。这不仅源于刻苦，也得益于方法。我注重知识的整合与应用。四年级的课程设计，我选择了“振动楼板”这一具有一定难度的课题。而毕业设计，我更是挑战了当时在国内还近乎空白的领域——电视塔的结构设计。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高550米电视塔的方案设计”，这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外形设计，更包含了复杂的结构计算(特别是高耸构筑物的风振分析)、施工组织方案设计。从建筑构思到结构安全验算，再到如何把它建造起来，我完成了一次从理论到“虚拟实践”的完整循环。

1950 年代在苏联留学期间参加“五一”游行（前排左一为张锡荣）

我的苏联导师起初有些担心，觉得这个课题对来自中国的学生可能太超前，甚至暗示“你回国后可能用不上”。但我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这段经历极大地锻炼了我的综合技术决策能力和系统思维能力，我后来常想，这份毕业设计，仿佛为我日后参与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等工程埋下了一粒种子。

在生活上，我们克勤克俭，把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和阅览室。国家发给的生活津贴，除了必要开支，大部分都被我用来购买专业书籍。五年半的留学生涯，我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专业资料。1959年，我以“优秀毕业证书”(红本)为自己的留苏学习画上了圆满句号。

学成归国，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59年秋，我学成归国。在填写分配志愿时，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最终，我被分配到了遥远的新疆，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大学参加建设工作。那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西北的条件更为艰苦。但我背上行囊就奔赴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在新疆大学，我和一批同样刚毕业的年轻同事，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学校的基本建设和建筑工程系的筹建工作中。从规划到施工，从教学到实验，很多事情都是从零开始。我们住土坯房，啃干馕，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同事中的钟云章、张泽浜、周兴才等人，我们彼此扶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经历虽然艰苦，却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课，它磨炼了我的意志，也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脚踏实地”。在广袤的天地间，我参与了具体的建设实践，这与我之前在图纸和计算书上的工作截然不同，让我对“工程”二字有了血肉相连的体悟。

1963年，因家庭原因和组织调动，我回到了上海，进入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所，从事建筑材料和结构方面的科研工作。从大西北的宏观建设，转向实验室里的微观研究，我努力适应新的角色。其间，我翻译了苏联的加气硅酸盐砌块技术资料，参与过工程事故的技术鉴定，甚至尝试了与水工结构相关的沉箱设计，不断拓宽自己的专业边界。

1973年，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到来——我受命参加援助阿尔巴尼亚建设钢铁联合企业的项目。这是我第一次以专家身份长期驻扎海外施工现场。在阿尔巴尼亚三年多时间里，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技术难题，还有语言沟通、文化差异、物资保障等一系列挑战。我从一个主要是处理技术文件的“书生”，跟着老师傅们摸爬滚打，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面对阿方工程技术人员、处理各种复杂现场问题的援外专家。特别是在炼钢车间的钢结构吊装中，我向上海建工局机械施工公司的老师傅虚心请教，掌握了铆接、高强螺栓连接等关键施工工艺和技术管理要点。这段经历，彻底将我的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焊接在一起。

张锡荣的毕业证书

更让我终生铭记的是，1974年，在援阿工地上，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米士诚告诉我，我的申请是由中国驻阿大使刘振华同志亲自审批的，并对我提出了殷切期望。我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立志要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奋斗终身。

1976年援阿归来后，我先后在上海市建工局科技处、宝钢工程建工分指挥部技术处工作。在宝钢，我迎来了回国后又一次严峻的技术考验——参与炼钢车间铁水包坑深基坑的施工设计。该基坑深度达19米，是当时上海地区最深的地下工程之一。壁坑的设计和支护都是由我主要承担，土压力计算得到了张天民等同事的支持，降水与地基加固则由奚正修等人负责。面对巨大的技术风险和施工难度，我们精心计算，大胆设计，严密组织，最终确保了工程安全顺利完成。这次成功，让我在复杂深基坑工程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

“看着一栋栋建筑经我们的手高质量地矗立起来，那种成就感无与伦比”

1982年8月，我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重要转变。根据组织安排，我跟随老领导奚正修同志调入上海市建筑施工技术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半年后接任所长。从此，我的工作重心从纯粹的技术攻关，转向了一个科研单位全面的技术与行政管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开启了我职业生涯中最为忙碌、也最有成就感的十年。

推行改革，激发活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科技体制改革初期，国家逐步削减对应用型科研单位的事业拨款，逼着我们“断奶”，面向市场找饭吃。我刚上任时，对全所的经济运行心里没底。压力之下，我和领导班子成员团结一心，大胆制定了以各研究室“净收入”的20%作为奖金提成的激励办法，这一下子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市场需求紧密挂钩了，大家不再“等、靠、要”，而是主动走出去找项目、搞创收。对于情报、印刷等创收能力弱的部门，我们也制定了合理的考核奖励办法，保证大家都有干劲。我们所领导班子的奖金，始终低于一线创收骨干，我个人的还要再低一些。

这种分配机制，使得研究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许多建筑企业亏损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健康的运行和一定的盈余。记得1988年在所务会议上，当我向大家报告年度盈余时，激动地向全体中层干部深深鞠了一躬，感谢大家的共同努力。那是一个改革者与同事们共同奋斗、共享成果的感人时刻。

紧扣重大工程，科研落地生根。我始终坚持，研究所的科研必须与上海城市建设的脉搏同频共振。我们将施工、机械等研究室的主攻方向，紧密对接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等重大工程。我们参与了两座大桥斜拉索塔柱的液压提模与施工电梯研制、大桥预应力大梁施工技术攻关，为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设计了独特的提升模板体系。机械研究室研发的80T-m和40T-m塔式起重机，因其性能优越、适应性强，技术转让给工厂生产后，广泛应用于上海的中高层建筑，创造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1990年代，亚洲第一高塔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开工建设，其施工测量控制是核心难题之一。作为上海市建筑施工技术研究所所长，我当时力主施工单位必须建立自主测量控制能力，否定了完全外包的方案。我带领团队选定先进的垂准仪，制定周密的测量方案，成功完成了对塔体中心坐标与垂直度的精密控制，为这座468米高的广播电视塔精准矗立提供了核心技术保障。我们还参与了塔体提升模板的设计、塔身预应力梁板施工等关键环节。因缘际会，从第聂伯河畔的课堂到上海滩的工地，随着当年在苏联图纸上推演的风振分析、结构设计与施工组织，一一化为黄浦江畔的现实，我仿佛以三十年的坚守，完成了对导师那句“可能用不上”的最好回应。留学苏联时那份被视为“太超前”的电视塔毕业设计，不仅没有被时代遗忘，反而在祖国的土地上拔地而起，成为我毕生所学与国家需求完美融合的见证，想来真是感慨万千!

打造期刊品牌，汇聚行业智慧。所里的《建筑施工》期刊在我接手时是双月刊，发行量小，主要靠赠送，印刷质量也不稳定。我深知办刊非我所长，便全力支持副所长徐绳墨同志担任主编，并调来华元果同志负责编辑部。我们明确了期刊定位：紧密依托上海建工系统的工程实践，面向广大施工技术人员，传播实用、前沿的施工技术。通过改为邮发、电脑排版、提高印刷质量、精心组织稿源，《建筑施工》与北京的《施工技术》《建筑技术》并列为国内建筑施工领域三大权威刊物，发行量最高超过3万册。

扶持设计业务，推动资质升级。所里原有的建筑设计室资质较低，业务局限。为了发展，我向市建委争取资质升级。面对主管领导的面试，我从上海建筑行业发展对设计研发一体化的需求出发，阐述了我们的规划和优势，最终成功将设计室从三级晋升为二级。

为了快速提升设计团队实力，我们另辟蹊径，选择了“深化设计”的道路。我们抓住上海展览中心北馆(波特曼酒店)这一由日本总承包的大型项目机遇，派出设计人员深入参与其施工图深化设计。这段“实战练兵”让我们的设计人员，尤其在机电、暖通等专业方面能力剧增，为日后设计资质升至一级，乃至研究所更名为“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奠定了坚实基础。当上级一度考虑将设计室剥离出去时，我据理力争，强调科研与设计相辅相成，最终保住了这个重要的业务板块，为院的综合发展留住了核心力量。

2026 年春节前夕，杜安（本文作者之一）慰问张锡荣学长

张锡荣学长接受留苏分会“口述历史”工作小组采访

开创建设监理，勇当行业探路者。在全国正式推行工程监理制度试点前，我们就已敏锐察觉到市场需求，承接了中联大厦、物资贸易中心等项目的质量管理工作，这不仅是服务，更是探索。在“物资贸易中心”项目中，我们凭借专业判断，成功说服业主更换了不合理的基坑支护方案和施工单位，为业主节约了大量资金，也树立了专业权威。

一批年轻技术人员通过在这些项目中的锻炼，迅速将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结合，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骨干。后来，我们顺利承接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等一系列地标建筑的施工监理任务。监理工作，使我毕生所学——在苏联打下的理论根基、援阿时期和在宝钢积累的现场经验、研究所十年的管理心得——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与施展。看着一栋栋建筑经我们的手高质量地矗立起来，那种成就感无与伦比。

退而不休，推动建设监理行业健康发展

1993年，我从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院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了。但我并未选择清闲的退休生活。很快，上海市建设监理协会需要一位熟悉行业、有管理经验的秘书长，组织上找到了我。我觉得这是继续为行业服务的好机会，便欣然接受了。

在协会秘书长的岗位上，我延续了务实干事的作风。我积极奔走，针对当时监理收费标准偏低、不利于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的问题，推动并在上海率先进行了合理的调整。我们利用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为上海引进和储备了一批监理骨干人才，这项工作的成效后来也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虽然国家后续出台了统一标准，但上海利用那段时间打下的基础，使得本地监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保持了领先优势。

在协会，我曾处理过不少具体的行业事务和纠纷。有一次，某重大工程打桩出现偏位，责任各方争执不下。我们协会受市质监总站委托进行协调。我和徐帆同志一起，深入研究所有技术资料，坚持以国家规范为准绳，在协调会上条分缕析，指出问题关键，并提出了经济合理的处理方案，最终说服了包括施工方总工在内的所有与会专家，圆满解决了争议。这件事提升了协会的专业权威，也让我看到，只要准备充分、有理有据，就能得到业界的尊重。

在协会，我还参与推动了监理工程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并以耄耋之年主持了“施工现场监理人员配备”重要课题，为行业规范化发展尽了一份力。两届秘书长任期届满后，我因年事已高，才真正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

“如果时光倒流，我依然会选择为祖国建造高楼大厦”

张锡荣学长和妻子叶蔚菁合影

回顾我这一生，从清华园里的大学生，到公派赴苏的留学生;从天山脚下的建设者，到黄浦江边的工程组织者;从技术员到所长，再到协会秘书长，角色在变，岗位在变，但贯穿始终的，是我们那一代留苏学子的共同底色：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专业的敬畏之心。

我们这一代人，是国家全资、全程、全方位培养出来的。国家送我们出国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回国后，我们唯有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才能报答这份深恩。我参与了从边疆大学到国际大都市的众多建设，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了祖国从一穷二白到高楼林立的翻天覆地变化。尤其是看到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屹立在浦江之畔时，我会想起在苏联留学时那个550米电视塔的毕业设计;看到南浦大桥、上海大剧院时，我会想起和同事们攻坚克难的日日夜夜。这些融入城市天际线的作品，就是我们这一代建设者无声的誓言和永恒的丰碑。

我的职业生涯，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过挫折的教训。但我可以说，我这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充实的一生，是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洪流的一生。我感谢党的培养，感谢国家的信任，感谢所有同事、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依然会选择这条道路——一条为祖国建造高楼大厦、奠基立业的道路!

如今，我已年逾九旬，仍心系于城市建设。看到新一代工程师、建设者们继续挥洒汗水，创造新的奇迹，我倍感欣慰。我相信，中国建设的未来，必将更加辉煌。

(作者：杜安：我会留苏分会会员，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正高级工程师;岳强：我会留苏分会理事、副秘书长，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