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掌握方法论，了解开放史，开拓新格局

【编者按】

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中国的开放历史悠久，从两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再到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2026年4月中国第23个自贸区落子内蒙古，标志着中国开放格局从南向北，从“通道建设”迈入“制度型开放”的深水区。

当前，如何全面深入地思考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回答好这个时代之问，4月10日，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上海市社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王战。

王战曾主持和深度参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历次重大规划、改革的论证和出台。曾直接或间接做过8位上海市委书记、7位市长的智囊，对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上海世博会主题、中国加入WTO上海行动计划纲要等重大决策咨询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要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王战认为，当前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从方法论上去理解。既要了解古今中外的开放历史，也要从重要的对外开放大事件和具体项目中吸取经验。

王战指出，开放战略也正在调整。面向国际，要找准开放方向：一是，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二是，对外开放方向的调整，中国今后的市场和高水平开放重点关注全球南方。面向国内，要抓住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机遇，同时使上海进博会与海南自贸港两个国家战略进行对接，实现1+1大于2的效应，提升开放能级。

在采访中，记者能深刻感受到王战在学术研究中构建的“知识树”，他强调整个思想是从树根到树干，再从树干到树叶、开花结果，构筑好做系统集成的体系框架。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综合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重学科视角，注重理论构筑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用学术研究实践回应了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

因此，面对澎湃新闻记者提出的“如何理解当前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问题，他从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原理与方法论出发去阐述。

掌握分析问题的原理和方法论

澎湃新闻：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时逢“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结合讲话内容，我们该如何理解目前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王战：“5·17”讲话对古今中外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给出了一个非常全面、系统的阐述，强调了它的历史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十年后回过头看，“5·17”讲话具有鲜明的指导性、引领性。说到底，是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述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能够实现什么样的一种理论性创新。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讲清楚了，也讨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但最终，还是要回答：“社会主义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尤其是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从实践来讲，马克思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个理论，邓小平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回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发展是硬道理。他把我们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马克思分析的发达国家，主要是解决生产关系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硬道理，所以要从发展生产力着手。

这说明，要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列宁曾经讲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这是分析问题的原理，是方法论，非常重要。当前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也要从方法论上去理解。

理清古今中外开放史

澎湃新闻：除了掌握方法论，在讨论和研究对外开放之前，还要了解哪些内容？

王战：还要了解开放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在对外开放了。我们现在讲的“一带一路”，就是在讲“丝绸之路”，这是中国开放史的见证。

陆上丝绸之路主干道从西汉至隋唐，在这一漫长历史中，丝绸、香料等商品沿路流通，同时促进了宗教、艺术、科技和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汉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中国的长安，谁都可以来。汉唐时期中国社会总体上是高度开放的，这种开放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后面又有了“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大量出口。当时有那么多窑，为什么景德镇会崛起？我去景德镇做了五次调研，因为它临信江，可以通鄱阳湖，再通长江，有便利的运输条件，具有当时对外开放的区位条件。

我们研究开放，要先了解中国开放的历史。开放成就了中国古代的繁荣，在鸦片战争以前，世界上经济最繁荣的地方是中国江南。这是西方学界的观点，美国加州学派是第一个以中国为中心来认识世界问题的。安德鲁·贡德·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就提出：18世纪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在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占整个世界GDP的30%~40%，最发达的地区就在江南。

澎湃新闻：在打破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叙述之后，我们当时的繁荣靠的是什么？

王战：在文明起步阶段，唯一没间断的是中国文明。我们先秦的诸子百家与希腊文明中柏拉图的《理想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都是在人类社会刚刚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从原来相对原始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出现小的城镇和相应的社会结构，人们都在思考、认识社会应当如何发展。这个时候，东西方文明是同时起步的。

中世纪我们比西方先进。大唐时期，西欧当时进入了神权统治的时代，教权大于王权。所以讲到欧洲，经常讲到“黑暗的中世纪”。

从近代来看，我们的手工业文明和欧洲的工业文明之间，也不能简单地说有高低之分。李约瑟曾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答案或许就与欧洲的长子继承权有关。工业文明是和当时欧洲的家庭财产制度有关系的。欧洲从11世纪开始实行长子继承制。比如家里生了三个儿子，老大继承家产。这保证了土地以基本固定而非流动的形式代代相传，有利于农村家庭财富的积累，长子继承制促使次子、幼子们离开家庭和土地，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社会的积极流动和工商业的充分发展。M·黑尔在《英国习惯法史》一书中指出：“长子继承土地的习惯，使次子、幼子们不致游手好闲，因为他们不得不通过服役、做学问、经商及其他途径，从事有意义的社会工作来谋取自己的面包。他们为了升级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国家和社会是有益的。”这背后，既产生了欧洲海外扩张的冒险家，也有了各种发明，包括瓦特发明蒸汽机，也是谋生的手段。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欧洲人这么重视专利、发明权。因为这是他们讨生活的东西，如果被人家随意仿冒，今后他自己就赚不到钱了。英国为何成了“日不落帝国”？也是源于海外扩张掌握了海权。

所以，我们研究对外开放，先要理清古今中外的开放历史和开放逻辑。我们要高水平开放，面对这个世界，哪些东西是要学的，哪些东西是不能学的，这一点要搞清楚。

借鉴浦东开发开放经验与做法

澎湃新闻：除了理解开放史，我们又要如何总结中国的开放经验？

王战：这要从我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工作讲起。当时能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工作，也与我所学的专业和研究的领域有很大关系。

我在农村插队10年，当时看到农村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体制问题。所以，参加高考后，我选择了复旦大学经济系。我算是中国第一批系统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我的专业是世界经济，就是要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我有10年在农村，知道世界经济学哪些对中国有用，哪些没用，知道如何取舍。

1983年大学毕业留校，我进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助理。我跟时任所长江泽宏教授一起工作，江所长的专业是比较经济学。我想我光研究农业还不行，我生活在上海，还要做城市研究，所以就确立了比较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不少经济学者就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理论到理论，而我换了一个角度，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致力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国学者要构筑好做系统性研究的体系框架，从而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棵大树的枝和叶。

在上海对外开放的研究和发展中，我学的世界经济恰好学以致用。

浦东开发开放，我们研究了10年，从1980年开始研究，到1990年确定。上海真正发展起来，是因为对外开放。上海浦东是这样，后来沿海地区的开放也是如此。

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一条经验就是：不搞特区，搞新区。

浦东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在上海之前有5个特区。后来又搞了一个天津滨海新区，这是第二个新区。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新区模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模式。

我们当时发明了“新区”的概念，这是一个创新。上海的开放是以对内开放作为支撑的对外开放，可以讲，这就是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也奠定了上海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当时，全国风行的是搞经济技术开发区。我们明确提出，浦东不搞经济技术开发区，搞功能开发区。

1987 年我参加了汪道涵市长牵头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我是搞城市经济学的，讨论浦东开发的时候，我就提出，我们不能把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搞成“两张皮”。很多地方搞工业园区，搞出来的工业园区没有城市支撑。我们应该把一个区域的城市定位和产业功能结合起来。

最后，浦东开发开放方案是先搞三个功能开发区，就是现在的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都是利用原有的城市基础设施搞起来的。浦东开发主要是上海自费改革，所以我们要考虑投入少，见效快。在功能上要能够联动。

外高桥，当时定位是“自由贸易区”，就等同于现在海南搞的“自由贸易港”。我们在 1990 年就已经想到这个，但当时海关卡得很紧，只批复同意搞保税区，未能实现“自由贸易港”。“FreeZone”这个提法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提的，到现在，外高桥保税区的英文还是“Free Trade Zone”（英文全称：Shanghai WaigaoqiaoFree Trade ZoneGroup Co.,Ltd.）。总有一天，上海会把它变成“FreeZone”。

当时的三个功能区是有关联的，企业进来先在外高桥做自由贸易，然后，有些环节就会留在这里加工生产，金桥就是出口加工区，加工出口之后，贸易还要做结算、支付、汇兑，所以陆家嘴就是金融贸易区。

第二批才有了浦东机场和张江。当初我们定的是浦东机场和张江一起建。机场建成的时候，张江启用。张江作为高新技术园区，有大量的零部件进出口，比如说芯片、晶圆体，这些都需要空港集装箱运输，需要和浦东空港联动建设，两者间隔约20公里（直线距离），为什么？如果贴得太紧，空气振动等因素，对这些精密元器件生产有影响。

浦东开发开放另一条重要创新是土地批租。1987年，我去考察香港、新加坡，考察下来，我认为上海能够采纳的是新加坡模式——土地批租。土地批租解决了上海浦东开发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其他地方都叫管委会，只有上海浦东开发的时候用集团——张江集团、金桥集团、陆家嘴集团。就是准备好土地给你了，今后可以上市融资，变现。后来，也确实都上市了。

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多年的变化，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奇迹。上海就变成了全世界大都市里唯一有两条天际线的城市，一条是历史的天际线——外滩，一条是面向未来的天际线——陆家嘴。

说到上海的开放，世博会是一个重要标志。我当时作为课题组长来设计主题。前面历届世博会的主题多是科技、环境等内容，没有一次把城市作为主题。当时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又处在跨世纪这十年，城市该如何发展，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对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在三个主题选项中，最终选择了“美好的城市，美好的生活”。最后进一步简化，归纳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Better City, Better Life”对申办成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人一听就觉得顺口，认为你们是懂行的，这个表述讲得很到位。从浦东开发到世博会，上海的发展成果就自然体现出来了。所以说，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而且，战略思考要有全局性、前瞻性，甚至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和高度，来思考中国的对外开放，思考上海这座城市的对外开放。

澎湃新闻：在您参与的上海开发开放工作中，有没有目前仍然值得借鉴的做法？

王战：这要讲讲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

1995 年1月1日，关贸总协定（GATT）正式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来，上海市政府成立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我担任了 10 年的理事长。

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件事，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成立后，我们就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工作，到世界各国拜访WTO总干事、副总干事。记得当时泰国副总理素帕猜·巴尼巴滴刚接任 WTO 总干事职位，我们就专门去拜访了他，后来他还回访我们。我们一圈跑下来，几乎把当时所有的总干事和副总干事都接触了一遍。（注：据中新网2001年11月24日消息，世贸组织候任总干事素帕猜，原总干事邓克尔，时任副总干事拉维埃、罗德里克斯、斯道勒以及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等40位国内外官员、著名专家和学者，应邀担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顾问。）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不能轻易表态，商务部也不能直接出面，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就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与WTO打交道。

第二件事情，我们搞了一个“10050”培训计划。当时对WTO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这个计划是从上海市100个部门中选200人，专门就 WTO 的专业知识进行培训。第一期是200个人参加，第二期培训是从200人中选出100人参加，第三期再从这100人中选出50人送到国外学习。这个培训计划实施了3年，非常成功，通过这样的培训，上海就有了全中国第一批懂 WTO 规则的人才。

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高水平对外开放值得借鉴的经验。

在开放中提升城市能级

澎湃新闻：从时间维度看，上海是如何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机遇中，不断调整和提升城市能级和城市定位的？

王战：上海以开发开放为契机，对产业结构做了大调整。

原来上海是以制造业为主，但浦东开发开放后，我牵头开展了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课题研究。时任市委书记朱镕基同志听取了我们的研究汇报。我汇报时提出了八字方针：“东西联动，再造中心”。以浦东新区、浦西内环线、全市其他区域为三个梯度开放层次。在浦东陆家嘴和外高桥地区分设金融贸易开发区和保税工业区，前者以吸引外资银行和涉外三产起步，发展方向是离岸金融中心；后者以吸引面向出口的三资企业起步，发展方向是享有自由港政策的出口工业基地，两者享有比特区更特殊的优惠政策（江湾机场留作外高桥保税工业区的拓展区域），形成再造经济中心功能的凝聚核。浦东的其他地区享有开发区和某些特区政策，浦西三个开发区的开放度与浦东新区拉平，在浦东形成内外辐射枢纽型城市依托，局部再造经济中心功能。在疏解和调整产业布局过程中，强化经济中心的城市多功能作用，使上海从全国最大工商城市转型为全国经济中心。

开放浦东，实际是为了解放浦西。这个“再造中心”实际上和上海后来讲的“五个中心”是有关系的。最早提法叫“三个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这也是当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求，后来又增加了航运中心和科创中心。

澎湃新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讲到“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您如何理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系？

王战：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专门讲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我判断，在五个中心中，国际金融中心是至关重要的。科创中心，如果没有金融赋能，不砸钱下去，就是空的；贸易中心也是这样，跨境电商等也要有金融支撑，要结算支付；航运中心，无论是航空母舰、邮轮，还是天然气运输这些大型项目，都是长周期的资金投入。都必须靠金融中心来支撑这些事情。汇总起来，最终指向的还是建设好经济中心，这是四个中心的集成。

“五个中心”建设，都带有“国际”这个定位，这说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放在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持续深入推进。

面向国际，找准开放方向

澎湃新闻：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如何推进？

王战：国际上，已经从工业化社会进入数字化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乱交织，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投资环境。

目前，对外开放已经不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顺风顺水。那时候，外部环境是希望你开放，只要你一开放，外资“啪”地一下进来了。现在，你再怎么讲，外资也不一定会进来。而且，在制造业方面，我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体系。

现阶段，我们面临两大变化：一是，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原来是国外资本和人到我们这里，现在是我们的人和资本，更多地“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

二是，对外开放方向的调整。原来西方国家是支持我们开放的。现在，他们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所以中国现在的开放要转向，对美投资和贸易继续往下掉，和欧洲、日本的贸易也上不去。我们今后的市场和高水平开放的方向主要是在“全球南方”（ 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前期工作做得最好的区域应该是非洲。包括投资软环境、医疗队、维稳部队等等，我们做了大量工作。现在，世界经济增长，除了中国和印度，非洲的增长也是很快的，这和我们当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都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安全与发展并举。在对外关系上，我们还是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斗而不破。

面向国内，把握机遇做好关键事项

澎湃新闻：面向国内，要先做好哪些事？

王战：目前，国际形势对中国是有利的。“十五五”和“十六五”，是中国关键发展期，是我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十年。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先把国内事情做好了，对外开放才会游刃有余。

目前有一个重要机会，就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我们现在需要突破的，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今年3月，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比例已经下降至39.8%。中东地区对华原油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占比历史性突破41%，人民币首次超过欧元，成为中东石油贸易中仅次于美元（52%）的第二大结算货币。当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中国对外收支中第一大结算货币。上海要主动作为，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做好加速构建国际金融中心这件大事。

第二，可以进一步采取免税政策。从2026年5月1日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个政策很好。它可能推动中非贸易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让中非贸易有机会变得更稳健，也更可持续。所以，现在非洲增长很快，也值得全球重视。

第三，过境免签政策要永久化。我们以前入境要检查、检验，搞得很繁琐。现在我们放了一年多了，实践证明，不会有什么问题。中国怎么好，其实不用我们自己讲，让老外进来看就行了。上海作为首发城市，也是有很大优势的，进来就会产生消费。上海目前城市建设得很好，英国知名城市指南《Time Out》发布了2026年全球50座最佳城市排行榜，第一位是墨尔本，上海全球第二，给的评价是亚洲第一，生活便利，成本可控。

第四，海南自贸港和上海进博会对接。目前进博会和自贸港如果能对接好，就是国家战略1+1大于2的效果。如果原产地在“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地区的产品，到自贸港来加工，增值30%以后，可以直接对接到进博会，这样就把原产地在“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的产品，引入到国内，也能让国内百姓和企业受益，这样就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第五，目前阶段，很多东西应该轮到中国来定规则。比如说新能源和创新药。

医药方面，上海在全国是最有特色的，因为医疗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家都信任。临床试验等很多东西都很容易赢得国内的认可，市场就可以打开。包括有序发展国际医疗服务也要纳入研究和考虑中。我们研究过国际上的一些模式，比如美国的德州医学中心(TMC)。他们很多病人在那边医院里只住两三天，下面有合作单位，会把后续这些医疗相关的内容全部承接过去。这一块我们还是有文章好做的。

在人工智能领域上海同样有优势。从最可见的“模速空间”来看，目前已聚集超过200家AI企业，被称为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孵化器。这些都非常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

第六，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如何实现高水平开放，是一个关键问题。

从生活性服务业来看，旅游业是引领性的。现在国际和国内旅游发展都很旺，新业态也不断出现，比如邮轮旅游。这方面上海具有最好的区位条件：一头连着长江，一头处在沿海的中点，面向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

从生产性服务业看，这方面要依托高端制造业和数字要素，对应的就是“五个中心”建设。比如2023年开始正式运营的上海数字交易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高端要素配置。现阶段，数字交易能不能打开？怎么打开？这件事情具有重大意义。今后对整个云计算、大数据、算力、算法都会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做好之后，科创中心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第七，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我建议，贸易要抓住新领域新特点，重点做跨境电商，跨境结算与支付要做好。

第八，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从全球经济周期看，现在处在第五个长周期相对衰退期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是从2000年信息技术产品过剩开始的，2008年反映到金融上。后面，由于美国采取量化宽松，多发货币，没有真正演变成系统性危机。

现在，处于一轮新的科技革命的前夜，危机与创新交织。我们要辩证地看，每一次科技革命，往往都是在一轮危机之后发生的。这表明，原来依靠传统方式也许还能生存，但需要有新产品投入，形成新的产业。谁能在这时候把新东西做出来，谁就能赚钱。

现在，国际上有个共识：比较乐观的判断是，2028年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比较悲观的判断是到2040年。中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点正好在2028年-2040年之间。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机遇。我们在“十五五”“十六五”的发展当中，不能平铺直叙，要抓重点，要做系统集成、集中突破，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当然，也不能一哄而上。所以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