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培育理解、信任和交往理性

【编者按】

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如今的高等教育越来越不是封闭校园中的单向授受，而是面向真实世界、面向复杂问题的持续交往。它不仅要传授知识，也要帮助年轻人学习如何与不同文化、不同立场、不同经验的人相处；不仅要培养专业能力，也要在日益分裂的世界里重建理解、信任与合作的可能。

教育正是文明互鉴的重要场域。长年立足实践哲学、交往理性去思考和解释世界的哲学家童世骏，自2020年起任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后，扎根在中外合作办学的高等教育一线，运用包括语言和文化在内的教育资源，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师生进入中国社会语境思考真实的问题，进而面向未来营造良好的公共生活。

3月27日，澎湃新闻记者就中外合作办学和文明交流互鉴等问题采访童世骏，他指出，面对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西方重视好奇心、求知欲的传统，与中国重视责任心、有忧患意识的传统，尤其需要互补共生，让便于来往的工具用于促进真正的交往。这正是中国以“学习大国”成为“贡献者”的重要一面。“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童世骏强调，学生要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与不同现实问题中去学习，也意味着教育者自身要以好奇心、责任心和合作精神进入世界。

“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

澎湃新闻：您长期从实践哲学、交往理论等视角去思考社会，也进行大学治理实践。当下，教育在全球合作中是十分重要的领域。您如何总结自己的实践，其中有怎样的教育观念，又以怎样的机制设计体现？

童世骏：教育和交往，真的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很早就有这种论述。Communication，可以译成“传播”，可以译成“交往”。而我到了上海纽约大学任校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教育作为一种传播和交往的特点，进行强化和泛化。我们每天的教育工作要面对的，除了同辈之间的交往、代际之间的交往和师生之间的交往，还有中美之间的交往、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等等。可以说，我所做的工作和我研究的交往理论，关系确实十分密切。

上海纽约大学，是一所国际合作学校。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我们的同学一半来自中国，一半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生源国特别多，正是学校的特点之一，甚至每天能够同时遇到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师生。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每天的生活就是和整个世界打交道。它不仅是一个教师的校园。我们把同学之间的交流，视为四年大学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在上海纽约大学，同学之间交流的重要性，不亚于师生之间交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大量的知识，由学生自己去找去学，很大程度上，老师起的是指导作用；而同学之间的交流互动，则使学生学会怎样在社会中和人打交道，如何做领导组织的工作，如何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相处，等等。我们的办学理念“让世界成为你的课堂”（Make the World Your Major），就有这层含义。

“让世界成为你的课堂”，还有一层含义是，要脚踏实地面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也非常强调，要鼓励和引导同学们，探索现实世界的奥秘，去面向世界解决实际问题。

而“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是我从老师和校长的角度，在近期的文章和演讲中做的表达。也就是说，作为教育者，要让同学们把世界作为自己的课堂，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也像要求同学所做的那样，面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和责任心，在现实世界中解决实际的问题。树立一个好奇尽责、乐于合作并不断探索的榜样，面对学生形成表率，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具体说来，要追溯到合作办学之初。上海纽约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合作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一直有面向世界的传统，又地处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外语能力强是这所学校的特色之一。

而纽约大学对全球网络有所设想，英文中“university”（大学）来自“universal”（普遍的），大学在全球化时代应该是拥抱全球的学府，因此在世界各地设置了分校和课程中心。2012年成立的上海纽约大学，是纽约大学在纽约和阿布扎比之后的第3个授予学位的分校。目前纽约大学有13个课程中心。

上海纽约大学建校之初就确定，所有同学在四个学年之中，至少一个学期，至多两个学期，要到上海纽约大学以外的纽大校区学习。相比之下，当下在美国，纽约大学的学生，四年中去纽约校区之外的海外校区学习课程的占50%。而确保所有学生都有海外学习经历，是2023年当选的纽约大学校长琳达·米尔斯（Linda G. Mills）的一项目标。

在课程设计中，我们入校第一年不分专业，最迟可到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再确定专业。因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真正认识清楚自己，需要花一些时间。学校不逼着同学太早确定专业，以鼓励大家充分探索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在哪里。到了第二学年第二学期，我们就希望学生能在自己的兴趣和专长、社会的需要和学校的资源之间找到结合点。如果能找到这样的结合点，学生接下来的学习就会有很强的动力，也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感。

无论选课还是选专业，乃至选毕业后的成长路径，是深造还是找工作，我们都强调，希望同学们自己能够做出选择。与之相应，我们有一个规定是，如果家长来校打听学生的成绩和上课情况，必须有学生书面签署的同意书，我们才能把这些告诉家长，否则就不能告知家长。这种制度上的规定，是为了确保同学得到比较强的自主选择的训练，可以说也是一种教育。

我们一方面鼓励同学们自主选择，一方面给予大家强大支持。每个同学都有指定的学业导师，可以和导师去商量要选什么课等等，最后仍要同学自己来做出决定。

这四年中，同学们一般会选两个学期在域外。可能一个学期在纽约，另一个学期去巴黎或伦敦选课——取决于所学专业和要修的课是什么。我们觉得，这样四年下来，对于同学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思考和相互合作的能力，自身要坚守的价值和必须宽容的多元文化，都能有比较好的培养。

澎湃新闻：您多次强调，中国正要从“学习大国”逐渐变为“贡献者”。从高等教育的实践看，这种转变是否已在发生，对应有哪些正在推进的教育工作？

童世骏：中国在世界上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我们的革命前辈很早就表达过，中国的问题同时一定也是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时，很难撇开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如今，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自己的问题解决得不错，当然还有好多问题要进一步解决。而中国对世界承担的责任，也是越来越明确的。特别是，当下这样的世界，好多地方都是战乱和分裂，看起来有很多麻烦。相对而言，中国这里发展得比较好，确实在方方面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责任。

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这样。我们有时会想，为什么我们这里有上海纽约大学，而纽约没有类似“纽约华东师大”这样的学校？这正说明，我们哪怕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虚心学习。这其实是这个世界特别缺乏的一种姿态。我认为，这种姿态本身就是在为人类做贡献。

国际关系研究中，传统观点认为“国强必霸”。但我们相信，中国不会这样。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我们以中外合作的方式办学，正是在践行这样的理念。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

具体来讲，中外合作办学时，我们也深深感到，当然要学习外来的、先进的和独特的教育理念，运用对自身有用的教育方法和思想，但其实，中国自身的教育传统也有一些非常值得珍惜的地方。简单说来，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无论是科技发展，还是社会进步，来自西方特别是古希腊的为求知而求知的传统，和来自中国的强调忧患意识、重视社会责任的经世致用观念，二者之间应该有很好的互补。

而我们的学校，可以很好地起到落实不同文化的互补性的作用。从理念上讲，一方面，为求知而求知的好奇心传统，我们这里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有时太重视经世致用；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有好奇心而没有责任心，也是不行的——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家都非常关注，硅基文明进一步发展，会不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也是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从教育的角度，就要把中国的忧患意识的传统、有责任心的传统，跟来自西方的重视好奇心的传统，更好地结合起来。

比如，在语言方面。在上海纽约大学，英语是教学语言。对所有同学来说，除自己的母语之外，一定还要掌握另一种语言。对于中国学生，中文是母语，英文是进校时就能使用的。而对于国际学生，英文当然必须掌握，同时也必须学习中文。

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还是思维的工具。我自身也有体会。我有时写论文，会用英文写第一稿。这是因为，用英文思考，能够体现更强的逻辑性和论辩性。比如，英文中要使用一个概念，并进行很多限定，可以在概念主体之后，补充好几个从句，让它变得精确。但在汉语当中，这一点就不那么便利。所有修饰成分都必须放在被修饰词的前面，可能把前面的修饰语说完，听者还没明白被修饰的主体究竟是什么。

不同语言各有其特点和长处。我们在讲汉语的时候，运用的是对语境的敏感性。比如，汉语中有许多同音字词，发音完全一样，写出来就是不同的。但我们在汉语口语交流时并没有感到太大的麻烦。这是因为，把一个词放在特定语境中，我们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车间主任对工人说，我有权力叫你上班；工人对车间主任说，我有权利休息一会儿。在相应的语境之中，我们就知道，前者指的是Power，后者指的是Right。一个人汉语讲得好，或者说在汉语世界中生活久了，语境的敏感性也会比较强。

与语境敏感性对应的是，一个人知道在特定的情境，讲话做事有怎样的分寸，存在怎样的特定含义。有时我们会认为，有的人太死板，像机器一样，是感到这个人只知原则，不知在特定语境中如何把它运用好；有时我们感到，一个人很懂事，很通达，实际上往往是他对不同语境有更强的感受力。比如，一家人在家里开始吃饭，有人说到“汤太咸了”。同样一句话，做菜的人说，与不做菜的人说，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在提高对不同语境的敏感性方面，讲汉语也可更好地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也就是说，我们在教育当中，把语言和文化——这些不是特别显明的东西，作为一种教育资源。作为教师，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教育资源用好。

交往理性需要学习和培育

澎湃新闻：从您自身的实践看，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在全球知识体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童世骏：当今世界最缺少的，就是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工作比谁的都重要。我们希望，上海纽约大学的毕业生，将来能在全球治理、国际组织管理运作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前不久，美国一则报告讲到，美国将来要寻找对中国有充分认识的人才，会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从美国到中国来学习和生活的人也在变少。但这两个国家总要打交道，以后该怎么办？我想，很大程度上，未来这个世界的走向，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怎么处理。因此，我们把这样的学校办好，其重要性比一般意义上的大学使命还多了一层。

我曾经用“来往”和“交往”去讲，世界的技术发展和文明发展的关系。当下技术在迅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和通讯技术。比如，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到北京觐见乾隆皇帝，带来英国国王的书信，乾隆就要他也带封信回去。这样转一圈，一次沟通几乎需要两年。现在，两国元首之间打个电话就可沟通。可见，我们的来往手段有了巨大进步。

但这是否意味着，交往的手段也同样发生了巨大进步？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这是因为，交往存在信任问题。如果互不信任，哪怕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比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方也是没有办法进行交往的，基本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循环。

可以说，如何用好技术发展的成就，使其促进文明的发展，这是一个大文章。在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本身，已经是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但这种交往又变得不那么容易，甚至出现许多冲突和战争。实际上，战场上使用的技术手段，比如无人机等，本来是很好的交往手段。

面对这样的世界，思考“来往”和“交往”之间的关系，确实特别重要。我们希望通过教育，让人在交往过程中，能够良性和善意地运用技术，对交往做出真诚地投入。我们每天所做的工作，正是在对此进行推动。

澎湃新闻：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如何更好地进行交往？比如，在促进文明理解和知识反思方面，教育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童世骏：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说是在西方得到触发，在西方扩展，又把非西方的社会强行拖入。整个过程中，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是特别暴力和野蛮的。

那么，作为非西方社会的人，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过程？是由于西方人对非西方社会的野蛮对待，就拒绝现代化，拒绝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成果？还是看到文明进步过程存在两重性，有野蛮的一方面，也有文明的、越来越符合人性的一方面？如果是后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如何利用其中文明的、越发符合人性的一面，包括在维护自己的尊严的同时，也能够学习和利用西方文明的发展的成果。

我写过一篇讨论“安德森叙事”的文章。英国历史学家佩里 ·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报告中做了一个叙事，描绘了现代最近几百年，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为西方人，安德森教授对国际法如何成为西方殖民者、西方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

对于非西方的受众，我们往往会觉得：你看，西方的进步人士，他们自己也说，国际法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并非真法，是“以讲道理方式不讲道理”，那么我们也可以不要国际法。

但实际上，就像有人在全家吃饭时说“汤太咸”的例子，同样一句话，在不同人口中去讲，意思是不一样的。更大程度上，“安德森叙事”是面向西方的自我批判。当然，他的这种批判，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国际法完全是野蛮的，是工具性的。反过来看，安德森作为西方人，会做这样一种自我批判，这本身就告诉我们，这种文化并不那么简单，并非全然野蛮，其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精英，是会进行自我批评的。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这种自我批评？我的文章也是主要从这个角度去讲的。

国际法的形成，是在西方文化之中，经历了非常曲折、总体向前走的理性化的过程。因为要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完全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可以说，是用国际法作为一种借口和掩饰。

但现在又有了变化。特别是这段时间以来，比如《经济学人》杂志一篇文章说到，某国政府现在把人家国家的总统抓了就走，对人家国家的首都不宣而战，这种做法倒有点让我们怀念这个国家原先的虚伪。也就是说，原先之所以虚伪，还是因为知道什么是好坏，还要装作是好的，去进行掩饰。一旦连这一点也没有的话，那么我们面对的世界可以说是更加野蛮了。

从这个角度看，我所讲的西方人那种“以讲道理的方式不讲道理”，对西方人来讲，其实包含着他们自己做自我批评时的内在资源。对非西方社会的人来说，我们也可以借用西方社会本身内部就有的、有利于进行自我批判的资源，不要轻易地把这种资源给放弃。不能认为，既然你不讲道理，我也不讲道理；既然你把国际法完全作为工具，现在轮到我们强大了，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操作了。我们也并不是这样的。

教育说到底，就是教人怎么讲道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特别鼓励的就是批判性的思维。批判性思维不是说，任何人的观点，不论什么知识，都要去胡乱反对。而是同学要去寻找，那些课堂上所教的东西，以及在讨论过程中，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产生的想法，其根据和理由在什么地方。并非不顾一切蛮不讲理，恰恰相反，是要追寻事情的根据。

到了教学过程中，往往是，同学一开始认为老师所讲的很有道理，但经过独立思考后，发现这个道理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就要想办法用新的认识，来代替或补充原先不足的地方，或者是用新的概念工具去加强，等等。

而讲道理的过程，也并不是据理力争，斤斤计较。别人讲的道理，你有时不是很能认可，但也要学会宽容，学会努力想办法设身处地理解，在不同观念和不同价值之间，寻找能够达成共识的空间，哪怕是暂时重叠的共识，或是基于不同理由的共识。要想办法去养成这样一种意愿和能力。这不是个人的性情和态度的问题，而是需要学习和培育的交往理性。

最好的教育是让学生亲眼见证学习是快乐的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从立足中国的角度，这种能力又如何培养？尤其是，我们要理解世界，并讲述自己的经验，以此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对研究者去赋能？

童世骏：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有针对性的做法。好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发现在真实生活当中出现的真实问题，不在乎我们传统特有的一些思想资源。这当然是不对的。

换而言之，如果不关心实际生活中的真实问题，不关心我们自身所拥有的、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资源，就不是一个好的学者。而不是说，必须要重视哪一种特定的资源。

我觉得，只要是在中国土地上找到真实的问题，实实在在用好中国特有的宝贵资源，最后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就一定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换而言之，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结果，并非一开始就要刻意追求的目标。否则，如果一味追求采用特有的工具，问题本身所要求的解决办法，可能会被忽视，最后反而追求不到真正的自主知识。

上海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用的自然是中国的资源。我们把学生带到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社区，乃至各种地方去学习和研究。同学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了解，必然和其他地方不同。只要问题是真实的，思想资源是真实的，研究方法是合理和科学的，那么一定就是有中国特色的。

澎湃新闻：在当下的技术环境之下，“如何提问”对于求知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那么，学生的创造力与判断力，如何增强？您对青年又有怎样的寄语？

童世骏：要获取特定问题的现有知识和答案，当下的手段太方便了。所以，提出好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学习途径。其次，对于大语言模型提供的答案，要有能力去进行辨别。

因此，千万不能把大语言模型看作一种搜索工具、一种无穷无尽的词典或是档案的仓库。我自己使用的体会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研究伙伴，而不是一个请教的老师。比如，你可以设想自己是课题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把大语言模型作为项目成员或是研究助理。

我现在自己也较多用大语言模型。有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不知怎么找到回答的线索，问大语言模型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它给的回答可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同时，要通过进一步提问，来加强它的回答。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对同学的基本要求是，如果使用大语言模型，要对自己的使用进行说明。不能明明使用了，却说没有使用。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语言模型常有幻觉，提供的信息也可能是虚假的，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比与人交往时更强的批判意识。

我的工作就是跟学生打交道。我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太落伍，不要让年轻人对我们年长的人太失望。教育者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跟学生一起学习，让学生亲眼见证学习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