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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国平 | 施才破界拓新境 平心求真育英才
深耕哈佛大学三十余载,施国平身上有着哈佛人特有的“痴”“狂”“真”。这一点,其实在他的经历里早有隐喻——从嘉兴师范专科学校(现湖州师范大学)起步,历经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高校,再跨越重洋走过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等国际学术殿堂,终扎根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探索横跨师、农、理、工、医等学科。他的人生就像是一条拾级而上的攀登路,每一步都踩着跨界的勇气,每一级都刻着求真的执着。
他自称是“有点奇怪”的跨界者,思维无拘无束却始终执着创立印上自己名字的学说:从半胱氨酸蛋白酶家族新成员的发现与靶点确立,到心血管代谢疾病的跨领域关联破解;从肥大细胞的病理机制解码,到嗜酸性粒细胞的疾病分期调控革新……每一段探索都带着“痴”的执着、“狂”的胆识与“真”的纯粹,在打破学科边界的征程中,一步步逼近科学本质。
花甲之年,带着一生所学回归故土,他的脚步欣然驻足金陵,在巍巍学府东南大学开启新的育人征程——
2026年对归国不久的施国平来说,将会很忙。
2025年5月,陆续卸下哈佛大学系列任职的他决定正式加盟东南大学,以首席教授、中国国家高端引进人才的身份,在金陵古城开启学术生涯的新篇。这份归乡选择,其实源于多重心意的契合——既有感于祖国医学领域日益浓厚的创新氛围与持续加大的科研投入,也承载着为国家培养领域顶尖科研人才的赤诚,更离不开东南大学给予的十足信任与广阔平台。

▲施国平
回国后,施国平的日程被排得满满当当。作为学校着力引进的顶尖人才,他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组建一支跨领域的国际科研团队,培养年轻学子,同时带动医学院与生命健康高等研究院的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
为了搭建起有活力、有创造力的团队,施国平在全球范围内启动招聘计划,但这场招聘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他在国内发布招聘信息,不少人对他的学术背景不甚了解,合格者寥寥。他转而在《科学》杂志刊出启事,向全球青年才俊抛出橄榄枝;与国内高校的门生建立起密切联系,广约学子共赴金陵搭建科研高地。短短数月,在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人中,施国平选择了几位海外顶尖学府出身的教授加盟,两位曾在哈佛大学追随他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也毅然放弃国内已有的教职赶来团聚,复旦大学的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也主动请缨,加上其他即将加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者……一支横跨心血管、呼吸、免疫、人工智能、生物信息、结构生物学等跨领域的团队雏形显现,而剩余名额也计划留给2026年的海外优秀青年人才申请者。
“我要的不是循规蹈矩的执行者,而是敢于打破边界的造梦者。”施国平言语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他给团队的一条承诺,便是“无禁区探索”——没有既定的条条框框,只要有探索欲望、能做出原创性成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份承诺背后,是一位在国际学术圈驰骋半生的科学家的自信与底气。从嘉兴师范专科学校的化学课堂到哈佛大学的顶级实验室,从半胱氨酸蛋白酶新家族成员的发现到“过敏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共病理论的提出……施国平用30多年的实践证明:突破,源于敢于跨界的勇气与对科学本真的执着追求。
跨界攀登 从嘉兴师专到哈佛殿堂的“非常规”征途
“求学的经历很‘复杂’,后来做的事情也很‘复杂’。”回顾自己的来时路,施国平喜欢用“复杂”二字来总结和概括。复杂,恰是他人生的注脚;而跨界,则是他丰富经历的“源泉”。

▲施国平1982年摄于湖州嘉兴师范专科学校
20世纪70年代末,施国平考入嘉兴师范专科学校。在那里,他开启了化学研究的大门。专科毕业后,他没有困于“师范出身”的职业局限,而是主动向更高远的学术领域攀登:先是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攻读农药化学专业硕士学位;随后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昆虫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与化学相关联的昆虫毒理学。

▲施国平1988年出国前夕在北京大学留影
或许正是这种跨越学科的早期训练,塑造了施国平独特的思维方式:从不迷信任何单一学科的权威解释,习惯于在不同知识体系的交界处寻找答案。1988年,在北京大学仅就读一年的施国平迎来了人生的一场重大转折。这一年,他通过“自费公派”——这一由学校派遣但经费由美方承担的独特方式,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访问。不幸的是,办理手续时,他在北京大学的导师张宗炳教授猝然离世。那个年代,全国的博士生导师寥寥无几,北大提议为他更换导师,但出国在即的施国平决定“先出去再说”,没想到一出去各种机缘巧合就是几十年。让他感念至今的是北大在这件事情上给予他的极大理解和包容。这份宽厚,让他更坚定了在海外闯出一番天地的决心。
初到密歇根州立大学,施国平延续了昆虫毒理方向的研究,但仅1年后,他便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转行学生物学与医学。促使他转变的,是内心藏着“建立自己学说”的雄心。通过多年接触,他深感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体系早已成熟,想要留下“施国平反应”或“施国平猜想”几乎不可能;而生物学与医学则充满未知,从肿瘤到心血管疾病,从糖尿病到肥胖,无数疾病的奥秘尚未被破解,这里更有机会让他实现“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现象、建立理论”的学术抱负。
转行的道路注定艰难。没有生物学基础的施国平,只能从密歇根州立大学生化系的研究助理做起,跟着导师从头学习实验技术。那些日子里,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新知识,把化学专业的严谨思维融入生物实验的设计与操作,凭借肯吃苦、善钻研的韧劲,仅用一年就掌握了诸多生物学技能。随后,他成功申请进入学术圣殿哈佛大学。
在哈佛大学的求学经历,同样充满着“非常规”色彩。施国平名义上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呼吸生物学专业的学生,所有研究却都在哈佛医学院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开展;最初两年,他并未直接进入博士项目,而是以实验室助理、助教的身份工作,一边积累临床资源,一边打磨实验技术。1992年正式进入博士项目后开启呼吸生物学研究,他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所有学业,1995年顺利毕业。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得以深度接触医学临床一线,既懂基础研究的逻辑,又知临床需求的痛点,为日后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跨界穿梭埋下了关键伏笔。
从1990年进入哈佛大学,到2025年告别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三十余载光阴里,施国平与这座学术圣殿完成了一场相互成就的深度契合,从一名青涩的助理研究者,历经讲师、副教授、研究员到行业顶尖领军者的蜕变。哈佛大学兼容并包的学术土壤,恰如其分地滋养了他“不循陈规、敢破边界”的科研天性——这里没有学科壁垒的禁锢,允许他在不同领域自由驰骋,为他“建立自己学说”的初心提供了最广袤的天地;而他骨子里的执着与创新,也为哈佛大学注入了一份独特印迹——以在生物医学数个领域始终领先国际的原创性成果,19项NIH R01(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医学资助中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类学者关注程度非常高的一类项目)基金、近5000万美元科研经费操盘经验,及250余篇《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14件发明专利等,为哈佛大学相关领域的领先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30余年间虽曾因导师工作变动短暂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任职3年,但因为对哈佛大学学术传统的深切认同、对研究自由的极致追求,让他最终选择回归。这份跨越数十载的“哈佛情”,早已沉淀为他学术生涯的精神底色。
从江南水乡到国际学术殿堂,从专科出身到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从单一化学专业到跨农、理、工、医等知识的融通覆盖,施国平的“跨界攀爬”之路,本质上是一场又一场敢于打破局限、追求极致的探索之旅,因为敢于突破,才有了更多的可能。
拓荒立说 以“痴狂真”破解生命科学的跨界谜题
在施国平的科研人生里,一直怀有一份对创建有自己名字学说的“执念”,有人会觉得“这很狂”,但他坚信这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不在留名,但求留痕。
1992年,施国平进入哈佛大学博士项目后,主攻的是呼吸生物学方向。在导师的引领下,他将自己的研究重心锁定于呼吸领域的半胱氨酸蛋白酶研究。彼时人类基因组尚未解码,半胱氨酸蛋白酶的研究缺乏现成方法可借鉴,如同在黑暗中摸索,难度极大。凭借早年在化学专业领域打下的扎实底子,施国平在分子分离技术的基础之上,利用他1989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创立的“高冗余引物”理论(建立在1983年发明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上,该技术由凯利·穆利斯提出,并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独创了一套基因克隆技术,并成功发现并命名了半胱氨酸蛋白酶家族的新成员Cathepsin S,相关成果发表于当时的顶刊《生物化学杂志》(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这一成果也标志着他朝“建立自己学说”的学术初心迈出了关键第一步。
此后的几年里,施国平持续突破,利用相同的技术相继发现并命名了Cathepsin O(后更名K)、F、Z、R这4种关键成员,发现数量占据该家族成员总数的一半,成为这一领域公认的“拓荒者”。通过持续深耕,他还挖掘出这些成员的巨大应用潜力,比如:弄清Cathepsin S在免疫细胞抗原递呈的核心作用,构建出全球首个相关基因敲除小鼠模型;率先证实Cathepsin K能作为骨质疏松治疗的关键靶点;系统证明这类蛋白酶会破坏血管壁弹性物质,引发动脉硬化、腹主动脉瘤等疾病;还首次发现Cathepsin S和K会损伤胰岛素受体、破坏细胞外支撑物质,诱发糖尿病和肥胖。这些成果陆续发表在《科学》(Science)、《免疫》(Immunity)、《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等国际权威期刊上,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其中,他发现的Cathepsin S和K,成为默克、礼来、强生、罗氏、葛兰素史克等多家全球顶尖跨国药企,研发免疫性疾病和骨质疏松药物的重要靶点。凭借这些创新贡献,年轻的他频繁受邀担任药企顾问,在国际学术圈迅速崭露头角。
2000年,在呼吸领域已崭露头角的施国平,做出了一个令同行意外的决定——转向心血管疾病研究。这一选择背后,既有对学术边界的主动探索,也有对科研深耕的审慎考量:他希望避开与导师的研究重叠,在全新领域开辟独立探索的空间;同时,相较于已积累较多认知的呼吸领域,心血管疾病相关研究更复杂、未知性更强,也更具深耕价值。而真正推动他做出选择的,是临床一线的观察带来的学术困惑:不少过敏性哮喘患者常伴随突出的心血管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基于敏锐的观察和跨系统的思考,他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认知的假说:过敏性哮喘与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肥胖之间,可能存在共通的病理机制。
这个提法在当时堪称“离经叛道”,因为学界此前普遍认为这些都是毫无关联的多个领域。跨界研究的选择让施国平面临不小的压力,甚至难以寻求到合作的实验室,但他内心始终坚定,秉持着质疑常识、用证据说话的科研态度,决心推进这一方向的探索。他带领团队搭建起全球首个“哮喘-心血管疾病”交叉研究平台,将免疫学技术与心血管疾病动物模型相结合,系统性验证这一猜想。团队聚焦肥大细胞的变化展开研究,观察其在血管损伤部位是否会活化、是否会释放促炎因子。经过不知多少次实验,他们最终发现:肥大细胞在血管损伤部位及代谢异常脂肪组织中会异常聚集活化,通过释放大量促炎因子引发级联炎症反应,不仅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腹主动脉瘤等心血管疾病,还会诱发糖尿病、肥胖等代谢问题。研究证实,肥大细胞不仅是过敏反应的“哨兵”,更是驱动血管炎症、脂肪组织病变的核心推手。由此,“过敏-心血管代谢疾病共病理论”正式确立,施国平成为全球率先系统揭示并实验证实这一复杂关联的科学家。
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临床研究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等顶级期刊上,其中《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的论文还被《细胞》(Cell)专题评述为“免疫与心血管领域的突破性关联”。与此同时,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等全球上百家主流媒体也对成果进行了广泛报道。这些突破性成果让施国平更加坚信,跨学科是破解复杂疾病奥秘的关键。此后,他带领团队进一步证实,抗过敏药物通过抑制肥大细胞活性,可有效延缓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的进展,为“老药新用”提供全新思路。
肥大细胞的相关研究让施国平在跨学科研究领域站稳了脚跟,但他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随着对免疫细胞与心血管疾病关联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2015年前后,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他又踏上了转向嗜酸性粒细胞研究的征途。
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嗜酸性粒细胞与过敏性疾病相关,但从未探究过其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带着这份探索欲,施国平带领团队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深耕之旅。团队开展了近3000例单中心临床队列的纵向研究,跟踪观察不同疾病阶段嗜酸性粒细胞的变化。这一研究过程异常漫长,需要耐心收集数据、反复验证。最终,他们取得了颠覆性发现:嗜酸性粒细胞的功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疾病分期依赖性调控特征”——在急性心血管损伤(如心肌梗死、心衰)时,它会释放阳离子蛋白及Th2型细胞因子,发挥保护作用,例如抑制心肌细胞凋亡、阻遏心脏纤维化;但在慢性期,它又会通过特定信号轴诱导血管钙化,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这一发现被《自然综述·心脏病学》(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专题述评为“心血管免疫调控领域近十年最具转化价值的研究突破”。团队还成功解析了阳离子蛋白自1968年发现以来的首个功能性受体——BMPR1A/1B/2复合体。这一受体的发现,如同找到了调控嗜酸性粒细胞功能极化的“分子开关”,不仅为理解嗜酸性粒细胞在不同疾病阶段的功能转换机制提供了核心依据,更为后续精准药物开发提供了明确靶点。目前,基于这一发现研发的抑制剂已进入针对心血管系统疾病和骨质疏松等相关病症的临床前评估阶段,距离落地惠及患者更近了一步。
在嗜酸性粒细胞研究取得突破的同时,施国平又将探索目光投向炎症因子受体领域,一场突破传统认知的创新探索就此开启。长期以来,学界都固化地认为,受体只能是特定的蛋白质分子,具有经典的配体域-跨膜蛋白域-胞内激酶激活域,这一认知也限制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施国平在研究中敏锐察觉到数据暗示的异常,且坚信这份异常背后藏着未被发现的真相。为此,他带领团队开启了长达8年的求证之路,最终成功分离并证明了钠氯共转运蛋白(NCC/SLC12A3),一个纯粹的没有配体域也没有胞内激酶激活域的离子通道,就是IL-18的功能性受体;同时还发现,钠氢交换体(NHE1/SLC9A1)可以作为IgE的新型功能性受体。这一系列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经典受体信号理论的框架。尽管相关论文的发表过程异常艰难,但成果价值厚重,为经典的细胞学理论和炎症因子受体研究开辟了全新方向。
在这一基础上,团队进一步深入探索,又发现了一个关键现象:IL-18/NCC和GLP-1/GLP-1R这两个系统会共用受体或配体。这一发现极具临床价值,有望推动学界重新审视斯美格鲁肽等GLP1r激动剂在肥胖、糖尿病患者中的使用安全性,尤其是评估这类药物是否可能引发心衰风险。更值得一提的是,施国平团队还破解了一个困扰学术界56年的科学难题——明确了钙激活氯离子通道蛋白1(CLCA1)就是MIF分子(历史上第二个被发现的炎症因子)的特异性受体,不仅解答了领域内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问,更为相关基础研究和药物开发扫清了关键障碍。
回望在哈佛大学的三十余载探寻路,从最初在呼吸领域进行半胱氨酸蛋白酶研究,到转向肥大细胞在心血管与代谢性疾病的机制研究,再到聚焦嗜酸性粒细胞与炎症因子受体领域开辟新赛道……施国平的研究始终围绕“破解疾病奥秘、普罗大众”这一核心,不仅实践了“建立自己学说”的初心,也成为国际公认的半胱氨酸蛋白酶研究先驱、肥大细胞与嗜酸性粒细胞研究领军者、腹主动脉瘤基础与临床研究领域的带头人,开创了“过敏性哮喘-心血管代谢疾病”交叉学科研究体系等。

▲施国平(右三)2017年在加拿大温哥华获国际心脏病科学院阿尔布雷希特·弗莱肯施泰因(Albrecht Fleckenstein)杰出研究成就奖
凭借卓越贡献,施国平先后荣膺美国心脏学会杰出成就奖、《自然》出版集团卓越研究奖、哈佛大学Watkins技术创新奖和国际心脏病科学院杰出研究成就奖等众多殊荣;学术网络覆盖全球17所顶尖学府,包括美国肯塔基大学、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南丹麦大学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源于他骨子里那份“痴”的执着、“狂”的胆识与“真”的纯粹。
薪火归航 从哈佛到东南的育才初心传承
对施国平而言,科研的真谛不仅在于探索未知,更在于让探索的火种代代相传。在哈佛大学深耕的多年间,他始终将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搭建起跨国育人平台,亲手培养出100名优秀科研人才,其中有60名是中国留学生。“100和60”这两个“不多也不少”的数字,不仅藏着他对育人这份工作的重视和骄傲,也饱含他对故土青年人才最赤诚的牵挂。花甲之年毅然归乡,加盟东南大学,他更是将“培育顶尖科研人才、赋能本土医学发展”作为核心使命,在金陵古城续写育人新章。
早年在哈佛大学的育人岁月里,施国平就已沉淀出一套“给自由、压担子、重引导”的独特培养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他在半胱氨酸蛋白酶领域声名渐起,国内不少高校的学者慕名而来,希望将学生送到他的实验室深造。彼时他刚与国内学界重建联系,对国内情况尚不熟悉,却毫不犹豫地接纳了这些学生,即使他们的研究方向与自己主攻的方向并不完全契合。“领域不同,基础理论却相通,我给你们提供平台和支持,安心做好你们想做的研究就好。”这句朴实的承诺,成了他对跨领域学子最坚实的支撑。

▲2010年,施国平(前排中)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与实验室部分团队成员合影
施国平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从不设学科壁垒,成了跨领域人才成长的沃土。从肾脏科、免疫学到神经科学、骨科学,来自不同细分领域的中国学子在这里找到探索的自由。他从不给学生划定固定研究框架,却在科研态度上有着近乎严苛的底线:数据必须真实可追溯,实验必须严谨可重复。有学生因多次出现阴性结果而气馁,他总会主动坐下复盘,笑着开导:“阴性结果不是失败,是通往真相的线索,认真做出来的阴性结果,背后藏着未被发现的新机制。”在他的引导下,不少学子挣脱了“怕失败”的桎梏,学会从挫折中挖掘突破点,科研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三十余载悉心浇灌,“60棵来自中国的科研树苗”茁壮成长,如今,60人中已有51人归国,散布大江南北,成为各大医院的科室骨干、高校的学术中坚,其中包括十余人次的“杰青”、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优青”和国家杰出女科学家等国家级人才。每当谈及这些学生,施国平满是欣慰:“我拿再多荣誉,都不如看到学生成才开心,他们的成就,才是对我最大的认可。”这份对育人的执念,也成了他最终选择归乡的重要驱动力。
哈佛大学岁月的后期,外部环境的微妙变化或多或少影响到施国平的工作,自己有压力可以扛,但最让他在意的是,这种压力开始严重影响到身边的学生和团队课题的进展——面对无端刁难,他不愿让学生受委屈,每次都是主动“顶缸”。“护佑学生安心探索,本就是教授的天职”,这份磊落以真心换来了真心。
“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是时候回来了。”这是施国平下定决心时,心底最朴实也最坚定的信念。而与时任东南大学校长黄如院士的会面,更让这份归心找到了契合的落点。“学校问我需要多少工资,我坦诚地说我对国内的工资没有概念,看着给就行。自己在美国的退休金足够安享晚年,只是想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的国家多培养下一代人才。”这份坦诚,无关客套,恰是一位深耕科研半生的学者最真诚的“表白”,而东南大学也给予了他莫大的信任和支持。
回国后的生活,虽然要面对烦琐的入职手续和频繁的填表,但施国平总体适应良好。他喜欢南京的氛围,也享受培养人才的过程。带着这份感恩,除了组建跨领域国际科研团队,施国平更主动扛起带动东南大学年轻学者成长的责任。他向全校年轻学子公开承诺:“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帮助,不管是实验卡壳,还是论文发表不畅等,随时都能来找我。”归国半年多来,他的日程表被与年轻学者的交流座谈排得满满当当。有年轻学者因论文多次投稿未果而焦虑,他主动帮忙提意见和修改;有青年教师在项目申请上碰壁,他帮忙打磨申请书,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申请国际基金的经验……他希望用自己的国际视野和哈佛大学工作经验,影响新一代科研人,“让东南大学的科研氛围更自由、更有创新活力”。
对于未来招收的学生,施国平早已规划好清晰的培养路径。他为学生设计了几十个不同方向课题,涵盖心血管、呼吸、基础免疫学、肾病等多个领域,这些课题基于他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积累,既包含“1到100”的渐进式创新,也有多个有望实现“0到1”原始创新突破的方向。既有对免疫细胞双重角色的深挖,也有对流行疗法潜在风险的冷静审视,更有依托国内大科学装置验证颠覆性假说的雄心等。他希望学生能在这些课题中自由探索,“哪怕是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也可能在跨学科探索中破土而出”。他不看重出身背景,更青睐有科研天赋和创新勇气的年轻人。“科研创新不靠资历,靠的是天赋和努力,只要肯吃苦、有想法,这里就是实现价值的沃土。”他给团队和学生定下“三个核心要求”:坚守科研诚信,“哪怕做不出成果,也绝不能造假”;敢于突破常规,“别被现有知识束缚,独辟蹊径可能会有大发现”;注重团队协作,“实验室是一个整体,要相互支撑、共赢发展”。
施国平对团队的期待,更充满鲜明的“施氏”风格:不设僵化框架,营造“自由、合作、敢于失败”的文化氛围。“在我这里,我希望团队成员的科研压力并非来自行政指令,而是源于对科学本源的好奇与顶尖同行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他明确告诉每一位加入者:这里不是“躺平”的港湾,而是要与国内外最优秀头脑同台竞技、挑战根本性问题的前沿阵地。他坚信,从0到1的原始创新,无法仅靠资源堆砌,更需要培育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与文化生态。他期盼在东南大学证明,中国不仅能涌现杰出科学家,更能系统性孕育一种鼓励天马行空、宽容“怪异”思想、支持年轻人挑战理论根基的创新环境。这种宽严相济的理念,既给了年轻人探索的空间,也为他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其实最让施国平牵挂的,是如何培养年青一代对科研的真正热爱。他发现,不少年轻医生和学生做科研只是为了完成任务,缺乏内在驱动力。为此,他计划在东南大学开设“如何培养科研兴趣”的相关课程,把自己三十余载的科研感悟和育人经验倾囊相授,让年轻人明白“科研不是负担,而是探索未知的乐趣”。在他看来,只有让年青一代真正爱上科研、敢于探索,才能推动科研创新跳出模仿追随的惯性,迈向原始创新的前沿。从哈佛大学的跨国育人到东南大学的归巢育才,施国平的初心从未改变。
如今,施国平的目光已投向更深更远的未来。他总说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或许会撰写一部总结性的学术专著。但眼下,他正倾尽心血打磨一部更厚重的“活教材”——不是印在纸上的文字,而是一个能超越他个人的学术共同体,是一种刻进骨子里的科学精神:永远敢于在已知的边界上多问一个“为什么”,并愿意为每一个答案倾尽热忱的执着与坚守。
花甲之年的归航,对施国平而言,并非远征的结束,而是将个人探索的星火,播种于一片更广阔、更需要它的原野。这份对育人的赤诚,对故土的牵挂,让他在归乡后的新征程上,绽放出温润而坚定的光芒。这位半生执着“破壁”与“提问”的探索者,正致力于让科学最珍贵的品质——无畏的好奇与赤诚的求真,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扎根生长,蔚然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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