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离家，61岁才返乡！他却用文字，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故乡

江苏高邮，这座小城作为汪曾祺的故乡为我们所熟知。

从《受戒》到《异禀》，高邮的淳朴风光与温润民风，通过汪曾祺的这些作品让无数读者心生亲近与向往。

汪曾祺

若想更真切地走进这座滋养了汪曾祺文学生命的江南小城，走进他笔下反复出现的“东大街”、“草巷口”，《十论汪曾祺》无疑是一本理想的文学地图。

《十论汪曾祺》 王彬彬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王彬彬，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在《十论汪曾祺》中，他追寻汪曾祺的足迹，深入文本内部，为读者绘制出一幅幅阅读地图，系统阐释汪曾祺作品的创作资源、修辞艺术、语言美学与民间匠艺之美等等。

今天，2026年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逝世29周年纪念日。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十论汪曾祺》中的一篇文章，在王彬彬的带领下，回到汪曾祺笔下的故乡，看一看这个小城如何在汪曾祺离乡四十年后，蓬勃地复活在他的记忆中，又为他带来了怎样的创作灵感。

此外，我们补充了文中提及但未直接引用的汪曾祺原作片段，帮助大家更完整地感受高邮水乡的风物与人情。

汪曾祺的1980：

重写旧作与故乡记忆的复活

选自王彬彬《十论汪曾祺》及《汪曾祺全集》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汪曾祺的家在当时的高邮县城内东大街。1939年，汪曾祺十九岁时离开家乡，直到1981年才在离乡后第一次回乡，算是阔别家乡四十余载后的归来。离开家乡前的十九年间，汪曾祺一直生活在高邮县城的东大街上。汪曾祺对故乡高邮有丰富多彩的记忆，而对东大街的记忆最充盛、最细致、最清晰，也最深刻。有人统计过，汪曾祺二百多万字的作品中，有九十多篇、一百多万字是写故乡的人和事；而九十多篇中，有一大半是以高邮东大街为故事背景。这让我们知道，汪曾祺的故乡记忆，主要是对高邮东大街的记忆。

一个离开了家乡的小说家，以故乡记忆为创作资源，本是常见现象。但比较多见的是，刚开始创作时，都以故乡记忆为题材。以故乡记忆为题材，写了若干年，有或多或少的作品问世，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便把故乡记忆写完了。有的人，便从此搁笔。有的人，则转身别的题材领域。而汪曾祺不是这样。

汪曾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在写着高邮，仍然在写着高邮县城东大街。

《我的家乡在高邮》汪曾祺 作

1947年，汪曾祺初写《戴车匠》（1985年以原题重写），写的是东大街上的戴车匠店，其中就写到了戴车匠隔壁的侯银匠店。而1996年，汪曾祺又有以《侯银匠》为题的小说问世。在1947年的《戴车匠》中，汪曾祺只是顺带写了几句侯银匠。而1996的《侯银匠》，则是专写侯银匠的小说。

如果考虑到汪曾祺1997年便去世，那说故乡记忆、高邮县城东大街记忆，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资源，也并不为过。

“

“戴车匠”在我们不但是一个人，一间小店，还是一个地名。他住在东街与草巷相交地方。东街与草巷相交处大家称为草巷口。但对我们说起来这实在不够精确。虽然东街也还比不上别处的巷子大，但街与巷相交总就有四个“口”，左边右边，这边那边。大人们凡事都含胡，因为他们生活中只须这么含胡即可对付过去。我们可不成。比如：巷口街这边有个老太婆摆摊子，卖的是桃子，杏子，香瓜，柿饼，牙枣子，风荸荠，杨花萝卜，泥娃娃，啯啯鸡；对面也有一个老太婆，卖的是啯啯鸡，泥娃娃，（有好多种，）杨花萝卜，（我在别处虽亦见过这种水红色，粗长如指，杨花飞时挑出来卖，生嚼凉拌都脆爽细嫩无比的萝卜，可是没有吃过；我总觉不是我们故乡的那一种，仅仅略具形似而已，）……

《吾乡有红萝卜、白萝卜，无青萝卜。八五年十一月廿二日记》汪曾祺 作

草巷口一边是个旱烟店，另一边是戴车匠店。你看要是有个提小面人的来了，吹糖人的来了，耍木儡戏的来了，背负韦驮，化缘的游方僧人来了，走江湖挂水椀的来了，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人物事情在那里出现，我们飞奔着去看，你要是说“草巷口”，那多急人。你一说“戴车匠家”，就多省事明白。大家就一直去，不需东张西望。“戴车匠”，“戴车匠”，这在我们不是三个字，是相连不可分，成为一体的符号。戴车匠是一点，集聚许多东西，是一个中心，一个底子。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格，一区，一个本土和一个异国，我们的岁月的一个见证。

木花吐出来，车床的铁轴无声而精亮，滑滑润润转动，牛皮带往来牵动，戴车匠的两脚一上一下。木花吐出来，旋刀服从他的意志，受他多年经验的指导，旋成圆球，旋成瓶颈状，旋苗条的腰身，旋出一笔难以描画的弧线，一个悬胆，一个羊角弯，一个螺纹，一个杵脚，一个瓢状的，铲状的空槽，一个银锭元宝形，一个云头如意形。……狭狭长长轻轻薄薄木花吐出来，如兰叶，如书带草，如新韭，如番瓜瓤，戴车匠的背勾偻着，左眉低一点，右眉挑一点，嘴唇微微翕合，好像总在轻声吹着口哨。木花吐出来，挂一点在车床架子上，大部分从那个方洞里落下去，落在地板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木花吐出来，宛转的，绵缠的，谐协的，安定的，不慌不忙的吐出来，随着旋刀悦耳的吟唱。……

(选自《戴车匠》)

在中断了多年后，汪曾祺于1979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这通常被称作汪曾祺的“复出”。但复出后的汪曾祺，并没有立即以文学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故乡记忆，而是先写了几篇其他题材的作品。到了1980年，汪曾祺的故乡记忆才以文学的方式，蓬勃地复活。耐人寻味的是，汪曾祺是以重写旧作的方式，重启对故乡记忆的叙述。可以说，在1980年这一年里，汪曾祺以重写旧作的方式，激活着对故乡的记忆。

1980年，复出后的汪曾祺，先是以《异秉（二）》为题，第三次写了高邮东大街上保全堂药店里的故事。高邮东大街，对于汪曾祺有着特别的意义，而东大街上的保全堂药店，意义尤其重大。辞世的前一两年，汪曾祺还写着保全堂，还写着东大街，而正是《异秉（二）》开启了对保全堂、对东大街的无尽的回想。

“

王二来了，就占了半边店堂，就是原来刨烟师傅刨烟的地方。他的摊子原来在保全堂廊檐是东西向横放着的，迁到源昌，就改成南北向，直放了。所以，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摊子，而是半个店铺了。他在原有的板子之外增加了一块，摆成一个曲尺形，俨然也就是一个柜台。他所卖的东西的品种也增加了。即以熏烧而论，除了原有的回卤豆腐干、牛肉、猪头肉、蒲包肉之外，春天，卖一种叫做“鵽”的野味，——这是一种候鸟，长嘴长脚，因为是桃花开时来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桃花鵽”；卖鹌鹑；入冬以后，他就挂起一个长条形的玻璃镜框，里面用大红蜡笺写了泥金字：“即日起新添美味羊糕五香兔肉”。这地方人没有自己家里做羊肉的，都是从熏烧摊上买。只有一种吃法：带皮白煮，冻实，切片，加青蒜、辣椒糊，还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萝卜丝（据说这是最能解膻气的）。酱油、醋，买回来自己加。兔肉，也像牛肉似的加盐和五香煮，染了通红的红曲。

这条街上过年时的春联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特制嵌了字号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该店拔贡出身的东家拟制的“保我黎民，全登寿域”；有些大字号，比如布店，口气很大，贴的是“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最常见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小本经营的买卖的则很谦虚地写出：“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这末一副春联，用于王二的超摊子准铺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王二并没有想到贴这样一副春联，——他也没处贴呀，这铺面的字号还是“源昌”。他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后花一样的起来了。“起来”最显眼的标志是他把长罩煤油灯撤掉，挂起一盏呼呼作响的汽灯。须知，汽灯这东西只有钱庄、绸缎庄才用，而王二，居然在一个熏烧摊子的上面，挂起来了。这白亮白亮的汽灯，越显得源昌柜台里的一盏煤油灯十分的暗淡了。

（选自《异秉（二）》）

1980年，汪曾祺连着写了《异秉（二）》《受戒》《岁寒三友》这三篇以故乡记忆为题材的小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1940年代旧作的重写、改写、扩写。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这三篇小说中，《异秉（二）》和《岁寒三友》都与高邮东大街有关。这之后，故乡记忆便成为汪曾祺小说经常性的题材。可以说，是1980年连着对1940年代旧作的重写，激活了汪曾祺的故乡记忆，此后，汪曾祺便长久地对故乡记忆保持着审美兴奋。

不妨看看紧接着的1981年的小说创作情形。1981年，汪曾祺创作了九篇小说，这在汪曾祺的创作生涯中，是特别多产的一年。九篇小说依创作顺序，是《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晚饭后的故事》《徙》《故乡人》《晚饭花》《皮凤三楦房子》。九篇小说中，《大淖记事》《故里杂记》《徙》《故乡人》《晚饭花》，都是以故乡记忆为题材。其中《大淖记事》和《徙》，是汪曾祺小说中特别优秀特别重要者。而《故里杂记》《故乡人》和《晚饭花》，实际上各是一组小说的集合。《故里杂记》由《李三》《榆树》《鱼》三个各自独立的短篇组成，可算三篇小说；而《故乡人》由《打鱼的》《金大力》《钓鱼的医生》三个各自的短篇组成，也可算三篇小说；《晚饭花》则由《珠子灯》《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三个各自独立的短篇组成，还可算是三篇小说。所以，1981年里，汪曾祺实际上创作了十一篇以故乡记忆为题材的小说。说故乡记忆在1981年以一种井喷的方式出现在汪曾祺笔下也不为过。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几个女用人，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远远听到送灯的箫笛，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姑娘、媳妇走出来，倚门而看，且指指点点，悄悄评论。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景。

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且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琉璃泡子挂在四角。

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

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这些灯都不怎么亮（点灯的目的原不是为了照明），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晚饭花集》 汪曾祺 作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行》，孙小姐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

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用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用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一点声音没有。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用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

她这样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选自《珠子灯》）

故乡记忆被激活后，汪曾祺并没有只写故乡记忆，也间或写写昆明记忆、张家口记忆和现实题材，但故乡记忆却从未远离，始终是汪曾祺最重要的创作资源。

原标题：《19岁离家，61岁才返乡！他却用文字，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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