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海内外公藏善本巡礼——从傅增湘藏书流散说起

【按】沈津先生1960年进入版本目录学领域，先后跟随顾廷龙先生、冀淑英先生学习。这些年来，他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藏书楼，看到有意思的材料便随手记录，日积月累，遂成“宏烨斋读书笔记”。各条笔记原本独立成段，长短不一，记录见闻、案例、前贤之论或个人心得。现从中选出一批，按主题稍加排次，整理刊出，以飨读者。

傅增湘藏书与哥大所见

（一）美国人普林顿（George A. Plimpton，1855-1936）是著名出版商、藏书家和慈善家，他将在傅增湘处所得之善本全数赠与哥大。在二十世纪初，普林顿的吉恩出版公司以出版教材闻名于世，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对其教材图书进行大量盗印。1920年，普林顿为解决中国盗版问题，携妻、子作中国和远东之旅。普氏与“商务”的总经理张元济等人会面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即“商务”不再侵权，并毁盗版版式。普氏则授权“商务”等为“吉恩”图书代理，双方同意合作出版。普氏所得傅增湘藏书，一般人以为是张元济居中搭线，非也。傅氏后人傅熹年所藏傅增湘日记显示，是胡适介绍普、傅认识的。普氏于1936年去世之前，就将其积六十年的个人藏书捐给了哥伦比亚学大图书馆，这批傅氏藏书也随之落户哥大。直至今日，哥大馆的工作人员仍未对此批傅藏进行编目。

（二）1986年，我在美国作图书馆学研究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善本暨手稿图书馆的书库中，见到傅增湘当年售与美国人普林顿的中文善本书。其中有一册题为《零玑断璧》，为宋刻残页，价一百元。详目见下：

《苏文定公集》，宋刻本，皮纸，存卷七第三页，九行十五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

《五代史记》，宋刻本，皮纸，存卷三十九第十页，十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上刻字数，下有刻工“子明”，有耳題“羅紹威”，“貞”字避讳。

《文選》，宋刻本，半頁，皮紙，十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线黑口，双鱼尾，“敬”字不避讳。

《乐书》，宋刻本，皮纸，存卷五十第二页，十三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

《杜工部诗集》，原题宋刻本，实明刻本，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线黑口，下白口，双鱼尾，下刻字数。

《通鉴纪事本末》，宋刻本，皮纸，存卷二第三十页，十三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下有刻工。

《史记》，原题宋刻本，当为明刻本，存第十二册世家二十二，第十页，十四行二十六字，左右双边，白口，书口中有“第十二册，世家，二十一”。

《刘后村集》，原题宋刻本，当为明刻本，存卷十九第十七、十八页，十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线黑口，双鱼尾，“敬”字不缺笔。《南齐书》，宋刻本，存传二十五第七页，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线黑口，无鱼尾，上刻字数，下有刻工“陈用”。

《晦菴文集》，宋刻本，皮纸，存卷六十一第五十一页，十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下有刻工“黃劭”。

又有残本如下：

《穀梁注疏》，宋刻本，存卷九，十行十七字，左右双边，上黑口，上鱼尾，下面残缺，“敦”字不缺笔。

《诗经》二本，明弘治活字本，一百元。

《唐书详节》一本，宋刻本，三十元。《左传》一本，宋刻本，四十元。

《诸臣奏议》一本，明活字本，十元。

《欒城集》一本，明活字本，六元。

《思玄集》一本，明活字本，六元。共计二百九十二元，除“共计”外，上面的字皆为傅增湘手书，当为傅氏售出前所写。

台北藏珍

（三）1987年，我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当年的一次美国亚洲学会东亚图书馆年会中，我和中国台湾地区某图书馆特藏组主任苏精先生都获邀演讲。苏先生是《近代藏书三十家》的作者，讲的是“新馆建设”，我讲的题目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那时我产生了一个念想，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他们所藏的善本书。自九十年代到2015年止，我每次去台北，或开会，或演讲，或讲课，必定要去，这大约是因为我这一辈子都在图书馆里工作，天天都和善本书打交道的原因。据该馆特藏组主任昌彼得先生1967年时的统计，其所藏的善本书，达十四万三千多册，其中宋刻本二百九十多部、金刻本十一部、元刻本三百六十多部、明刻本八千多部、活字本四百四十多部、稿本近五百部、旧钞本三千一百多部、名家批校本五百四十多部。

（四）该馆收藏抄本三千部，稿本与批校本近千部。馆藏抄本以明清居多。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之记载，明清两代著名抄本约五十家，较著名的如姚咨、柳僉、钱穀、陆贻典以及祁承㸁淡生堂、无锡秦氏穴研斋、毛晋汲古阁、冯舒、冯班兄弟、钱曾述古堂、黄丕烈士礼居、吴骞拜经楼、鲍廷博知不足斋、张蓉镜小瑯嬛福地等家，该馆都有收藏。除敦煌卷子外，最早的写本是宋理宗時馆阁写本《宋太宗皇帝实录》。最著名的是《永乐大典》和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最富学术资料价值的是陆游的《家世旧闻》，而最精致的是明末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三曆撮要》《盘州乐章》。最珍罕的则为元人写本《敦交集》。

（五）稿本是最原始的资料，后来的抄本和刻本，总难免有抄错或刻错的字句，皆应当取正于稿本。该馆藏稿本五百余部，其中清代学者占十之九。四部之书皆有，而以史、集两部最富。重要的稿本，如明王穉登《南有堂集》、王思任《王季重诗文稿》、陆西星《三藏真诠》、文俶彩绘《金石昆虫草木状》、魏冲《诗经阐秘》、汪道昆《玄扈楼集》等。清钱谦益和季振宜合编的《唐诗》、翁方纲《复初斋文稿》、焦循《雕菰楼经学丛书》、潘介祉《明诗人小传稿》、严万里《韩诗辑编》、戴震《删定直隶河渠书》、朱樗《国朝奏疏》、梁松年《心远论余》等，都具有学术价值。其中有些稿本，且为从未传抄或传刻的孤本，尤其珍贵。该馆批校本亦近五百部，出之名家手笔者，不在少数。如明之毛晋、清之何焯、翁方纲、段玉裁、黄丕烈、吴骞、鲍廷博、吴翌凤、翁同龢、李文田。晚近之杨守敬、邓邦述、沈曾植等人，所批校各书，心力所注，朱墨灿然，由批注而见新义，经校勘而复旧观，其佳胜远逾原本之上，不言可喻。

（六）馆藏宋代刻本中之眉山本《东都事略》、《十一家注孙子》、建本《近思录》、淮东仓司本《注东坡先生诗》等，原版初印，精美绝伦。书棚本《南宋群贤小集》，是百年以来学者未睹真貌的天壤瑰宝。这些宋本中，大部分是海内仅存之本，如嘉定本郑定辑注《柳集》、绍兴本《五臣注文选》等，尚未经后代翻刻过。《吴郡图经续记》是现存方志中最早刻本。《宣和遗事》是最古的平话，都具有文献上的意义。绍兴初刊公文纸印本《李贺歌诗编》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版本。元刻本中如《吕氏春秋》《净业往生安养传》《中州集》《此山先生诗集》等均为海内罕传之本。元覆宋建刊十行本《十三经注疏》合刻本，该馆有十经（缺《仪礼》《孝经》《尔雅》），流传稀见，甚为难得。此外元兴文署刻本《资治通鉴》、余志安勤有堂刻本《国朝名臣事略》、庆元路儒学刻本《玉海》、西湖书院刻本《鄂国金陀粹编》、《文献通考》以及蒙古中统二年平阳道段氏刻本《史记集解索隐》等，都是重要的元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元至正元年中兴路资福寺刻朱墨套印本，更是具套印里程碑之见证。该馆善本一万三千部中，明刻本居十之六七，其中明人著述又居大半。罕觏秘籍，珍贵资料，摭拾即得，为研究明代历史文化之宝藏。如明人诗文别集，该馆近千种，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收录明人诗文集最多，然此目未收者该馆亦不少。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所未著录者尤伙。

傅斯年图书馆

（七）蓝乾章先生曾任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主任，他在《书和人》第七十一期（1967年11月）上撰有《傅斯年图书馆的藏书》。傅斯年图书馆于1928年成立，1960年兴建四层大楼一栋，为纪念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由当时的“中研院”院长胡适先生命名为“傅斯年图书馆”。该馆收藏范围以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古籍考订之学为主。普通书籍有中日韩文九万余册、西文四万八千余册。1949年以后的大陆出版品约四万三千册。期刊总计约三千七百种，仍续订者一千一百余种。地图总计一万三千余幅。

（八）“傅斯年图书馆”藏宋元明清善本旧籍，约三千八百余种，四万六千余册。其中罕见珍秘之本甚多，如宋景祐刻递修本《史记集解》、宋刻本《南华真经》、宋刻残本《文苑英华》等，弥足珍贵。此外诸如各种《明实录》钞本、清代名家手稿本、少数民族文书等，均为重要文献。普通线装书十四万余册，以清代及民初所刻史部及集部书籍居多。其中方志二千余种，二万三千余册。另典藏日本所刻汉文旧籍二百七十种，一千五百余册；韩国刻本七十种，三百四十余册。石刻拓本约二万八千余种，四万余幅，包括汉画拓片、佛教造像碑及唐代墓志铭等。另藏金文、陶文、砖瓦拓本，依其类别整理，编辑成册。俗文学资料逾万余册，为研究民间文学及反映民间生活之重要凭据。该馆所藏珍贵档案有：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约二万件、傅斯年档案五千余件、丁文江档案一千余件、毛子水档案一百六十余件、王崇武档案八十余件，以及梁思永、杭立武、陶希圣、杨联陞、芮逸夫等档案，为研究民国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

哈佛燕京与日本藏汉籍

（九）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日本书目类之书甚多，国内很少收藏，故学者也难见到。如《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所收善本七百八十八部，三卷，据四部分类。所录各书首题书名，并卷数、册数、撰者姓名、版本序跋、印记等要而记之，先贤题识校雠岁月及鉴藏印记一概登录，以明其书源委。此书目为昭和五年（1930）宫内省图书寮出版。津所见日本加贺市立图书馆所藏圣藩文库汉籍目录，经史子集丛五个部类中，共有148部善本书，其中作明嘉靖刻本一部、隆庆刻本一部、万历刻本三十七部、天启刻本十四部、崇祯刻本十九部、明刻本六十六部、清顺治刻本六部、康熙刻本三部、乾隆刻本一部。

（十）《圣藩文库汉籍目录》的几个部类中，以经部四书类的书最好（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明代四书类的善本最为丰富）。从版本上来看，明代刻本最多，竟达七十八部，内明万历刻本即有二十二部，而且不少图书的品种，都是如今国内，包括台湾地区、香港特区所有的图书馆都未入藏者，随手拈出数种，即可窥见一斑。《四书三易默林臆见合衢说》六卷，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葆和堂叶会廷刻本。《四书六品小题锽（皇改星）鋘剑》六卷，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三吴晏少溪刻本。《四书顶门针》不分卷，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存仁堂陈怀轩刻本。《四书发笔文梯》五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建邑书林余怡台刻本。《四书过庭训》不分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武林书斋汪嘉谕刻本》。《四书德造集注》不分卷，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书林叶存轩檀香馆刻本。《四书兰室纂新》不分卷，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本。《四书扬明》十三卷，明书林熊秉宸刻本。《四书亨时解》八卷，明书林熊淑明刻本。《四书章句同然解》十三卷，明三台馆余氏刻本。

（十一）津曾将圣藩文库所藏四书类善本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的四书总义类作一比较，《善本书目》共载二百八十二部（含刻本、稿本、抄本等），其中明刻本为一百七十五部，内有万历刻本四十五部，即集国内八百余个图书馆之馆藏，也只比圣藩文库多出一半而已。又如台湾“国图”，所藏四书总义类图书共四十七部（含刻本、稿本、抄本、日本刻本、韩国刻本等），其中明刻本二十四24部，差圣藩文库甚远。日本学者几部彰教授对此有一专门的研究，他的书即为《大圣寺藩旧藏汉籍研究》，是作为日本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十一号而出版的。（1986年出版）

（十二）日本收藏中国古籍善本书数量惊人，日本的汉学研究重镇分属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这二个研究所成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或四十年代初，自成立至今，都属国家级研究单位，对日本的汉学研究起着重大影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于1941年11月根据天皇的命令成立，专门研究中国重要地志、社会民俗等。1948年4月，该所进行战后改组，原属外务省的东方文化学院并入其中，建立了以学科分研究部门的体制，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汉籍十七万七千余册，有相当数量的珍本、善本典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39年，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为适应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需要而建立的一个人文科学的综合研性究机构，1948年在美国占领军督促下进行改组，原属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并入，遂成了现在的规模。该所收藏的中国珍本、善本典籍和珍贵文物极为丰富，仅甲骨文片就达三千六百余件，中国龙门、云冈的石窟数据五千六百件，数量之大，实为惊人。

（十三）日本民间的汉学研究团体也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东洋文库。东洋文库创建于1924年，是一个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门性图书馆兼研究所。东洋文库的原所有者是北洋军阀的英国顾问莫里逊（Geoge Ernest Morrison），此人在1897至1917年的二十年间，在中国收集图书文献二千四百余册，地图画卷一千余份。1917年8月，日本三菱财阀岩崎久弥购得这批珍贵藏品，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1924年11月正式建立东洋文库，并建立了研究委员会。日本专门收藏汉文书籍的文库和藏书馆收藏了大量善本、珍本汉籍，为全世界的汉学家所重视。主要有：宫内厅书陵部，这是日本皇家的御藏图书部门。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所、足利学校图书馆。金泽文库、尊经阁文库、米泽图书馆，这是日本东北地区重要的善本书藏书处。藏有宋版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庄子》《列子》的宋人注释本等。天理图书馆，是天理教设立的图书馆，收藏有大量的通俗小说。斯道文库，现归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38年由麻生产业会社社长麻生太贺吉创立，在九州岛的福冈市，收有大量的中国古籍。此外不少大学图书馆也收藏汉文书籍。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所见

（十四）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是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三层楼的建筑宛如一座迷宫，仅底面积就有48800平方米，而书架连起来长达141.6公里。津在一个专门收藏特种书籍的阅览室里看到不少中国的善本书，有几种是明代万历年间坊刻的小说，一册元刻《资治通鉴纲目7》（存第七卷），还有一册《宋元明刻书影》计21页。为《史记》列传十二“穰侯列传”、晋帝纪九第十页，宋刻本。半页十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书口上刻字数。《魏传》，宋刻本。半页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线黑口、无鱼尾，书口下有刻工。《通鉴总类》，宋刻本。半页十一行二十三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通志》，宋刻本。半页九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下鱼尾处损坏，不知是否有鱼尾）有刻工：王仁甫。《西汉文鉴》，元刻本。半页十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双鱼尾。《冲虚至德真经》，似明刻本。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文选》（卷四十八第13页。27页），明刻本。半页九行十七字，四周双边，线黑口，双鱼尾。《通鉴前编》，明刻本。半页十二行二十二字，左右双边，线黑口，双鱼尾。《隋书》，半页九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线黑口，双鱼尾，书口下记字数。《通鉴续编》，存卷三第二十五页，宋刻公文纸印本。半页九行二十二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临川集》宋刻本。半页十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下有刻工。《史记》，存列传十第十九页，宋刻本。半页十行十九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前汉书》，明刻本。半页十二行二十二字，左右双边，白口，无鱼尾，有书耳。《仪礼》宋刻本。半页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线黑口，双鱼尾。《自警编》，明刻本。半页十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双鱼尾，书口下有刻工张及。《皇朝仕学规范》，二页，宋刻本。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朱子大全》，元刻本。半页十一行二十二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诗集传》，元刻本。半页十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至论》，元刻本。半页十五行二十五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

（十五）唐代韩愈的集子较多，明代所刊，津仅见有八种，其中《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流传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等皆有入藏。国内所藏多至四十六馆（当有复本），台北“国图”也有九部之多。此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各种书目皆作“明徐氏东雅堂刻本”，盖不知其具体刊刻时代也。东雅堂为徐时泰堂名。顾师廷龙先生、潘师景郑先生《明代版本图录》云：徐为长洲人，万历八年进士，官太僕少卿，又刻有《仪礼註》十七卷。津1986年在葛思德馆见到此本，未曾编目，但钤有“隆庆壬申夏提学副使邵明理书籍关防”印。隆庆壬申为六年（1572），则此本似应刻在隆庆间，如作“明隆庆徐氏东雅堂刻本”或更好。

（十六）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杨继盛奏疏草稿》，明杨继盛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手稿本。计十四页，装裱为一册。题“兵部武选司清吏司署员外郎事主事臣杨继盛谨奏”。此稿即杨继盛弹劾严嵩之疏议底稿，涂抹修润处甚多，行书苍劲浑朴，全文言辞激烈，痛切之情，跃然纸上。疏议作于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之间，在淮安至北京途中，遇“皇上”“国家”“国”“朝廷”“高祖”“祖宗”“旨”“圣”等敬字换行另起，并抬高一格。这篇奏疏后定名为《请诛贼臣疏》，流传甚广，《明史》本传节略此疏，仅1600余字。杨继盛手书真迹并不多见，津于1991年自美返沪探亲前，将此稿复印数页，先至香港，请饶宗颐先生赏鉴，饶先生赞之有加。后去上海再呈顾师廷龙先生审定，也定为手稿无疑。据知海内外现存者，河北省博物馆收藏《杨继盛行书谏草》《自书年谱》《行书梅轩诗》三件；镇江博物馆收藏杨继盛被贬狄道时所写诗文《记开煤山稿》等四篇及临《云麾碑》卷；美国翁万戈先生收藏《杨忠愍公狱中书》手迹，作于嘉靖三十二年元旦。另有少量碑刻尚可见其笔墨。经与他本影印件比对，哈佛所藏确系杨继盛手书真迹。

上海图书馆所藏

（十七）上海图书馆所藏地方志的数量，在国内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现有1900年以前的旧方志约八千六百种左右，上图藏五千四百种。其中宋刻本有宋范成大撰《吴郡志》五十卷，此书国内仅存二部，流传罕见。明刻本方志中有的已成孤本，如《黔记》，明万历刻本，是研究贵州地区的重要志书。此外又有明嘉靖十七年刻的山东《恩县志》、弘治六年的浙江《严州府志》、万历十六年的广东《肇庆府志》，以及明万历十九年刻本的《三峡通志》等等。有些地方从建制后有志书始，一直到清末的整套志书，该馆都有收藏。如从明弘治到清末的《嘉兴府志》，元代至民国的《常熟县志》等皆是。值得介绍的还有清康熙刻本《台湾府志》十卷，这是目前有关台湾方志存世最早的刻本，据考证，各家著录见存于今者，以康熙三十五年者为最早，然此本尚在其之前，当以此为第一刻本。此刻卷七“田土”“赋税”“税盐”等节中所列数字，是郑成功时代的重要经济史料。卷九“胜国遗裔”也记载了郑成功后代在台的情形，这些材料多为后来的《台湾府志》所不载。

（十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时有外国友人组团到上海图书馆参观访问，津多有参与接待。馆内古籍书库及善本书库是他们必看之处，而陈列的图书多由津从一万五千部善本书中拟单调取，其中《江流记》《进瓜记》二册，是必展之品。此二书为清乾隆内府四色精写本，均半页八行二十一字。字体仿宋。二书各八十余页，抄写极为精工，凡曲牌名均用黄笔，曲文则用墨笔，科白用绿笔，而台步注脚用朱笔，以示区别。二书扉页注明演出时间为“三个时辰零四刻”。每册前后副页均钤有乾隆“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玺。又有“宛平许叶芬少翯印章”、“延秋阁物”。装帧用深蓝绢面、黄色丝线並湖绫包角。书之外面有布制函套，内祔黄色上光笺。所装木匣，面镶十样锦花卉，四周仿制书套函式，並有象牙雕制别签，装潢精美。《进瓜记》扉页有许叶芬跋，云：“此乾隆初大内节戏院本……雪庐太史所贻，不知得之谁氏，盖当时进御副本，故钞订极工。”据此可知，书为乾隆时内府原装，且为宫中演戏时进呈乾隆帝阅看之本。又此二书为著名京剧演员尚小云赠于周明泰几礼居者。周氏藏戏曲图书极富，后全部捐献上海图书馆。

编者注：本次发表对原稿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