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海：李镜池《周易探源》出版始末

1966年，李镜池在新会盆趣园。李铭建 供图

李镜池先生是20世纪研究《周易》的名家之一，自1930年代即在《古史辨》上发表关于《周易》的研究论文，到晚年仍笔耕不辍。他的代表作《周易探源》于197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学界影响很大。由该书前面的出版说明我们知道，此书的出版过程颇为曲折：1963年编辑成集，1965年书成，打了纸型，但是未能印行，直到1978年才利用旧纸型付印出版。出版过程历时十几年，中间很多细节，外人都不知道。最近《李镜池岭南日记（1954—1965）》出版面世，披露了很多细节，使我们得以知道其中的一些内幕。下面我们依据日记提供的线索，把此书“文革”前的情况作一梳理。

《李镜池岭南日记（1954—1965）》

李镜池把有关研究《周易》的文章结集出版，是缘于顾颉刚的提议和促动。1962年2月7日记，前天顾颉刚来看他，提议他把关于《周易》和《诗经》的论文集合出版。顾是随中央视察团来粤访问，到了广州，顺便与李镜池晤谈。

1962年4月15日记，三月初叫其子李念华把关于《周易》的论文带去交给顾颉刚，共计10篇，约30万字。

1962年10月10日记，收到中华书局的来信（62编字第2466号），大意谓书局收到由顾颉刚转交的《周易探源》书稿及后来寄去一并由顾转交的《周易的编纂和编者思想试论》一文，拟接受出版，问作者有无增补修订、目次如何排，并希望补一序言，最后一并寄回。李镜池很高兴，又说“顾先生是有名学者，由他介绍，故中华答应出版。这是一件不易的事”。他对文章作修改，并撤下了篇幅最长的一篇文章，排定次序，全稿约26万字。

1962年11月4日，修改完成，开始写序，当日序言完成，共1.25万字。6日，新写了一篇《谈易传大象的体例》，5000字，一并放入《周易探源》之中。

1962年11月9日，把《周易探源》书稿寄北京中华书局哲学组。

中华书局来函，《李镜池岭南日记（1954—1965）》书前彩插

1963年1月28日记，中华书局来信通知，《周易探源》一书已排印（按：应当是开始发排，即进入排版阶段），并寄来出版合同，合同上写明稿费是每千字12元。全书共约27万字，稿费计有3000多元。除基本稿费外，还有印数稿酬。

1963年2月5日记，昨日中华书局汇来《周易探源》部分稿酬1600元。（按：据此推算，大概是合同签订后先支付一半的稿酬。）

1963年3月8日记，把《易传思想的历史发展》一文寄顾颉刚，嘱转中华，收入《周易探源》中。

1963年3月25日记，古籍书店一熟人告诉李镜池，说在第二季度的新书出版订购单里看到了《周易探源》的名字。

《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

1963年9月6日记，因在温泉疗养，由家人转来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中华书局8月21日的信（63编字第1922号），告其《周易探源》已经排出校样，共378页，并提出一个具体问题，即关于“箕子之明夷”，称“这是学术问题，言之有理，但朝鲜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为了不致损害朝鲜同志的民族自尊心，希望避免这个问题，尽量删除或修改”。李镜池认为这个问题好办，可尽量删除或轻轻带过。

1963年9月11日记，9日开始看《周易探源》的校样，今天校对完。由于中华只寄来校样，没寄原稿，故只能就记忆和理解来校。（按：之所以未寄回原稿，是因为出版社内部的各个校次及编辑的处理加工均须参考原稿。）另外发现三月初寄顾颉刚转交中华计划加进《周易探源》中的《易传思想的历史发展》一文，校样中并没有，怀疑是顾先生没有转交去。

1963年10月3日记，早几天，中华来信，让把《易传思想的历史发展》一文寄去，可以补入《周易探源》内，不影响出版。由此确认是顾颉刚遗忘了，没有转交。故找到此文的一个副本，重加校读后寄出。

1963年12月12日记，中华将《周易探源》校样寄来请作者进行第二次核对，这是因为除了新补的一篇需要作者核校之外，编辑还作了一些删改，需作者过目。李镜池写道：“编辑同志审稿细心，所见亦高，对我很有教益。出版期虽然拖延一点，书则较为完善。”

1964年4月29日记，接到中华（64）编字第536号函，称《周易探源》即将付印，并询问书中引文涉及到的三个作者：蒋善国、邱韵珊、林义光，现各在何处工作？政治情况如何？这应该是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出版社必须保证不能有右派或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出现在新的出版物中，因此来向作者核实。李镜池除了尽力回复外，也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期盼著作早日出版又很无奈、同时表示理解的心情：“《周易探源》在去年年初已付排，隔了一年多，现在才付印。当是由于这类专门研究的书，并非急需，故不早印。不管怎样，现在总算付印了，不久当可出版。”

《李镜池岭南日记（1954—1965）》内页

1964年9月4日记，摘录顾颉刚的来信，其中称“中华书局今年负印毛选之任务及全力校点廿四史，去年已排校之书一应停搁下来。大作《周易》两书，适逢此会，当然出不来了”。所说《周易》两书，指《周易探源》和《周易通义》，关于后者，当时尚未正式通知李会接受出版，尚在等待审稿。

《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1965年11月4日记，给中华去信，询问《周易探源》的出版事宜。日记提到，前年说是赶印毛著选读和廿四史，毛著已经印出来了。去年干部大部分下乡，据说中华也去了大半。据书店的人说，目前主要是印农村用和多数人看的书。专门而少数人看的，尤其是古典研究的书，不印或少印。这是《周易探源》虽排好也不付印的原因。后面李镜池又宽慰自己，觉得“中华以印古典著作为主，虽则少出古典书，当仍保留部分让它出版”，“现虽搁延出版期，赶别的任务，但既已排好，当不会取消不印”。

1965年11月18日记，收到中华的复信，称《周易探源》之所以迟迟未能发印，主要是对有关《周易》的稿件如何统筹安排，尚费斟酌。此书何时能出版，尚难预定。

以上是从日记中梳理出的关于《周易探源》成稿、改稿与校对的重要时间点及相应进展。从中我们得到最深的印象有两点：

一是图书出版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大。作者本人、书稿内容、引文涉及到的人物的政治背景等，均须审查。本书因为是关于《周易》的讨论，既涉及哲学立场，又与旧文化、“古典”乃至封建迷信等沾边，不确定性更多，一旦政策收紧，就可能推迟出版，因为出版社也承担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乃至要冒一定的风险。

二是当时作者的稿酬标准真高。从李镜池的日记我们知道，当时稿酬按质量分为六级，分别是千字4元、6元、8元、10元、12元、15元。他的稿酬达到千字12元，估计是仅次于顾颉刚、郭沫若那个级别。出版一本书可以拿3000多元稿酬，这在当时绝对是巨款，因为当时一个工人的月薪是30多元，普通干部也不过五六十元。而且刚签了合同，就拿到一半的稿酬即160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4年的总收入。李镜池退休前拿级别三的工资，每月266.5元，已经很高了，1600元也等于他6个月的工资。李镜池一直有在广州自建房屋的计划，原来预估费用是1万元，他已经有了不少积蓄，想着如果《周易探源》及时出版，还可以有一千六七百元稿费，就可以实现建房理想了（见1965年5月15日日记）。他曾经把预付稿酬中的1000元存了一年的定期，到期利息61.20元，显示当时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是6.12%。

由此延伸开去，多说几句，就是我们从日记中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几年中，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非常好。李镜池在1964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是我第六次到温泉疗养了。……感谢党给我很好的机会，多次来疗养。自从得病以后，年年进医院治病或疗养。只有新社会才有这种好处，若在旧社会早就完蛋了。既没公费医疗，告病假长了，就把你辞掉。连吃饭都成问题，不用说治病了。旧社会，职业、生活，一切都无保障。……而我现在在新社会里，年年有机会进医院治疗或疗养，工作也在党的照顾下，不必上课，改为培养青年教师。自己则在可能范围内做科学研究。这真是莫大幸福。可惜的是，解放后的第五个年头我就病了。在新社会里没尽多少力量，想起来很觉惭愧。光靠人民养活自己，自己却作不出贡献来。

这应是他的肺腑之言。当时教授们不仅待遇好，而且有一个优游从容的环境，没有各种考核指标的催逼，在今人看来，这是极令人羡慕的。

此次出版的《李镜池岭南日记》，内容截止到1965年底，后面关于《周易探源》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可以想见的是，进入1966年，很快“文革”开始，出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李镜池于1975年6月17日病逝，没有看到《周易探源》的出版。

《李镜池周易著作全集》，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尝试从中华书局现存的书稿档案中，寻找一些线索，发现能大致拼接出《周易探源》在出版前的部分推进轨迹。

拨乱反正后，出版工作开始逐步恢复。对中华书局来说，优先推进的是那些已经打出纸型、因政治原因被迫终止的出版项目，所以《周易探源》的出版很快被列入计划。我们发现编辑部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向作者所在单位了解作者政治情况及单位对出版该书的意见。

1977年7月，中华书局二编室致信广东师范学院党委：“你院李镜池先生有《周易探源》一稿在‘文化大革命’前交由我们出版，已经排成清样。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学术创作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认为李镜池先生的《周易探源》仍有出版价值。为此，特向你院调查了解李镜池先生的政治状况，以及你们对出版他稿件的意见，以使我们做进一步的安排。”按，广东师范学院是今华南师范大学在1970年10月至1977年11月间的曾用名。去信抬出“双百”方针等，用意应该是为了突出此事的政治性和重要性。

去信一个月后，没有收到回复，于是中华书局又去一信：“七月二十九日曾发一函，说明你院中文系李镜池先生《周易探源》于1965年已排成校样，现在该书即将付印出版，征求党委意见。八月三十日通长途电话，知李先生已经逝世。虽然，该书出版，仍等候你院正式函复。你院党委办公室在电话中说将研究后答复，请速复为盼！”

其后收到落款日期为9月12日的来自广东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的回信：“中华书局编辑部：你局八月三十一日来函已悉。经了解，原我院中文系教师李镜池，解放以来一直从事古代文学、易经的研究工作（李于文化革命前退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一般，未发现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我们认为，李镜池老师的著作《周易探源》可以出版，此复。（盖章）。”此回信显示，当时该院仍然是革命委员会在履行党委的功能和职责。

其后，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0月15日再次去信：“广东师院革委会：关于李镜池先生《周易探源》一书，接到你们复信后，我们已列入今年出书计划。但有一个问题，即在八月中旬，我们去信以前，曾给你院党委办公室去一长途电话联系，据接电话的同志说，李镜池先生已经去世，所以我们拟在书前作一说明，说明书中有些提法欠妥，因作者去世，无法修改，等等。而你院证明材料只说李镜池先生于文化大革命前退休，并未提及业已去世的问题。为慎重起见，又写此信，请速复为盼！”其后收到了正式回复：“中华书局：据查证，李镜池先生已病逝二年多了。特此函复。广东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盖章）1977.10.22。”

在与作者原工作单位联系的过程中，编辑工作和正式的发稿流程也在同步进行中。本书责任编辑为沈芝盈，二审为二编室主任熊国祯，三审为副总编辑张先畴，发稿流程跨越了1977年九、十月间。其中，熊国祯写于9月29日的二审意见有一些看点：“张先畴同志：李镜池《周易探源》原列入年前出书的重点计划，因了解作者情况等工作原因，迟至今日方能发稿。书中问题，责任编辑报告中已列出，并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因利用旧纸型，作者又已去世，不宜多所改动，故请沈芝盈同志加了一简单的出版说明，以补挖改之不足。全书中《易传思想的历史发展》一篇缺点问题较多，这次内容上的改动主要也在这一篇，您可以再看看。另外，书中151页和325页都提到‘冯友兰先生’，因是当时报刊上学术讨论中涉及，似不能删除。这样处理是否合适，请阅示。”冯友兰因为是“梁效”成员，当时仍在接受审查，故二审特别提出此问题，可知在1977年下半年时，政治气氛仍比较紧张，政治上的敏感度和把关意识仍然是（也可以说始终是）出版从业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在经历各种曲折后，《周易探源》终于在1978年3月正式出版。书稿档案中有一封李镜池之子李念国写给编辑部的信，写于1978年10月28日，提供了不少信息，现摘抄部分于下：

中华书局：

昨过新华书店，偶见先父遗著《周易探源》一书，方悉已经出版，不禁喜出望外！可惜已余最后一本（据告来书本来不多），遂购而归报家慈，亦大喜，并嘱函贵书店致谢。

先父二十年代以师友之助，得以一介穷生就读于原燕大，因勤于学问，肯于探研而获青睐于顾颉刚老先生，在顾老先生支持指导之下，开始研究《周易》，凡四十余年，惟其间迫于阶级、民族重重危难，中辍者再；尤其抗日战争中期至解放之间，七口之家糊口已难，更何谈研究学问！四九年之后，方能安心重新探讨，而且在学习恩格斯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后，豁然开朗，对于氏族社会、国家起源等问题，逐步具有新看法，遂能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周易》进行新的探讨。据先父言，自觉已寻得一条新路，对这部自来被认为难解的“经书”，从支离中找到其原有系统规律。但正如先父在预立遗嘱中所说：方欲以有生之年加倍努力于学术研究，以批判继承民族遗产，讵料身罹残疾，难乎为继，只能奋笔于榻上，企半生所得，不致湮没。

先父关于《周易》各稿，书成之后，力谋出版，但适遇文化革命，此类涉“古”之书，孰敢问津！致贵书店即已排《探源》版，亦未能付印。七四年，先父又图付梓。当时有亲友劝导，谓此类文稿不合时宜，有关观点亦无把握，还是不出书为好。但先父认为个人半生钻研，自问独有见解，而以当时“潮流”，看来以后难得有人再对此《易》作如许努力，堂堂中华民族，岂得任自己的一份遗产以“不解”而终？乃排众议而奉稿——只由于当时忙于校点《廿四史》，乏人审阅，未得如愿成书。

现在看来，当时未能付印，亦一幸事，可谓塞翁失马。以先父对某些问题之旧见，成为白纸黑字，在“批林批孔”之中，岂不正好成了批判对象？！只有到今日，“四人帮”所套精神枷锁被粉碎，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恢复与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先父遗著之一的这本《周易探源》才得问世，而我等后辈亦不致为其中可能有的错误观点而捏一把汗！

……至先父临终，仍念念不忘《周易》诸书之出版。由于诸弟妹参军离家时尚属少年，对古典文学知识更浅，故先父遗嘱，将所留书籍以及稿件事宜交付我全权处理。惟某也不肖，忝为长子，却囿于“遗悸”，即“四人帮”淫威已成过去之后，仍长期未遂先父遗愿。幸得贵书店以祖国、人民利益为重，付印原稿，亦使先父能含笑于九泉之下！（下略）

从信中能够感觉到，虽然李念国不是文史专业（他做过英文翻译和英语教师），但是文化修养较高，只是在信中几次把中华书局称为“贵书店”，是为小疵。中华书局接信后，迅速给李念国回信，自此与作者家属建立了正常的联系。

一部研究《周易》的书，出版过程历时十几年，中间有很多波折起伏，我们通过把作者的日记与出版社的书稿档案结合起来，才大致把这个过程看清楚。作为一个案例，它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对于其他方面，可能也不无参考价值，并引人思考。

（本文摘自2026年5月7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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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镜池 撰 李铭建、吴辛丑等 整理

《李镜池日记》，时间起于1954年，止于1965年，详细记录了李镜池在此期间的日常生活、学术研究和各种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非常珍贵的岭南社会史史料。为方便检索，书后附有详细的人名索引。

《李镜池周易著作全集》

李镜池 著 李铭建 编

李镜池先生是现代著名易学专家，其一生著述，主要围绕《周易》展开，内容涉及易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其中既有对经传的注释校勘，又有对义理的阐述抉发，对当代易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作者将《周易》经、传分开研究，采取“古史辨”的科学方法论和进步的历史发展观，对《周易》加以系统整理、科学阐述，破除了长久以来学者将《周易》神圣化的传统，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晚期，是出于政治目的对占卜资料的有意识汇编整理。

此次推出的《李镜池周易著作全集》，由其哲孙李铭建先生根据相关手稿加以整理，涵纳了作者不同时期的易学研究成果，包括《周易探源》《周易通义（1970）》《周易校释（1949）》《周易校释（1965）》《周易校释（1970）》《周易韵读》《周易通论》《周易释例》《周易类释》《周易今论》《周易章句》，共计11个品种，其中大部分品种为首次面世，极具学术参考价值。

（编辑：思岐；统筹：一北）

原标题：《张继海：李镜池《周易探源》出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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