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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空印案补证

高寿仙

2026-06-23 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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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印案与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一起，被并称为“明初四大案”，凡谈明初史事者多会涉及。与其他三案相比，有关空印案的记载最为匮乏，而有些重要资料又没有得到注意和使用，以致此案迄今仍使人感到有点扑朔迷离，就连发生时间也存在不同说法。兹不揣谫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略作补证。

关于案发时间的不同说法

明代官方典籍对空印案并无具体记述，现存最重要的史料，是案发不久方孝孺写下的三篇文章。一篇是《先府君行状》，系为死于此案的其父方克勤所写，其中谈道：洪武八年（1375），方克勤遭人诬陷，“遂得罪谪江浦，终岁将释归，会印章事起，吏又诬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师”。另一篇《叶伯巨郑士利传》，意在表彰洪武九年（1376）两位冒死上书者的事迹，其中谈道：“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再一篇《郑处士墓碣铭》，系为郑士利之父郑邦彦所写，其中亦谈到空印案：“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过用印章，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十百人狱，劾以死罪。” 对于空印案发生时间，三篇文章的说法高度一致，即发生在洪武九年。终明之世，似乎并无异说。

朱元璋

清修《明史·刑法志》则给出另外一种说法：“（洪武）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不过，同书《郑士利传附方徵传》却又有矛盾的记载，该传引方徵上书云：“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朱芾俱有空印，反迁布政使，何以示劝惩？”接着叙述方徵上书后，“贬沁阳驿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据此，空印案在洪武十三年（1380）前数年当已发生。《明史》作为基本史料影响甚大，其自相矛盾虽早有学者指出，但洪武十五年（1382）说迄今仍在流行。

到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一种新说法。孙达人先生发现《国榷》卷六“洪武九年闰九月丙午”条节引方徵上书，有“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之语，遂据“去年”断言案发于洪武八年（1375）；他又据方孝孺《先府君行状》中“（洪武八年）得罪，谪江浦，终岁将释归，会印章事起”之语，断言“此案的发作更确切说在八年的年末”。陈梧桐先生亦指出《明史》记事自相矛盾，并引据《国榷》此条，认为方孝孺所说“不确切”，空印案发生年代“当为洪武八年”。刘孔伏等先生对这种新说法提出质疑，指出《国榷》此条提到曾秉正、方徵、叶伯巨三人上书，而《明太祖实录》同日却只记载了曾秉正一人上书。他推测谈迁只看到三人皆“因星变求言”而上书，失之详考，误加上方、叶二人，方徵上书时间实际应在洪武十年（1377）。檀上宽先生也认为洪武八年说不能成立，他梳理了地方政府向户部提交财政报告的流程，并结合《明太祖实录》中洪武九年六月和七月两次大规模任命地方官员的记载，推断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上半年。

案发时间当为洪武九年

上述三说之中，《明史·刑法志》所说的洪武十五年（1382），既与同书《方徵传》相互矛盾，也无任何其他旁证史料，尽管被不少学者采用，但显然难以成立。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有些学者认为是《明史》抄录方孝孺《郑士利传》时将“九年”讹误为“十五年”，其实未必这么简单。刘辰《国初事迹》提到空印案时，将此案与行用半印勘合搅在一起：“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纸，于各部查得或钱粮、军需、段疋有差错改正，却将空印纸填写，咨呈补卷。事发，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容得，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议用半印勘合行移关防。”而始置诸司半印勘合的时间，正是洪武十五年。《国初事迹》这条史料，被明代很多史家采用，且均明确系于洪武十五年。《明史》当是受这些记载影响，将空印案误系于洪武十五年。

顺便指出，始置诸司勘合时，距空印案已过五年，两事之间其实并无关系，这从《命诸司遵用勘合敕》可以明确看出。该敕谈道：“洪武十四年工部事发，考其行移，自本年五月至十一月终，擅生事务，行下诸司文书，计一万九千件。虽然各有名色，似乎当理，其中斡旋作弊，不可数目以言之。”有鉴于此，朱元璋“特置半印勘合”，以防止“六部、都察院擅自行移，逼扰诸司，害及于民”。可惜自明代迄今，刘辰的错误说法被各种史籍辗转传播，几成定论。

洪武八年（1375）之说，细究也难以成立。孙达人先生将《先府君行状》中的“终岁”理解为“年末”，并不符合原意。查该行状所述方克勤行迹，其“谪江浦”在洪武八年十月，而牵连空印案被杀在九年（1376）十月，可知“终岁将释归”意为“满一年将释放”，孙先生谓空印案发生在“八年的年末”，纯属以误生讹。这样，洪武八年说的证据，实际只有一条，就是方徵上书的时间，必须是洪武九年。对于这一问题，刘孔伏先生和檀上宽先生虽然提出质疑，但均未提出直接的否定证据。所以两文发表后，洪武八年说依然逐渐得到一些学者认可。

《国榷》所记方徵上书时间确实有误，朱元璋《建言格式序》就提供了直接证据。这篇序言对星变求言后的上书情况有详细说明：

洪武九年，朕见灾异万端，余无措手，于是特布告臣民，许言朕过。告既出矣，逾月藩臣上书者，山东布政使吴印，参政宋善、阎钝，山东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学正曾秉正，平凉府崇信知县潘卣，监察御史孙化，海宁县丞方仲容，登州府福山县丞徐谦，山东布政使司检校傅奎，台州黄岩县徐季清，安吉卫军丘绂，守御庄浪指挥佥事李景，山西分教国学生余懋，台州府民郑士利，共一十五人。准其言者，吴印、宋善、阎纯、余奎、曾秉正、孙化、傅奎、李景八人，计一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卣、方仲容、徐谦、徐季清、丘绂、余懋六人；假公营私而罪者，郑士利。是后，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

查《建言格式》之颁布，是在洪武九年（1376）十二月初一日，茹太素上书言及此序之撰写当在十一月。朱元璋在序中详细列举了上书者姓名，其中并无方徵、叶伯巨，显然截至序撰写之时，他们尚未上书。

事实上，关于方徵上书的时间，陈鹤《明纪》有明确记载，是在洪武十年（1377）正月辛卯（十二日）。方徵上书是在怀庆知府任上，查其履历，他于洪武九年（1376）三月二十二日由给事中改监察御史，然后“奉旨广西、山东公干回，月余，升怀庆知府”。其在广西、山东公干时间虽不可知，然两地相隔辽远，先后奔波，恐非数月不可，其升怀庆知府并到任，当已在本年晚些时候。综合这些情况判断，《明纪》所载方徵上书时间当有所本。既然方徵是在洪武十年正月上书，书中所说“去年”，当然就是洪武九年。朱元璋接到方徵上书后，“遣使令详具所言实迹以报，徵所陈忤旨，谪为沁阳驿丞”。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年五月，降河南布政使徐贲为怀庆知府，这或许就是填补方徵被贬之空缺。

檀上宽先生提到的《明太祖实录》中大规模任命地方官员的两条记载，一条是在洪武九年（1376）六月辛卯：“擢济南府德州知州张瑛等三百四十三人为南昌府知府以下官有差，皆以考课第优等升之。”另一条是在同年七月丁卯：“以监察御史王偁等一百二十三人，为知府、知州等官有差。时各处有司为考校钱粮簿牒至京，故命官往代之。”前一条是否与空印案有关不敢遽定，但后一条肯定与此案有直接联系。前引方孝孺《郑士利传》，明确说空印案系因“天下考校钱谷策书”而起，与实录所言“考校钱粮簿牒”显系一事。此前朱元璋亦曾令守令来朝，并未遣人代职，此次突然大规模派遣御史到各地担任知府、知州等官，当是在考校中发现空印情况，遂将涉及官员逮捕并遣御史往代。九年七月癸丑朔，丁卯为十五日。笔者推测，空印案当发作于此前不久，很可能就在七月内，最晚也在六月中。案发时，在京地方官吏可以就地逮捕，但牵连的在外人员，路程有远有近，应当是陆续被押解至京。

此外《明太祖实录》中还有一条资料，对了解空印案也有帮助，就是洪武九年（1376）十月戊寅，朱元璋以手诏谕山东布政使吴印，其中谈道：

昔者天厌元之不德，朕乘群雄并起之秋，摧强抚顺，偃兵息民，纲维海内，以主黔黎，律施令布，惟务安人，已九年矣。其间尚有不迪于教而丽法者，欲尽以刑治之，又恐没身者众，特姑缓刑章，俾之力役，冀其格心，期于无刑。顷者天变于上，致心皇皇，于是诏告臣民，许言朕过。诏令既行，中外言者有之，独卿敷露肝胆，面陈国计，虽可否半之，岂不尽己之谓忠乎！

前引《建言格式序》列举上书诸人，以吴印官职最高，故被列在首位。朱元璋对其“敷露肝胆，面陈国计”十分欣赏，特赐手诏褒奖。诏中所说“尚有不迪于教而丽法者”，虽然未必专指空印诸人，但肯定包括这些人在内。可见朱元璋把此事看得很严重，确实有过把涉案者尽皆诛杀的想法，但最后把其中一部分改为力役，他认为是从宽处理。洪武九年十月辛亥朔，戊寅为二十八日。前引方孝孺《先府君行状》，谓其父死于二十四日，可知朱元璋赐吴印手诏时，刚刚处理完空印案数日。

以往援引郑士利上书内容，均据方孝孺或《明史》之《郑士利传》。其实这份上书留有较为完整的版本，收入《明文衡》《名臣经济录》等书。从中可知，九月九日下诏求言后，陆续有人上书言事，但因皇帝盛怒未解，无人敢提及考校钱粮事。因其兄被牵入此案，郑士利对情况较为了解，便想上书说明。但其兄尚在狱中，郑士利怕皇帝怀疑他假公营私，“欲进复退者累一月”，直到其兄“已断发工役，固不敢辞，而甘心输作以赎罪矣”，他才毅然进呈。郑士利谈到了对涉案者的惩罚：一部分被处死，并追夺三年俸禄；一部分免死杖一百，工役终身，其中又有人改发充军。方孝孺《郑士利传》亦描述其上书情形云：“其书既成，欲上者数矣，而未决。每归逆旅，则闭门俯首而泣，泣数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问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苦。我以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活余人，我更何恨！’遂持书诣丞相府。”但其上书并未达到期望效果，“然犹输作终身，而竟杀空印者”。根据这些叙述判断，郑士利上书时，距下诏求言已过一个多月，当时涉案者已经定罪，断发工役者已着役输作，但判处死刑者有些尚未处决。方克勤被杀于十月二十四日，可能就是这些死囚被最终处决的日期。

涉案人数与空印缘由

关于空印案涉及的人数，方孝孺《郑士利传》谓“狱凡数百人”，《郑处士墓碣铭》谓“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十百人狱”。但也有些史料说得比较含糊，如郑士利上书中谈道：“今内而尚书，外而参政等官……今乃俱为考校钱粮，有不保首领复追俸者，有断发工役改发充军者，中外老成，荡然一空。”刘辰《国初事迹》谓“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明史·刑法志》谓“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王世贞发现洪武年间不少人被破格授官，也发出“岂空印事发，藩臬诸臣俱得罪耶”的疑问。根据这些含糊说法，有人认为当时“把地方上的长吏一杀而空”，甚至推测涉案者达到数万，被处死者也有成千上万。

所谓地方长吏，布政司及府州县官都包括在内，前引《明史》亦有“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之说。但郑士利《考校钱粮封事》谓“考校钱粮，各府赍将文卷，越行省攒造”，并未提到县级。从情理上说，各府、布政司文卷是在县级文卷基础上攒造的，最终户部考校时，修改县级文卷的可能性不大。前引实录记载派出123名御史担任知府、知州等官，这可能就是当时已被拘押的府州主印官数量。再加上“署字有名”的佐贰官，以及已离任或调任又被牵涉者，也就翻上一二倍。布政司层面，本年六月刚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设布政使一人，左、右参政各一人，此外还有经历、都事、检校、照磨、管勾等中低级官员。从郑士利所说“内而尚书，外而参政等官”可知，布政使并未牵涉其中，惩罚对象主要是参政。当时全国共有12个布政司，除河南参政安然因“率齐东海军民内附”、山东参政朱芾因“乡里旧人有才干”未罚反升，其他恐怕大都遭殃。中央层面，惩罚对象主要是尚书等主官，《国初事迹》谓“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纸，于各部查得或钱粮、军需、段疋有差错改正，却将空印纸填写，咨呈补卷”，看来应以户部为主，可能还牵涉兵部和工部。当时六部官职设置与后来有异，据洪武八年（1375）定制，户部设五科，刑部、工部设四科，每科皆设尚书、侍郎各一人，吏、礼、兵三部则各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总计六部共有尚书、侍郎各19名。综合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方孝孺所说比较合乎实际，因空印受惩者有数百人，可能最多也不会超过千人。

关于为何会出现账目对不上的情况，方孝孺《郑士利传》谈道：“钱谷之数，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户部，其数诚不可悬断预决，必至户部而后定。”这段话并非郑士利上书原文，而是方孝孺对其文意之概括，但不够清晰明白，以致引起一些悬揣误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谈道：“地方官员一直用的是一种方便的老办法，使用盖有钤印的空白的申报表册来上报运送给南京的岁入；在南京则在扣除了运送途中的折耗之后录入实际总数。这样就会消除财政申报中不符合实际的差额，因为地方官员不能预先知道运送的损失究竟会有多大。”这种说法纯属臆测，当时考校内容包括所有收支项目，并不限于起运京师的钱粮物料。其实郑士利《考校钱粮封事》，本来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夫考校钱粮，各府赍将文卷，越行省攒造，千百卷宗攒于一册，牵查照算，岂无错误？故曰：‘寸寸而度之，至丈必缪；铢铢而数之，至石必差。’是以必须空印，无弊也。”做过数据统计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数据一多，往往就会产生计算错误，抄写时也会出现一些笔误。上下账目对不上，确实是一个容易出现的技术问题。

朱元璋对于使用空印的缘由，即使开始不清楚，也很快就会弄明白。但他依然严惩相关官员，恐怕未必是认为情节有多严重，而是认为性质极其恶劣。自开国以来，朱元璋反复强调要革除“胡元弊政”，这些官员却“不迪于教”，仍然沿袭惯例而不守规矩，这恐怕才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必予严惩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