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冯志阳：寻找萧汝霖

编者按

一九八三年，香港导演徐小明执导，黄元申、梁小龙、米雪主演的电视剧《大侠霍元甲》被引进内地，一时风靡，街头巷尾响彻的都是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成为七〇一代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当年热血沸腾之余，大概很少有人去想大英雄霍元甲和精武馆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直到晚近，才有史家研究从武师到民族英雄的霍元甲形象是怎样炼成的。这就离不开一九一六年初《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发表的两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和《述精武体育会事》，而署名萧汝霖的作者是何方神圣？依旧是个谜。本文爬梳剔抉，勾勒出萧汝霖的生平和他写作此文的背景，以此照见一个渴望侠肝义胆的时代。

寻找萧汝霖

文 | 冯志阳

（《读书》2026年5期新刊）

一九一六年初，《新青年》（当时名为《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发表了两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和《述精武体育会事》，作者署名萧汝霖。杂志的大名不用多说，文章叙述的主人公也是家喻户晓，然而作者却几乎无人知晓其来历。王奇生曾表示，《新青年》第一卷的作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马勇则直接表示，“萧汝霖的情况不太清楚。”或许是因为这些研究以《新青年》为主，而萧汝霖只是《新青年》中很边缘的一个作者，因此有关《新青年》的研究很少去深究萧汝霖是何许人也。

《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大力士霍元甲传》（来源：baidu.com）

若是研究霍元甲，萧汝霖就变得很重要了。有研究者指出，正是这两篇文章“初步建立起霍元甲故事的民族主义基调”。此后霍元甲故事在流传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但故事的基本模式及其想要传达的精神内涵，均奠基于这两篇文章，而“二文作者萧汝霖生平未可考，何以他描述一个中国武师与武术组织的文章会出现于此，也十分耐人寻味”（黎俊忻：《从武师到民族英雄——霍元甲形象在二十世纪初的演化》，载《文化遗产》二〇一五年第五期）。笔者在阅读史料过程中，偶然发现一些史料，对我们认识萧汝霖，并理解其为何创作霍元甲故事或有所帮助。

一、“霍元甲之死“与日本人

霍元甲创办精武会仅两月余便遽然而逝，上海报刊不久便有霍元甲“为忌者所害，饮鸩身亡”的报道。（《精武会定期运动》，载《新闻报》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十八版）这应该是精武会故意散播的消息。霍元甲的突然去世，对以强身健体为号召的精武会是个重大打击，当时社会上流传“精武会的武术练了之后会伤身体，霍元甲就是死于练武不当”，这对精武会的招生产生不利影响。

为应对这种传言，精武会在“本会最初之印刷品”《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募捐启》中，含糊其辞地声称，“霍元甲先生欲雪东方病夫之诮，所由与同志组成中国精武体操学校也”，“乃天道多魔，竟有鸩人叔子，而心丧共服”。稍后，精武会“副会长蔡钟骏”在演讲中直接声称，霍元甲“为人暗中谋害”。霍元甲作为武林中人，好与人比武较量，结怨招忌者应该为数不少，称其“为忌者所害”，既可表明霍元甲并非死于“练武不当”，还可暗示霍元甲武艺高超。

霍元甲究竟为谁所害，无人知晓。那个“忌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无从得知。出版于一九一一年初的笔记小说集《虞初近志》，收录《记霍元甲逸事》一文。该文将含糊其辞的“为忌者所害”，具体化为霍元甲因战胜“某国人”，而为“某国”医生所开之“麻醉药”毒杀。一九一六年初，萧汝霖发表《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明确表示霍元甲因战胜日本柔道高手，而死于日本医生“秋野”之手。至此，“霍元甲之死”与“日本”正式联系起来，成为此后霍元甲故事的标准模式。

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世界书局，1933年3月版）中的霍元甲故事（来源：kongfz.cn）

向恺然先是在《拳术见闻录》中转述该文内容，发表于《中华小说界》，后以“不肖生”为名创作长篇武侠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使得霍元甲为日本人所毒杀的故事广为传播。一九一九年，精武会在叙述会史时，也采纳《大力士霍元甲传》的说法，并表示日本医生“秋某”所开之药，经过医院查验，“此慢性烂肺药也”。无论是小说，还是会史，“霍元甲之死”都与“日本”紧密捆绑起来，成为奠定霍元甲故事“民族主义基调”的关键情节。

萧汝霖何许人也？为何要将霍元甲之死与日本人明确地联系起来？笔者翻阅报刊资料时，注意到一位名叫萧汝霖的湖南留日学生，在一九一五年的上海特别活跃。一九一五年初，由于日本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激起了国人的反日情绪。中国留日学生召开会议，决定派代表回国分赴北京、上海进行运动，北京代表负责督促袁世凯政府拒绝日本要求，上海代表则负责“协同海内外同胞组织国民大会”等。上海代表“由各省各举代表一人”组成，《申报》列出了各省代表姓名及所属省份，其中湖南代表为萧汝霖（《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开会纪》，载《申报》一九一五年三月四日，第六版）。

《申报》1915年3月4日刊登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开会纪》（来源：《申报》数据库）

萧汝霖等人抵达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海）》刊登了“留日学生代表启事”：

启者：中日交涉，咄咄逼人，中外喧传，约二十余事，苛刻已达极点。留东同人，睹岛民之野心，痛封狼之贪食，遂开留学界全体大会，议决各省选代表一人，归国筹备国民大会，思发扬民气，以为外交后盾。家国攸关，存亡所系，窃愿与邦人父老一商榷之。如荷赐教，请驾临三洋泾桥鸿发栈为祷。留日学生代表萧汝霖等敬白。〔《时事新报（上海）》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一版〕

在萧汝霖等留日学生的积极活动下，上海各界于三月十八日在张园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引起各方瞩目。不久，公共租界巡捕房搜查了萧汝霖等留日学生的住所，萧汝霖等为此还在报上刊登了一封公开信，以示抗议。

这是日本驻沪副领事西田耕一请求巡捕房进行的搜查，目的是寻找萧汝霖等人组织反日活动的证据。此前，一位华人学徒在公共租界散发抵制日货传单时，遭到拘捕，审讯得知传单乃国民对日同志会所发，而张园“国民大会”正是在国民对日同志会的鼎力协助下才得以举行。日方随即以“刊发抵制日货传单”为名，将国民对日同志会的领导者黄毅等，以及萧汝霖等留日学生一并起诉至上海会审公廨。萧汝霖等留日学生与抵制日货传单无关，同遭起诉，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是张园“国民大会”的发起者。日本驻沪领事馆大概是想借此打压当时上海的反日情绪和活动。

会审公廨是由道台任命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来源：baidu.com）

“抵制日货传单案”从一九一五年四月初案发，至六月下旬结案，历时将近三个月，在当时的上海轰动一时。几乎所有的上海报刊对此案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原被告及其律师的诘问答辩，也都予以了详细记录和登载。萧汝霖等聘请的律师明确指出，“抵制日货一层，因中国人被人压迫，为不满意起见。故工部局亦不能禁止不许抵制，因不买货物为个人自由之权，不能指为犯法，必须攸关治安，然后可以起诉”。萧汝霖在答辩中，也一再声明自己的行为“并未有碍租界治安”。

然而，诉方律师却一再质问萧汝霖的对日态度，如“尔电达政府之词与各处通信是否激烈，欲请中政府与日本开战”。萧汝霖回复称，“与日本开战一层，我甚欢迎，因不愿为人奴隶之故”，同时也指出，“惟此系国际交涉，与租界治安并无关系”。诉方律师追问，“尔是否望中政府办事人员不欲和平解决”，萧汝霖回应称，“日本与我中国，与英国对于德国之恶感相似”。

辩方律师对此一再抗议，例如针对张园开会，指出“日本人民对于此次交涉亦在开会”，且言论激烈，“如以日本人民开会为合例，则华人在中国对于自己政府开会，亦不能指为犯法”，并表示“被告自己固有对于本国政府发表关于政见之权利，以及讨论政事之权利，故此种行为不能指为有罪”，最后强调指出，“如堂上欲以严厉手段讯断此案，非惟不甚正当，且恐火上添薪”。在辩方律师的强烈抗议下，诉方律师不得不声明，起诉主要与“租界治安”有关，与被告对日态度无关。

会审公廨最终还是以“印发对日传单，并收藏抵制日货传单，有碍租界治安“为由，判处萧汝霖交保五百元，并“声明一年之内不得再有对日设会、印发传单及有碍治安等事”。日本借租界当局之手暂时压制了萧汝霖的反日举动，但其反日情绪如何能够用一纸判决书来压制？恐怕还只会适得其反，助长其反日情绪。如果这位湖南留日学生萧汝霖，是《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的作者，那该文明确将“霍元甲之死”与日本人关联起来，就很容易理解了。

二、萧汝霖与向恺然

据曾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参加中华革命党的荆嗣佑回忆，萧汝霖为湖南桃源人，也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为湖南支部成员。覃振是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的支部长，当留日学生在日本开会商讨抵制“二十一条”的办法时，覃振作为“民党代表”发言，表示“此次政府，如能始终拒绝要求，则吾党自当一致对外，同心御侮，当此外患方殷之际，决不作无谓之骚动，以掣政府之肘”。萧汝霖积极参与留日学生抵制“二十一条”活动，并在上海推动国民大会的召开，很可能是中华革命党的统一谋划，借此“观察人心”。

1915年2月11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大会公举李大钊为文牍干事，由他起草通电，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图为李大钊起草的《敬告全国父老书》传单（来源：chnmuseum.cn）

查阅《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可知萧汝霖，字培荄，别署萧斋主人，曾著《浏阳烈士传》，收录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等人传记。在《谭嗣同传》中，萧汝霖特意提到“侠士大刀王五”与谭嗣同临终前的对话，侧面刻画了“大刀王五”的侠士形象，可见萧汝霖对于江湖侠士一向颇为关注。

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在《拳术见闻录》中也曾多次提到“桃源萧汝霖”或“萧子培”，称其“慷慨有雄略”，好结交江湖中人，而该书中所述江湖侠士的故事也常源于萧汝霖的讲述。萧汝霖在会审公廨上曾自述其“前年在日本中央学堂留学，至本年二月回华”。向恺然一九一三年赴日本，“在中央大学上课”，一九一五年回国，加入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从事反袁活动。一九一五年底精武会召开运动会时，向恺然作为来宾参与了此次运动会。

萧汝霖与向恺然同为湖南人，差不多同时在日本留学，所入学校，一谓“中央学堂”，一谓“中央大学”，很可能是同一所学校，再加上对拳术的共同爱好，两人应有深厚交谊，故向恺然书中所述江湖故事常源于萧汝霖。《青年杂志》刊登《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后不久，中华书局的《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日）即转载了该文。向恺然很快也在《拳术见闻录》中转述了该文的大致内容，并发表在中华书局的《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五期上。由于两文高度相似，以至于学者韩倚松怀疑萧汝霖是向恺然的笔名，“两篇文章出自一人之手”。

向恺然在《留东外史》续集中塑造了一个名叫“萧熙寿”的人物，“虽是自小读书，却终日喜使拳弄棒”，尤喜结交江湖中人。向恺然正是通过萧熙寿之口，在《留东外史》续集中叙述了“大刀王五”和霍元甲的事迹（第一〇三章“述轶事可泣可歌，访奇人难兄难弟”）。书中有关霍元甲的内容，基本来自《大力士霍元甲传》和《拳术见闻录》。《留东外史》正集（第一至五集）初版于一九一六年五月，续集（第六至十集）初版于一九二二年十月，而萧熙寿讲述霍元甲故事的情节出现在第六集中，正是续集开始不久。《留东外史》正集中的主要人物黄文汉也是一位拳术高手，但正集中没有提到霍元甲事迹，而续集一开始就提到霍元甲。这表明，向恺然应该是在正集完成后才获悉霍元甲其人其事，进而将其写进自己的小说。

《留东外史》是向恺然创作于1914年至1916年的章回体小说，初版于1916年，是中国现代以来第一部黑幕小说和留学生小说（来源：guji520.com）

“萧汝霖”是否也像“萧熙寿”一样，只是向恺然在《拳术见闻录》中塑造的一个人物？《申报》《新闻报》《青年杂志》等报刊上所出现的“萧汝霖”也只是向恺然的化名？两人在日本的经历太过相似，均于一九一三年赴日本留学，一入读“中央学堂”，一入读“中央大学”，均喜使拳弄棒，且好结交江湖中人，后来还都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且都是一九一五年回国，这些都不能不令人生疑。

不过，一九一六年时两人的行踪有了不同。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孙中山派居正、许崇智、萧汝霖等前往山东，组建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向恺然则被中华革命党江西革命军总司令董福开派到韶关，游说韶州镇守使朱福全反袁，“遇海珠之变，几遭龙济光毒手”。

袁世凯死后，向恺然回到上海，以卖文为业，萧汝霖则似乎一直混迹于军界。一九二六年，湖南各派军阀内斗，萧汝霖为唐生智所杀。《晨报 ·星期画报》为此撰文，对萧汝霖略有介绍：

近闻为唐生智诱杀之刘参谋长萧汝霖，湘之桃源人，能文章，喜谲智。丙辰佐鄂人居正戎幕于潍县，为鲁督张怀芝所赏识，拟荐充济南道尹兼交涉员。萧鄙张，辞不就。某日偕张怀芝、田中玉等游泰山观日亭，田谓旧联多俗庸，不称其地。萧立索纸，书十字云：“一日无心出，群山不敢高！”不仅吐属堂皇，气象万千，而迈志豪情，尤觉活跃笔端，惜哉其竟不免于强死也。（《晨报·星期画报》第三十二号，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综上可知，“萧汝霖”确有其人，湖南桃源人，曾留学日本，并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称帝活动，后在湖南军阀内斗中死于唐生智之手。

三、萧汝霖与农劲荪

湖南留日学生萧汝霖，与向恺然交好，且好结交江湖人士，曾作《谭嗣同传》，其一九一五年的经历，又吻合《大力士霍元甲传》中有关民族情绪的表达，很有可能就是该文作者“萧汝霖”。“萧汝霖”在《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最后自述：“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生平。”这表明“萧汝霖”与农劲荪相识，并从农劲荪那里获悉霍元甲生平。农劲荪（一八六二至一九五三），又名农竹，与霍元甲一起创办精武会，曾任精武会会长。如果有史料证明，湖南留日学生萧汝霖与农劲荪互相认识，那么这位湖南留日学生萧汝霖应该就是《大力士霍元甲传》的作者“萧汝霖”。

陈其美，字英士，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者、中国同盟会元老，曾与农劲荪交往密切，为建立精武会提供帮助（来源：baidu.com）

笔者发现，农竹与萧汝霖曾一起担任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八日张园“国民大会”的筹备员。这则史料出现在一九一五年六月十日初版的《中国最近耻辱记》一书中，该书编者为黄毅、方梦超，即前文所述国民对日同志会的领导者。国民对日同志会成立于一九一五年初，这是一个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而成立的民间组织，是当时国民外交热潮的产物。

国民对日同志会成立后的最大举动，就是参与组织了张园“国民大会”。《中国最近耻辱记》声称，“此会为交涉发生后第一最有名誉之大会”，并叙述了该会的筹备状况：

此会（国民大会）原发起者，为上海各团体。先由各团，会集广西路之英园。是日，本由留日学生代表主动。因各代表回国，唯一之目的即在组织国民大会，鼓吹民气，藉得观察人心、爱国心之程序也。当日举定萧汝霖、张梓芳、农竹、黄奠华、朱海珊、许彤伯、方梦超、黄毅诸人为国民大会之筹备员，并推定詹天民为临时主席。（《中国最近耻辱记》，国耻社民国四年初版，135页）

《中国最近耻辱记》是一本关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资料集。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日本要索之原因”，第二章“要索条件之内幕”，第三章“交涉经过之情形”，第四章“外人对于要索之状况”，第五章“日本对于要索之状况”，第六章“政府对于要索之状况”和第七章“人民对于要索之状况”。萧汝霖与农竹同时出现的史料，即出现在第七章关于“国民大会”的叙述中。该书由亲身参与“国民大会”筹备工作的黄毅、方梦超所编，因此其有关国民大会筹备状况的叙述应该是可靠的。

张园是无锡籍富商张叔和于1882年建造的花园，其命名“张氏味莼园”。图为张园曾经的“上海第一高楼”安垲第（来源：shxwcb.com）

在这则史料中，萧汝霖的身份比较明确，即湖南留日学生代表，但“农竹”是否就是与霍元甲一起创办精武会的农劲荪？“农竹”这个名字，在中国人姓名中是比较少见的。检索《申报》全文数据库，仅寥寥数条，且作为人名出现的，只有与精武会有关的农竹一人。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二日，《申报》报道了“中国国民总会”在张园开成立大会的情形，其中提到农竹的演说：

农竹君演说略谓，欲为中国之民，先爱中国之物，语言文字有好弃中国而作外国文字者，余尝对友人而訾之。余以为国民应作事，不可不保存身体。世人但知兵式体操，可以强国。虽然，言大而夸，毫无实益。余以为，不如我自习我国素有之拳术等各种艺术。（《申报》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二日，第十八版）

此前，《申报》曾报道“国民会签名办法”，列举了七个提供签名纸的处所，其中便包括“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来，《申报》又报道国民总会决议成立模范体操团，“公举农竹君为体操团干事长”。显然，农竹是代表精武会参与一九一一年“国民总会”活动的。

不难发现，农竹及其精武会，对于当时上海的民众活动颇为热心。以此推论，一九一五年参与张园“国民大会”筹备会议的“农竹”，应该就是为萧汝霖“道霍公生平”的“宣城农劲荪君”。两人在一九一五年筹备张园“国民大会”的会议上结识，从而为萧汝霖撰写霍元甲与精武会两文埋下了伏笔。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读书》新刊 | 冯志阳：寻找萧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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