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现实：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 弦歌庆校庆，学术育青年②

编者按：

五月的南大校园，书香氤氲，思想绵延。昨日，我们跟随莫砺锋教授的文字，在“过去与现在”的主题下，从唐宋诗词中探寻文化根脉与当代价值的对话。今天我们聚焦当代大学生普遍关注的另一重精神命题——“虚构与现实”。

身处一个虚实交织、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在变幻莫测的生活中把握确凿的真实，却又常常被虚构的力量所触动、所塑造。文学作为虚构的产物，何以能够揭示真实？我们阅读小说、观看影视、沉浸于虚拟现实，这些“不真实”的体验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与自我建构？这些困惑，正是“虚构与现实”主题要探讨的核心。

本期推文精选自王守仁教授的《析薪集：王守仁外国文学研究论文选萃》。王守仁教授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思辨力，向我们揭示：文学从来不是现实的简单摹仿，而是一种创造性再现——它通过虚构这一“幻觉”，最终“暗指”并介入现实，成为通往真实的必经之路。

对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求索的青年学子而言，理解这种虚构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或许正是我们理性看待成长中的落差、在困惑中坚守信念的重要起点。后续“异乡与故土”“原型与意向”两期推文将继续以学术为纽带，传承南大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生机勃勃

（节选）

王守仁

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与虚拟既彼此依存又对峙交锋的时代，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平台、虚拟现实技术、移动科技不断提升人类感知外部世界和探究自我的阈限，挑战人们对真实的传统认知。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时期比当下更加渴望在千变万化、虚实难辨的人间万象和浩瀚宇宙中把握确凿可信、无可辩驳的真实。

从风靡全球的真人秀节目、凸显普通人视角的自媒体兴起，到不久前天文学家们调集遍布全球的毫米波/亚毫米波射电望远镜，通过合成照片终于解锁了宇宙黑洞的“庐山真面目”，人类一直试图挣脱柏拉图在洞穴寓言中描绘的幻象枷锁，接近真实的光明。这份对真实孜孜以求的渴望与探究同样涌动在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20世纪中叶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论述西方文学对真实进行诠释或“摹仿”的传统，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圣经文学到司汤达、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

曾几何时，后现代主义思潮风靡学界，真实作为一个形而上的“绝对”观念，首当其冲成为解构的目标。进入21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退潮，人们把目光放到后现代主义之后，要超越后现代主义，重新审视文学与真实的关系。谢尔兹2010年发表的《真实的饥饿：一份宣言书》在开篇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有史以来的每一次艺术运动都在寻找更多的将艺术家所认定的真实偷偷带入艺术品中的路径。”经历了后现代主义洗礼的当代文学呼唤着更加深刻、多变的表现方式，以回应当代社会对真实的“饥渴”。回顾检视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历史，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文学揭示真实的认知价值，在守正的基础上推进文学理论创新，不无裨益。

一

英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于1719年问世，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根据韦勒克的研究，“现实主义”这个术语用于文学批评，最早可追溯到德国剧作家、诗人席勒1798年致歌德的书信。现实主义在19世纪成为西方文学主潮，涌现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亨利·詹姆斯等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巨匠。进入20世纪，现实主义相继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冲击。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批评家发出“现实主义已死”“现实主义过时了”的声音，人们曾一度质疑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认为其表现手法单一，不足以描写战后复杂的生活现实，对现实主义前景持悲观态度。特别是索绪尔“语言学转向”后一批理论家质疑语言指涉现实的功能，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以及后现代主义解构“现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造成不小的冲击。但是，现实主义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所谓“现实主义过时论”、“现实主义之死”的预言站不住脚。

语言是现实主义作家传递其对现实感知的工具，其指涉现实的功能是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现实的诗学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战后西方思想界出现“表征危机”，语言符号不再作为一种可靠的表征手段，无法“真实”“客观”地表征客观现实。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它不能反映世界或客观现实，不接受指涉现实世界的要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关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客观存在则用括号括起，予以悬置。巴特将语言视为独立于现实的封闭系统，将文学定性为“一种言语活动”“一种符号系统”，割裂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对于真实，话语不负任何责任：最现实主义的小说，其中的所指物毫无‘现实性’可言……（现实主义文论中）所谓的‘真实’，只不过是（意指作用的）再现符码而已”。巴特认为文学仅仅属于言语活动，否认语言的现实指涉功能。米勒呼应巴特对于语言意义的论述，提出现实主义文本是进行自我指涉的，而无法突破语言的封闭系统去指涉历史现实。

当然，语言与客观现实、文学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并非真的如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可以被割裂。语言的表意功能以及其指涉现实的功能是日常生活交际的前提，也是所有文学文本借助语言这一媒介进行传情达意的基础。首先，从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来看，语言是用于社会交际的符号体系，是传递意义的工具。语言的这一基本功能使得语言可以指涉现实，与客观世界保持一致性；语言这一媒介交际的内容与读者的生活经验相关，具有可信性。其次，这种将语言以及文学视为独立于客观现实的封闭系统的看法忽略了文学的社会根源。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由社会存在决定。语言是架接文学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桥梁，如果剥夺语言作为桥梁连接之功能，那么所有书写都没有任何认知价值，文学的存在依据也就消失。此外，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虽然强调语言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沟壑，但是他也认可语言赋予事物以意义，也就是说，人们在言说某个对象的同时也在言说中建构一个意义世界，它包含言说者/叙述者的主观认识和态度。现实主义文学符合索绪尔所描述的语言建构的世界：现实主义作家在言语/书写的过程中构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又浸染言说者/作者的主观认识；也就是说，作家们在清楚认识到文学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的前提下，使用语言这一表意工具反映客观现实。因此，我们承认语言受使用者主观意识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影响语言指涉现实。

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对象是客观世界，而我们平常生活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现实主义所模仿的现实确实存在”。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小说就是回应现实”“如果书不反映真实，这本书便没有任何价值。文学从文本到文本是一个可耻的谎话连篇的过程……什么浪漫主义、虚无主义……我都不信……”现实主义文学在其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辨识度的创作特征，卢卡奇将其总结为真实性、典型性和历史性。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这一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1888年4月，恩格斯在写给作家哈克奈斯小姐的信中曾这样点评其小说《城市女孩》：“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是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应能集中体现某些根本性的特点。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现实超越了细节层面，是具有典型性的现实，典型性意味着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揭示生活的本质特征。革命导师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论述对我们观察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现实主义文学拥有“灵活、宽泛、不稳定、彻底开放”的内涵与外延。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简单的同一概念，相反，它立足于历史语境，其含义随着历史进程而变化发展。现实主义文学试图展现真实世界的微模型，在有限的叙述中展现一个足以补充历史现实世界的平行现实。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性也体现在与处在历史进程中的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是一个因语境及主体不同而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主义文学世界。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永远在挑战并超越旧时普遍的文学模式，并在超越陈规的过程中，或是改革旧有表征方式，或是创造新鲜的手法表现历史现实。早在1961年，韦勒克在《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一文中提出现实主义是一个“时期概念”，将现实主义视为历史的、阶段性的文学事件。作为“西欧本原性现实主义”的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有其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性边界，现实主义本身在20世纪继续发展、演变。现实主义与现实有关，现实主义的真实是对现实存在的认同。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复杂的社会生活既为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给作家们提供了新的表现主题。

二

现实主义如何反映现实、追求真实始终是人们关注和探究的课题。客观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描写的对象，也是创作的基础。在说明现实主义可以而且应该表现客观现实时，我们可以引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阿尔都塞在他著名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一文中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出发，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生存的真实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征”。意识形态是“想象的”，并不对应于现实，但是，他又指出：

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并非对应于现实，换言之，它们构成一种幻觉，同时我们也承认它们确实暗指现实，只要经过“阐释”，便能在想象的表征世界背后发现那个现实的世界［意识形态=幻觉（illusion）/暗指（allusion）］。

现实主义文学与意识形态具有类似的特征，两者都是想象的，并不对应于现实，但是正如阿尔都塞所言，虽然现实主义是虚构的“幻觉”，但同时也“暗指”现实，在想象的现实主义文学世界背后能够发现客观现实；反过来，客观现实一直被假定为现实主义文学世界的参照物。

阿尔都塞在文章中提出了独创的“意识形态/主体”说。他将个人视为“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的主体：意识形态从无数的个人当中征召主体，赋予意识，将其改造为属民。在阿尔都塞称之为“询唤”的过程中，个人对意识形态做出反应，辨认意识形态提供的整体图像后，获得一种认同感。作品的“真实”同样也被意识形态化：真实是认同意识形态后获得的。作品被认为是真实的，因为它符合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期望：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对世界是怎样的这种认识的期望是受意识形态制约的。因此，“真实”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因时代和作家而异。“现实主义作家不可能再现绝对客观存在的生活本来面目，每个作家竭力把握和表现的，仅是他感受到的那个相对真实的生活本来面目。”

韦勒克认为艺术不可能脱离现实，而现实主义文学更是如此，它的目标是追求真实，但是他强调这是“一种更高的现实，一种本质的现实或一种梦幻与象征的真实”。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现实主义文学再现/反映连贯自主的现实，另一方面，日常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跳板”，现实主义又基于日常的认识与经验。所谓“跳板”不仅暗示现实主义文学以日常现实为基本素材，也指出现实主义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和沟壑，需要跨越，以跃上更高的层面。

摹仿冲动和对外界现实的关注是现实主义诗学的根本，但是这种摹仿并非简单的复制，现实主义文学是作者主观意识参与的创造性再现的结果，它所追求的并非与历史现实零距离的“逼真感”，而是一种“本质的现实”，是来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的艺术现实。就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言，现实主义文学能动地反映历史进程和现实生活，其能动性包含着作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现实主义文学被视为“一个主动的过程，一种行为，一次实践”。伊格尔顿是当代文学理论界就文学本质及其与社会关系思考得最为深入的学者之一。在《文学事件》（2012）中，伊格尔顿设有专门章节讨论“虚构的本质”，他以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述行语言为模型解释了虚构的悖论性——虚构作为一种独立于现实的自律系统却又能对现实产生创造性影响。一方面，虚构有着类似述行语言（发誓、承诺、诅咒等）的自足性：正如述行语言不指涉物而是纯粹自我指涉，虚构的语言也不依赖任何独立的话语验证它的意义，因为“虚构制造了它所指涉的对象本身。它隐秘地形塑了它意图描述的东西”；另一方面，述行语言虽不描述世界却拥有强大的行动效力，即对现实施加干预、造成变革、产生结果，伊格尔顿以此类比虚构的创造性：虚构的自我指涉具有指涉现实的效果，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尤为明显——虚构语言使文学作品能够创造出可供思考的意义，比如道德上的争议问题。文学的虚构是一种以语言行动创造现实的过程。现实主义的价值正源于此——它通过揭示社会经验中被掩蔽的冲突，使虚构成为通往真实的必经之路。

当代学者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探索颠覆了传统认知，有助于我们突破固化思维的框架，启发我们去思考和发现当代现实主义研究各种新的可能。如莫里斯借鉴雅各布森的语言理论，提出了“转喻式现实主义”的理念。雅各布森分析话语的发展沿着两条语义路径进行，即选择轴上的相似性和组合轴上的相邻性，前者是隐喻方式，后者是转喻方式。传统现实主义追求真实是基于主体对于客观世界认知的相似性，因而属于隐喻式现实主义。在转喻模式下，局部通过相邻性原则与整体建立关联，雅各布森还将“举偶”纳入转喻，这意味着局部可以代表整体。转喻式现实主义跳出主体/客体分离所产生的“二元化对立”，从主体/客体融合的假设出发，文本与世界的关系遵循相邻性原则发生关联，成为其组成部分，从而消解了语言与现实的沟壑。

三

对于国外当代现实主义的研究进展，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自然十分关注，与此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丰富和发展现实主义研究，并形成中国特色。

现实主义在五四前后被引介到我国，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作家、批评家和译者最早使用的是“写实主义”，1932年，瞿秋白提出将现实主义取代写实主义。他在翻译《高尔基论文选集》后写的序言中指出：

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而他对于现实主义的了解是这样的!他——饶恕我把他来和中国的庸俗的新闻记者比较罢——决不会把现实主义解释成为“纯粹的”客观主义，他不懂得中国文，他不会从现实主义“realism”的中国译名上望文生义的了解到这是描写现实的“写实主义”。

“写实”和“现实”，一字之差，却蕴含深刻含义。现实主义中的“现”也可理解为“显现”，揭橥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瞿秋白此处谈及外国文学翻译的“中国文”使用，也涉及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外国文学”顾名思义，“外”字当头，有别于中国文学，指外在于中国的世界各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是在中国语境下研究世界各国文学，隐含了中国主体立场。目前大部分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是以中文为载体，这个知识体系是为中国读者服务，“为了繁荣、发展和强健中国文学这个母体”。就现实主义而言，中国学者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积累起丰富的学术成果。

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两个知识体系因其各自的学术传统、互文指涉、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不同而存在差异，两者虽然自成一体，但不应该自我封闭、相互排斥，而是要展开对话，互为支撑，“使中英文和中外知识同步双向循环”。语言作为知识载体，必须在多维度对接契合，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文学的产生、流通和接受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形成文学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文学性”。叶兆言曾说：“一个中国作家，他要是说自己不看外国小说，没有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那一定是在骗人。”但受影响并不等同于一味模仿重复。2012年，莫言因其作品“将幻觉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融合在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新闻稿将hallucinatory realism说成“魔幻现实主义”，这是明显的误译。早在1980年代，莫言就自觉地与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保持距离：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无疑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是冰块。因此，我对自己说，逃离这两个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

……

我想，我如果不能去创造一个、开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我就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如果无法深入进我的只能供我生长的土壤，我的根就无法发达、蓬松。

莫言发现靠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太近，就没有了自己。他逃离这两座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成功地创造一个、开辟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地区，“幻觉现实主义”具有他自己的特色，而这归功于他深入扎根供他生长的土壤。同样，阎连科也一直在积极探索现实主义，既有理论的思考，也有文学创作实践来支撑。他在21世纪提出了“神实主义”的理念，其小说《炸裂志》和《风雅颂》成为神实主义代表作。阎连科对神实主义进行界定，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阎连科常用的一个比喻——“神的桥梁、实的彼岸”——体现出当代现实主义的一个发展路径，不仅仅是形式上（桥梁）的变革，相应地也有在内容上对现实（彼岸）的不懈追索。

以莫言、阎连科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上都取得突出成绩，是扎根中国大地、汲取中国历史传统、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他们对世界现实主义做出贡献，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既提出了新的命题和任务，也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即我们不能脱离中国文学的丰富实践研究外国文学，而是要从中汲取滋养，并用外（英）文阐发中国作家文学创作，将学术成果放在国际平台上传播和交流，通过议题设置、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在全球学术空间进行现实主义理论话语创新。新时代要求我们处理好以中文作为载体的知识体系和以外（英）文作为载体的知识体系的关系，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使我们的现实主义研究因扎根中国而富有原创性，因独立思考而具有思想性，因融通中外而富有活力和生机。

文学是虚构的，但正是通过虚构可以揭示真实，而现实主义最能体现文学的这个特点。现实主义文学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同时，它的反映现实不是对现实做机械的翻版，而是兼顾艺术的审美与对“知识或真理”的认知，并且在反映生活现实的过程中介入历史进程。现实主义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伍德在《小说机杼》结尾时指出现实主义具有“生活性”:“页面上的生活，被最高的艺术带往不同可能的生活”，真正的作家必须抱有这样的信念，“小说迄今仍然远远不能把握住生活的全部范畴”。蒋承勇在强调重视“19世纪现实主义这份厚重的文学资源”时确定的第一个“有待深入研究与发掘”的问题便是现实主义的“真实观念”。如此看来，无论是当代作家也好，文学研究者也罢，我们依然还在追寻和探索现实主义的漫漫征途上。现实主义文学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将不断拓展疆域，开辟广阔天地，推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而现实主义文学研究本身也将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不断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

本文节选自《析薪集：王守仁外国文学研究论文选萃》，有删改

编辑 | 金少帅

图片 | 戚宛珺 来自网络

原标题：《虚构与现实：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 弦歌庆校庆，学术育青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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