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楼、雕像与骑警：当代英国的政治文化象征

威斯敏斯特的秩序与记忆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威斯敏斯特广场，会发现这片方寸之地，堪称全球政治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广场南部矗立的大本钟，凭借百余年的悠扬钟声成为全球公认的英国符号。自1859年正式启用以来，这座钟楼恪守时序，每十五分钟准时鸣响，钟声沉稳厚重、从容有度，恰似恪守传统的英伦绅士，静默诉说着岁月秩序。百余年间，除常规修缮与偶然故障外，钟声几乎从未停歇，即便是二战伦敦大轰炸的战火硝烟中，这份时序的坚守也未曾彻底中断。

图  大本钟 

而这种稳定、连续的报时本身，便构成一种含蓄、深刻的政治隐喻，即时间从不中断，秩序从不崩塌。而这种政治隐喻无疑被许多国际媒体所使用与推广，从而逐渐成为人们的文化共识与思维惯习。例如，2017至2022年，大本钟因长达五年的修缮工程而长期静默（仅在重要纪念日短暂敲响）。恰在那几年，英国接连经历了脱欧僵局、新冠疫情与首相更迭的极度混乱。于是有了那句著名的调侃：“钟不响了，秩序也乱了。”在此期间，英国《卫报》亦曾发表评论，标题直截了当：“大本钟即将沉默，这是我们拯救议会的最后警告。”（Big Ben is falling silent. It’s our final warning to save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文中更写道：“如果建筑崩塌，随之而去的还有我们身份的一部分。”（If the buildings crumble, with them goes part of ourentity.）在这里，钟声的物理存在与政治秩序的象征意义、建筑的物质载体与民族的集体身份，被紧紧地编织在了一起。

大本钟的脚下是英国议会大厦，正式名称叫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这座世人熟知的英国议会大厦，是英国政治文明的核心载体。整座建筑沿泰晤士河蜿蜒铺展，精致凌厉的哥特式尖顶层层错落，繁复精巧的石雕镌刻着百年时光，恢弘的石质楼宇宛若一幅立体的巨型石头织锦，将英伦古典美学与政治庄重感融为一体。

这座建筑的更迭史，便是英国政体的演变史。九百多年前，它是英格兰君主专属的皇家宫殿，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五百多年前，英国议会正式在此落地扎根，逐步取代王权主导国家发展。时至今日，这里依旧执掌着英国的国家命脉，下议院与上议院分居建筑两端，分别承载着民间民意诉求与贵族传统制衡的期许，中间以庄严的皇家画廊相隔。短短一条走廊，割裂又串联起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维度，一步之遥，便是英国现代民主与传统秩序的碰撞交融，浓缩了数百年君主立宪制的演进轨迹。

图 英国议会圣斯蒂芬森入口（下议院主要入口） 

与威斯敏斯特宫隔街相望的，是历史底蕴更为厚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相较于承载世俗政治的议会大厦，这座教堂沉淀的是英国的精神文脉与文明记忆，年岁更为悠远，地位亦无可替代。千余年来，这里是英国王室的专属圣地，历代君王的加冕盛典、王室大婚、国葬大典皆在此举行，见证着王朝更迭、皇权传承，镌刻着英国王室千年的礼仪秩序与历史变迁。除却王室荣光，这里更是英国文明的不朽丰碑，无数推动时代进程的先贤伟人长眠于此。牛顿、达尔文、狄更斯、乔叟等科学巨擘、文学宗师皆归葬于此，他们的墓碑与碑铭静静镶嵌在教堂地面，岁岁年年被往来游人踏过。脚下触摸的从来不是冰冷青石，而是绵延七个世纪的思想脉络、科学积淀与人文风骨。

图 威斯敏斯特教堂 

而在议会大厦、大本钟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三者交汇之处，就是议会广场。它不大，正对着国会街的入口，每天有无数伦敦的红色巴士从旁边驶过。但就是这块算不上宽敞的空地，容纳了十二尊铜像。十二个人站在那里，跨越了三个多世纪，来自不同的大陆，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七位是英国首相，其余五位来自世界——林肯、史末资、甘地、曼德拉，以及唯一的女性雕像、英国妇女参政运动领袖米利森特·福西特。十二尊铜像如同一个沉默的方阵，注视着广场上永不停歇的抗议和游行。那些抗议者来自世界各地，举着各种语言的标语牌，而广场上的铜像，恰恰也来自世界各地。

图  福西特雕像 

意外的雕像

然而，漫步威斯敏斯特广场，最让人心生困惑与深思的，正是这组看似违和的雕像群。

一个阴沉的午后，大本钟的整点钟声缓缓掠过泰晤士河，我沿着广场草坪缓步前行，逐一端详这些镌刻着历史的铜像。温斯顿·丘吉尔无疑立于广场最核心、最醒目的位置，大衣裹身、手杖拄地，神情坚毅肃穆，自带一代政治家的锋芒与风骨。身旁依次排布着劳合·乔治、帕默斯顿、迪斯雷利、皮尔等历任英国首相，皆是书写英国近代政治史的核心人物。

图  丘吉尔雕像 

而在一众英国本土政治伟人之间，一尊瘦小安详的铜像格外突兀——那是甘地。他披肩裹身、赤足而立，身形比周边雕像略显低矮。伫立雕像前，难免心生恍惚：这位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这位曾带领民众挣脱英国殖民统治、数次与英国当局对抗的“昔日对手”，竟堂堂正正伫立在英国议会门前的核心广场。

图  甘地雕像 

如果放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华盛顿的国会山前会立一个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但不会立一个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铜像（在《独立宣言》里被称为实行“暴政”的暴君）。巴黎的国民议会前会立玛丽安娜，但不会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莫斯科的红场上矗立着朱可夫，而不是希特勒或拿破仑。

这几乎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本能。从民族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来看，公共广场作为一种象征性空间，承担着国家叙事的具身化功能，本质是一种“记忆之场”（lieu de mémoire）。它既是集体记忆的铭刻场所，也是民族认同的仪式舞台，更是一套持续生产“我者”与“他者”边界的符号装置。在此意义上，民族英雄具象化、集体记忆空间化、他者边界符号化，正是民族国家通过公共广场这种空间政治实现身份认同的日常操演与合法性再生产的基本路径。

但在英国，这个界限变得模糊了。丘吉尔是“我们”，甘地怎么也算“我们”？

显然，丘吉尔是守护家国的“本国英雄”，而甘地则是对抗英国殖民体系的“他者先驱”，二者却能同场伫立、平等被铭记。这个意外感，恰恰是理解英国政治文化的一把钥匙。我认为，这不只是“宽容大度”四个字能解释的。英国人没那么浪漫，也没那么无私。这里面有一整套政治哲学的逻辑。

回望历史，1931年，甘地访问伦敦，参加关于印度未来的圆桌会议。他没有西装革履，只裹着一条披肩，赤脚走进白金汉宫，与英王乔治五世共进午餐。而这种穿着，显然是刻意为之，目的就是对抗英国的正装礼仪与殖民优越感。而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丘吉尔显然对此厌恶至极，1931年他公开说，看到甘地“半裸着走上总督府台阶，令人恶心”。然而，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却让英帝国在二战结束后彻底失去了印度这颗“皇冠上的明珠”。显然，在当时的英国，甘地被视为殖民统治的劲敌。

可是，一个世纪后，在2015年3月14日，甘地的铜像在议会广场揭幕。揭幕仪式上，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说：“甘地是世界政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这座雕像是对他的崇高致敬。”雕塑家菲利普·杰克逊根据甘地1931年访问伦敦时拍摄的照片创作了这尊铜像，特意把高度控制在九英尺以下，比周边的丘吉尔、林肯都矮一些。甘地像纪念信托基金解释说，这不是什么技术原因，而是为了体现甘地一生主张的谦逊、简朴与非暴力精神。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英国将甘地、甚至曼德拉的铜像矗立在议会广场，本身就是一场无声却坦诚的历史表态：它公开承认，昔日的大英帝国曾站在历史的错误一侧，推行殖民扩张与种族压迫；而甘地与曼德拉毕生反抗殖民统治、破除种族壁垒，站在了正义与文明的一边。这份深刻的自我复盘，也是当代西方“政治正确”与“觉醒文化”的极致体现。然而，也许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是，英国并没有“进步”到以“殖民主义立场”为由推翻丘吉尔的塑像，反而将其安放得最高、最醒目，让其成为广场的核心坐标。

由此，我们也可以管窥英国独特的历史观与政治文化，而这恰恰也是某种“英国性”的鲜明体现。正如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从不是可供随意推翻、非黑即白的审判场，而是一代代人沉淀下来的集体智慧与跨代契约，文明的进步不靠激进推倒重来，而靠在传承中纠错、在延续中迭代。而英国人正是秉持这种伯克式的历史理性，不割裂历史、不摒弃过往，完整保留时代的全部复杂面貌，让不同立场、不同价值的历史人物同场并列，交由世人自己审视、思辨与评判。

具体而言，以议会广场所象征的英国主流观点看来，丘吉尔无疑是守护家国、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这份功绩不会因他落后的殖民观念被全盘否定。而甘地则是冲破枷锁的精神先驱，这份道义光芒也不会因其对抗大英帝国而被消解。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并行共存、互不否定，恰恰呈现了历史最真实的暧昧与纠葛。

而这也正是这段历史、这片广场最可贵的价值。真正的文明从不惧怕矛盾，从不回避过往的偏见与过错。它不追求绝对完美的历史叙事，而是包容时代的局限与纠葛，在尊重传统、留存过往的基础上接纳新的正义与价值。英国人以伯克式的克制与审慎，坦然接纳历史的复杂性，任由时间沉淀是非、淬炼真相，而议会广场上林立的铜像，便是跨越百年、见证文明自我修正与迭代的无声证人。

骑警、卫兵与活的传统

从议会广场往白厅大道（Whitehall）走，你会看到另一种活的传统——骑警。伦敦的骑警是世界各地游客最喜欢拍的画面之一。不同于普通步警的日常执勤，伦敦骑警拥有专属的建制与历史传统，警员经过严苛的马术、礼仪与警务双重训练，搭配通体规整的深色礼服、高筒锃亮头盔与皮质仪仗腰带，坐骑更是经过世代选育、体态挺拔的大型安达卢西亚马与英国夏尔马，马匹常年精心养护、步态沉稳，整套风貌庄重肃穆，自带国家公共仪式的质感。马蹄叩击路面的清脆节律，是伦敦政治核心区独有的经典声响，成为外界对英国国家形象的标志性记忆之一。在人流密集的威斯敏斯特、白厅等核心政务区域，骑警站位更高、视野更广，既能高效疏导密集人流、实时监控公共区域，应对游行集会、重大庆典、国事访问等大型公共场景，也能凭借庄重的风貌起到维稳、震慑风险、彰显公共秩序的作用。

图  英国骑警 

但英国人保留骑警的真正理由，恐怕不仅仅是这些实用考量。作为世界上最早诞生骑警制度的国家，自1758年伦敦骑警创立以来，时代早已迭代变迁。如今无人机巡逻、智能监控、大数据研判早已成为主流警务模式，骑警训练成本更高、日常养护更繁琐、执法效率看似不及现代科技手段，却始终被完整保留。

究其原因，骑警早已超越单纯的治安工具属性，成为英国历史连续性的具象符号。正如伯克所言，国家的存续应当遵从传承的本性，而非片面追求极致的功利与思辨。保留骑警，无关效率最优，而是守护英国的民族底色与历史记忆，是这个国家“守住传统、延续根脉”的直观体现。是的，骑警的成本比步警高，训练比步警难，马匹的养护也麻烦，但它是英国之所以为英国的一部分。

不中断的时间与历史：英国政治文化的教谕

回望威斯敏斯特广场的钟楼、雕像与街头骑警，这些散落的政治象征，共同拼凑出英国独有的政治文化内核。不同于法国等国革命激进的破旧立新色彩，英国数百年的发展智慧，是典型的“渐进式革新”。无疑，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是英国，最早建立现代议会民主的也是英国，最早发明现代警察制度的还是英国。然而，这些成就没有一项是靠砸烂旧世界换来的，每一项都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在凡事追求速成，相信人定胜天，新胜于旧的现代社会，这套渐进主义的发展逻辑，显得尤为珍贵。在现当代著名保守主义大师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看来，“历史的秩序就是秩序的历史”，历史并非散乱事件的堆砌，更不是断裂之后任人随意拼接的碎片。英国的每一项政治制度、每一种文化价值，都是过往时代秩序经层层积淀的产物，是人的理性与经验在漫长时光中反复切磋的结果。

也正因如此，沃格林将现代性的主要病灶诊断为诺斯替主义（一译灵知主义）的僭妄。这里的诺斯替主义，既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异端教派，但在现代意义上更是借指一种在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后，那种执意相信人的理性足以媲美上帝，要将末世完美状态“内在化”于人间，从而彻底铲除现存秩序、再造全新世界的激进意识形态冲动。在当代世界，很多人误以为“保守”就是反对一切变化，“进步”就是推翻一切旧东西。尤其是对于许多进步主义者而言，他们相信人类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从零开始设计出一套完美的社会秩序。

而在沃格林的秩序哲学视野下，这是一种彻底的无根状态：人们斩断了与过往秩序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结，却以为自己正站在全新的起点上。秩序的真正功能，乃是创造一个庇护所，人在里面可赋予其生命一个有意义的模样。而一个民族国家若丧失了对历史的秩序感，便只剩下漂浮在虚无之上的空洞方案。从现实经验来看，它越是激进地想要推倒一切重来，就会在现实中遭到越来越多的碰壁，反倒离真正的秩序越远。我想，保守而不僵化，创新而不激进，尊重传统但不迷信传统，拥抱变革但不拥抱断裂，既是英国得以长期稳定繁荣的原因，也是英国政治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政治教谕。

（作者：魏博伟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转载或引用请标明作者信息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