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天生喜欢‘外放’”：被噪音掩盖的听力受损

“外放”是一个困扰多数人的现象，只要出门无论在哪里都会遇到难以忍受的“噪音”。它可能来自邻座的抖音、商家的音响以及居民的广场舞。在互联网上有着不少对“外放”的批判声音，甚至将其与底层劳动者挂钩并视为一种不良行为。

但一种行为的产生和扩大是有其原因的，没有人天生喜欢大声说话，也更没有人天然地喜欢吵闹。只是有些人会粗浅地将其解释为——那些人没能分清楚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也不在乎（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类行为会影响别人——并随即将这类行为归结为缺乏素质。

电影《发条橙》中，主角艾力克斯极其喜爱贝多芬。

一些学者将手机及其他设备在公众场合的声音“外放”解释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伴生物，原本习惯大声说话的人在进入城市生活后保留了自己在村落中的交流习惯。也因此认为，“外放”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阵痛，随着新一代现代城市人的成长，这一行为将逐渐消失。

我并不反对甚至部分赞同这种看法，但这并不是“外放”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解释甚至构成某种遮蔽，掩盖了“外放”出现的另一个社会背景，即工业化过程中广泛存在又难以被人注意的职业病——噪声性耳聋。《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接触噪声劳动者听力损失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的数据显示：“噪声作业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个案303.45万人，听力障碍检出人数为81.57万人，检出率为26.88%。”

在用工条件经历改善后的2020年，从事接触噪声操作职业的劳动者中，有四分之一存在听力障碍。事实上，这一数据可能低估了听力障碍人数，因为职业健康检查合格是劳动者入职的前提，部分工人会为入职而选择体检造假。由于造假比例和规模也相对难以统计，因此工作者中听力障碍的群体比例可能要更高一些。在1990年代与21世纪初，工厂的防护措施和工人的安全意识都远不如2020年代，所以在年长的工人中可能存在更高比例的听力障碍群体。对于这一群体而言，“外放”似乎是一个相对低成本的选择。

尽管我长时间接触工人群体，并且遇到过不少习惯“外放”和大声说话的工人，但我很晚才意识到这些行为是由于噪声性耳聋所致。起初，我认为由于工作环境特殊（厂房机械的噪声多），工人们不论是接打电话还是看视频都需要极高的声量才能听清，以至于他们习惯在任何时候都“外放”声音和大声讲话。但我却没有想过，这些行为背后是他们的听力出了问题。

直到2024年，我在与一位年轻的工人交谈时，意外得知他的听力受损。他表示：“干船厂的基本都有这个毛病，噪声性耳聋是常见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我开始意识到“外放”可能不仅仅是工作环境、缺乏素质或意识所导致的行为，而仅仅是因为自身听力下降。

他的父母也存在类似问题。在他小时候，家里说话基本靠吼。上学的时候，他经常因为父母的手机或其他设备的声音“外放”行为而感到羞耻或丢人。所以和父母一起出行时，他都想把自己藏起来。他回忆说：“（当时我觉得）很丢人的，那会感觉自己的父母根本没有公德心，素质也不好。我那会儿常和他们说把声音调低点，会影响到别人。”接着他苦笑一声：“他们当然不听，和我说‘不大声点根本听不清’。当时我根本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外放”，只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很丢脸。”那时候他试图劝说父母戴耳机，或降低音量。他父亲告诉他：“声音小了听不清。戴着耳机很不舒服。”他当然不理解他的父亲，只认为这是老一辈人的不良习惯。

然而，当他进入船厂后，他也逐渐开始习惯大声说话，进而逐渐养成“外放”行为。他说起那时候的工作经历：“一到了夏天（船厂）里面又闷又热，耳塞是那种塑料的，根本戴不住。在里面噪声特别大，说话都靠喊。所以我现在说话特别大声，而且出去都喜欢大声“外放”，不然听不清。”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们做了几个小测试，即逐渐降低手机外放音量，直到他听不清为止。在我将声音降低至最大音量的百分之六十时，他表示已经有些听不清，而在安静的环境中这个音量属于偏大，甚至有些吵闹。他也表示自己在体检中就发现听力出了问题，还检查出了高血压，他说：“听哪个耳朵边上有声音我都听不清，现在体检都过不了想进厂只能造假了。”但想要一份合格的体检并不困难，找人代检或让护士直接填合格就好。他的老乡就是靠着体检造假入职的，已经好些年了。

有些工人不懂，第一次遇到体检报告不合格会恐慌，但他们担心的并不是身体，而是还能不能获得这份工作。而在沟通过程中，他们往往会被工头或第三方暗示：“没事，弄一份合格的体检报告就行。”只要报告合格，而不是人没问题就行。如此一来，即使工人身体出了问题，他们也有理由推脱：“我们是不知情的，工人为了入职骗了我们。”

工厂一般只要求工人交上一份体检合格的报告。也有的工厂乐于接收已经出现类似问题的工人，因为这些工人会在日后的职业病鉴定和劳动仲裁中落入下风，部分公司甚至会让工人签一份声明，其中写明工人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公司酌情考虑雇佣……以及“健康承诺书”，不是承诺工人的健康，而是要工人承诺“因自身身体因素造成的事故，后果自负……”。

这使得劳动者处于必然的劣势，我曾问过一些工人是否试图进行过职业病鉴定，他们说：“厂子很精明，他们会暗示工人找人代检或作弊。这样出了事，或者有了职业病也好推卸责任。”根据《工人日报》报道：“2022年，浙江省报告确诊新发职业病病例541例，其中职业性噪声聋位列第二位。”正如这一数据显示，工人想要认定职业病并不容易，甚至存在一定困难。

这位年轻的工人最终也与他的父母和解了，他说：“我现在完全戴不了耳机，也特别习惯‘外放’；现在主要是习惯说话特别大声，不然总觉得别人听不清……”在问到以后的就业打算时，他也并没有离开船厂的打算。是什么让他冒着听力受损的风险也要进船厂打工呢？因为“爱”吗？当然不是。船厂可以提供一份每天8小时240元的工资，而其他工作则大多需要工作12小时左右，收入还未必有船厂高。除却工资因素，船厂的管理也不像许多电子厂那般严苛，且工作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所以尽管不少工人都已经出现听力方面的毛病，但为了工作他们依旧选择暴露在高分贝的噪声之中。听力下降，对于这些工人无非就是说话声音大一点，手机音量高一点而已，算不得什么大事。对于他们而言收入才是大事，自身的健康要退居次位了。

在学界研究中，一份研究统计了运输、采矿、制造业（一共7万1千多名工人）的职业性NIHL（噪声引起的听力损失）数据，研究显示这些工人的平均患病率为21.3%，即在五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工人的听力出现问题。

《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接触噪声劳动者听力损失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中：“共收集噪声作业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个案303.45万人，听力障碍检出人数为81.57万人，检出率为26.88%，高频听力损失检出人数为26.55万人，检出率为8.75%。”其中特别是：“小微型企业听力障碍和高频听损检出率分别为37.56%和12.36%，均高于大型和中型企业。”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劳动者听力受损的比例并不低，甚至可以称作很高，而小微企业的工人听力损失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电影《奇迹·笨小孩》中的汪春梅（齐溪饰）因在有噪音的工厂打工，缺少防护设备，导致听力严重受损。

在我回忆过去的调研时，也印证了这一数据。不论是做问卷还是访谈，都存在不少听力存在问题的中年工人。正常的音量对于他们相对偏低，甚至有些听不清，我必须提高声音来和他们沟通。之前我以为这只是一种说话习惯，听不清是习惯导致的。但如今回想起来，这些调研对象多半有常年外出务工的经历，基本都干过接触噪声的工作。在一些零工市场，我也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外放”，不论是抖音还是微信语音，他们的说话声音也很大，类似于喊。我曾经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他们在工作与生活时，时常需要远距离交流而保留下来的习惯；或将之归咎为一些工人需要引起他人注意。

事实上，这应该是一种听力受损的表现，但它不像视力、乃至别的身体问题那样明显可感。旁人不会意识到这是某种身体问题，甚至他们自身都是无意识的。声音大一点，听不清就再大一点。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更不认为这是一种职业病，只是自己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外放的音量越来越高而已。这种改变甚至是以年为单位的，缓慢到个人难以察觉自己的变化。

但社会大众对这种身体问题也是无意识的，如果不和一个人深入交流，就很难感知他是否存在听力受损；相反，大声的“外放”和高声交谈却是直接影响周边人的切实体验。所以，很少有人想到他们“病了”，更多的人认为对方“素质差”、“遇到了算自己倒霉”。 “外放”问题的阶层性确实存在，但其成因却与大众的想法有些迥然。

除却大众的不重视，部分研究者也对这一状况有所忽视，在《中国听力健康报告（2021）》中，职业性听力受损甚至没有成为一个单独导致听力残疾的原因，该报告将老年性耳聋和中耳炎列为听力残疾的主要原因：“老年性耳聋占据了我国听力残疾致残原因的首位（51.61%），其次为原因不明（13.61%）、中耳炎（11.80%）、全身性疾病（4.83%）。”

电影《贝利叶一家》剧照

职业性听力受损的群体规模就更不在统计范围中了。学界缺少对于“外放”与职业性听力受损之间关系的对应研究，所以也没有对应的统计学数据来显示二者的关系。尽管在一些调研中，我确实发现很多有着噪声暴露职业经历的工人都习惯“外放”，但这种经验性的个案例证缺乏统计学上的论证。

结合我的个人经验，工人也存在对于听力问题不够重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我去过的几个五金厂、纺织厂，里面没有一个工人有戴耳塞的习惯，在调研时也没有一个工人戴着耳塞。当被问及为什么不戴耳塞，他们多数回答：“习惯了”或“戴着耳朵疼”，这种导致耳朵疼的耳塞一般是塑料的，隔音效果也相对有限，胜在价格低廉。如果想要效果良好的隔音耳塞，一般需要工人自费购买。

而有些小厂，一般不会发放对应的劳保物资。但这也很难归类为老板心黑，因为有些老板也会在厂区与工人做类似的工作。甚至他们自身也没有戴耳塞的习惯，也和工人一样喜欢大声说话和“外放”，在这种无视自身健康的条件下又该如何要求他们保护工人呢？

如果说，“外放”是结果，听力受损就是一个被忽视的原因，缺乏保护的劳动环境则是产生听力受损的一个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外放”并非单纯的道德问题，也不是由于分不清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而出现的行为。实际上“外放”可以被视作是一个社会问题。假如社会并不关心他们的劳动环境，也并不关心他们的听力问题，那么又怎么可能反过来要求他们关心其他人的感受呢？

与声音的阶层性类似的是气味，在韩国电影《寄生虫》中，导演精确地把握了首尔各阶层的人身上的味道不同，电影中朴社长的儿子问为什么仆人、司机和老师身上都有同一种味道。朴社长也说金基泽身上有一种“放久了坏掉的萝卜味”。尽管这些人都洗衣服甚至爱干净，但洗衣粉可以洗干净衣服，却洗不掉阶层的差异。居住环境和工作条件注定了这些人身上必然充满了“气味”，这种地下室给衣服带来的潮味，是迥异于上层社会生活习惯带来的。这种味道是生活在地下室的一家人无法意识到的，他们也并不觉得自己身上有气味。可对于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朴社长一家人而言，这种气味是鲜明而又刺鼻的。

“外放”也是如此，这些劳动者的经历和处境使得他们习惯“外放”。从这一点来看，“外放”是结果，而非原因。而“外放”所打扰到的群体，正是习惯安静，工作中也极少噪音的白领工作者。也就是说，某些工厂为节约用工成本而忽视的听力保护的后果，以社会成本的形式被显露出来。人们常常抱怨这些“外放”的人：“为什么不戴耳机，为什么不在意他人的感受。”可是，也正是社会环境制造了听力受损的他们。因此，“外放”自然也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忍受“外放”只是社会整体为忽视他们的听力问题所付出的最小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