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陈平原：未完成的“家族史”

2026-05-29 15:2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听全文

“历史的洪流里，未尽其才才是常态”｜十三邀x陈平原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1969年，初中毕业后他下乡插队，此后边务农边读书。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陈平原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成为高考恢复后国内首批文学博士。

在最新一期《十三邀》中，陈平原教授回到故乡潮州。与许知远漫步于百年祖屋、山间小路，漫谈亲情、乡土与治学思考，一同探寻着历史与学人的心境。

十三邀x陈平原

谈及研究脉络从小说叙事延伸至武侠文化、大学议题，陈平原坦言：履历与著作目录看似平铺罗列，实则走过不同阶段，“每走一段路，旁边的山川景色都会映照下来”。面对 “一路走来始终不变的是什么” 的提问，答案或许藏在他多年的治学之中。

十三邀请 x 陈平原

作为历经时代风雨的人文学者，陈教授始终坚守着专业精神与人间情怀。两年前，他的视频课程《千古文人侠客梦》在b站上线，为我们呈现了那个奇情异想的武侠黄金时代，并探讨了“侠之大者”的独特精神内涵。

文学课，也是一堂醍醐灌顶的中国文化心理课。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陈平原教授的文章《未完成的“家族史”》。陈教授从父亲讲述的家庭故事展开，通过对家族中几代人闯南洋、求学、回归等人生轨迹的追述，展现了风云变幻中一个普通家族的命运流转与文化转向。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历史’似乎不及‘心境’更值得重视。”

未完成的“家族史”

陈平原｜文

本文选自《故乡潮州》，商务印书馆

1977年12月，离开山村前夕全家合影

庚午春节回家，与父亲谈起“家族史”。父亲很不高兴，以为不外是求神问卜、光宗耀祖之类的“封建思想”。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父亲极端反感“家族观念”，从来不谈此类话题。那天，灵机一动，从族谱的史学价值，美国黑人的文化寻根，一直说到拉美的《百年孤独》，竟引起父亲的极大兴趣，破例“从头说起”。很可惜，回京路上，在广州火车站遭劫，父亲的书画，连带此“家族史”初稿，全都荡然无存。

1991年1月，我赴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研究，顺路回家探亲，请父亲再谈一次“家族史”。这一回，可就没那么幸运了。父亲身体不好，兴致也不高，记录稿不到两页。此稿虽短，却弥足珍贵：四个月后，父亲遽而去世，“家族史”几成绝响。

父亲在潮州家中阳台（1990年1月29日）

父亲口述历史时，全凭记忆。理由是，我家世代僻居山野，无档案可供查阅。即便如此，父亲叙述时留下的不少缝隙，自以为颇有增补的余地。之所以撑开骨架，不外希望日后能生筋长肉。

以下的记录，保留父亲说话的口吻，并略加阐释。

咱们家世代居住在潮州城东二十里的寨内乡，现在叫阳山。你问祖上是从哪里迁来的，我也说不清。村里有祠堂，解放后改为学校。至于族谱，我没见过，也不感兴趣。

我的曾祖父，也就是你们的曾曾祖父，人称陈阿快，正名不详。每日在村前的金山溪摆渡，自然不是“世代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现在大家喜欢吹牛，总说自己祖上如何显赫，咱们不能瞎编。图一时痛快，数典忘祖，那不好。咱们家真正读书，当从祖父算起，到现在不过三代。底子薄，能有你们现在的样子，已经不错了。人不能不知足。

至于远祖是大英雄、大文豪，还是无耻小人，我不知道，也没兴趣追究。是好是坏，对我、对你们都毫无影响。

对于读书人来说，提起潮州，首先联想到的，必定是韩愈。那位“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韩文公，确实使潮州名扬天下。远在天边的蛮荒之地，直到大文豪韩愈“光临寒舍”，方才“蓬荜生辉”——这种流传千载的叙事，其可靠程度大可怀疑。记得韩文公祠里有这么一副楹联：“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这里的“瀛洲”，并非传说中的仙山，“烟涛微茫信难求”，而是潮州之古称。以下这段溯源，录自《潮州三阳志·州县总叙》：

南粤未灭，已有揭阳之名矣。武帝获建德，复南海郡，乃以揭阳为属县。王莽时，更为南海亭。世祖中兴，名既复旧，不曰县，时曰城。晋成帝时，分南海之东官郡。安帝义熙五年分东官，立义安郡，郡之名盖始于此。宋、齐因之。梁曰东扬州，后改为瀛洲。陈废州。隋平陈置潮州。炀帝大业三年，罢州复为义安郡。唐武德间，改郡为州，复为潮州。天宝元年为潮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州。凡五易，然后州名一定。

韩愈出刺潮州，在唐元和十四年，即公元819年，距“州名一定”的乾元元年（758），已有半个世纪以上。至于韩愈置乡校时延聘为师的潮人赵德，乃大历十三年（778）进士，不像是有待点化的蛮荒之民。在我看来，后人之谈论韩愈八月潮州行，多言过其实。相对于众多谒韩祠、题韩木的诗文，我更喜欢宋人杨万里充满谐趣的《宿潮州海阳馆独夜不寐》：

腊前蚊子已能歌，挥去还来奈尔何？

一只搅人终夕睡，此声元自不须多。

时至今日，潮州的蚊子，仍以“英勇善战”著称。

家乡的陈氏宗祠，建于何时，成于何人，失考。当年回乡务农，破四旧风潮早已过去，“大祠堂”只存在于老人之口，年轻一点的，都称它“学校”。可见其功能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就在这所过去的祠堂、现在的学校里，我前后工作了六年——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班，全都“领教”过。直到现在，闭上眼睛，都还能说出这七间教室、六间教员卧室，加上厨房、厕所的一窗一户、一砖一瓦。当年之所以“以校为家”，就因为这是村里最宽敞、最安静、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据说，前些年村里新盖了学校，祠堂又恢复了原先的功能。

陈氏家庙

家乡背靠山，面临水，金山溪离村口不到半里地。此溪原先通韩江，可行船，到我回乡时，已被截断。我们村前的这一段，溪面约百米，水颇深，依旧渡船来往。学大寨时，硬是在上游建了一条坝，目的是走拖拉机。这么一来，金山溪彻底毁了：溪不像溪，塘不像塘，天长日久，必成一潭死水。听老人说，水底有几座很大的石屋，乃古时地陷沉下去的。水下的世界很精彩，据说颇多宝物，但进得去，出不来。我因水性不好，从不敢有“夺宝奇遇”之类的幻想。

曾祖父名喜江，家贫，走南洋，投靠家乡人麒麟王，在其家专司烧茶。后来，在海边“割薄壳”（采获一种贝类）。有一次，中了马标，马上回家娶亲。

到达金山溪渡口时，月色朦胧，渡船已经停在对岸，准备收工。曾祖父于是大声喊叫。艄公问：“是何人？”答曰：“是你父亲。”这是乡间互相嘲骂时讨便宜的俚语。于是双方斗起嘴来，争论到底谁是父亲谁是儿子。渡船终于靠岸了，方才知道真的是父子相遇。

至此，父亲开始变换叙事角度，从晚辈的立场述说。在我们家乡，与子女说话时，父母总是以子女的称呼为称呼。比如，将自己的妻子说成“母亲”，而不是“你们的母亲”；将自己的母亲说成“祖母”，而不是“你们的祖母”。不知是体现父母与子女“感同身受”呢，还是为了建立虚幻的“平等对话”。后来，走南闯北，发现这并非潮州特有的习俗。天下父母，何以都如此“自贬身价”，至今尚未找到满意的答案。

“父子相遇”的场面，实在太戏剧化了。不愧为家族史讲述中最为精彩的“保留节目”。每回说到这里，主客全都拊掌，大笑不止。正因为太精彩了，我曾经就此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父亲毫不在意，说可以问问父老乡亲。不太熟悉《世说新语》的老人们，证实此乃家乡流传甚广的笑话。

真没想到，曾祖父还是“茶博士”起家。小时候，对父亲的“嗜茶”，大惑不解。长大了，方才相信这些“像中药一般的苦水”，确有其独特魅力。茶龄不浅，功夫欠佳，缺的是那种悠闲的心境，难得真的“在刹那中品尝永恒”。一旦明白此乃“家族遗传”，自是对前景充满信心。

靠“中彩票”发大财，这我可从来没想过。在国内，从未买过“有奖证券”，不相信这能让我走上发家致富之路。偶尔出游，也曾入乡随俗，尝试过各种赌博性质的游戏——包括在香港买马票。那次在美国大西洋城玩老虎机，妻子见我如此投入，竟恭维我具备“赌徒”的基本素质。很可惜，每回都是“乘兴而去，钱尽而归”。

曾伯父名喜发，也闯南洋。因吸鸦片，很早就死了。其女玩真，出嫁澄海隆都，偶有来往。其子绍真（作锐），小时托在咱们家吃饭，念完五年级后回城里外婆家。后来卖了新兵，从此失去联系。

1950年代初，政府派人来调查，说他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师长，被捕后在内蒙古劳动改造。此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那年头，谁都自顾不暇，怕连累，不敢再打听。

听祖母说过，曾伯父的闯南洋，很具传奇色彩：村里赛神，走在前面的锣鼓手好威风，如果长相可以，打扮得体，更是引人注目。曾伯父希望有一件漂亮的上衣，可家里穷，置办不起，于是赌气出走。那年头，潮州走南洋的很多，虽说不必申请护照，船票总是要买的。没钱买票，只好藏在船舱里，上岸时已经走不动了，是被抬出来的。好在那时没有“偷渡”或“遣返”之类的说法，赤手空拳的曾伯父，就这样在南洋打天下——不过，据说其创业并不成功。

过去时代，潮州人闯南洋的很多。据陈礼颂1930年代在潮州斗门乡所做的调查，村里361户人家，有出外谋生的，占192户；而在373位外出人口中，到暹罗（泰国）打天下的，竟占了332位。（《一九四九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斗门离我的家乡很近，语音相同，风俗无异。当年搭乘红头船闯南洋的，都是为了谋生，绝无“移居海外”的念头。其胼手胝足、撙衣节食积攒下来的洋钱，按期寄回养家。对于清代及民国年间潮州地区经济的发展，闯南洋者，功莫大焉。

潮人之善于流动，敢于闯荡江湖，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到父亲这一辈，还有外出讨生活的习惯。“文革”中挨批斗，父亲无论如何无法让红卫兵相信，不须“处心积虑”，便能浮海赴台谋生。尽管台湾一年给父亲的后半生带来无尽的烦恼，在当年屈居山村的我看来，此行依然值得迷恋。连“浪迹天涯”的权利都被剥夺，比起上几代人的辛酸来，我们这一代，更是自惭形秽。

《十三邀》S9E8：许知远对话陈平原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我那时的最大愿望，便是搭乘村里（那时叫“生产大队”）运化肥的拖拉机，到广州开开眼界！父亲说，我曾经说了一句很令他心酸的话：没想到我们三兄弟，竟屈死在这小山村里。这话为何显得特别刺耳，父亲没有解释；我也是在整理“家族史”时，才意识到其分量。

曾祖父婚后重走南洋，仍在麒麟王家打杂。后来，又积了点钱，自己做生意。先是在曼谷开百货店，后又在呵叻开分店。那时生意丰隆，每年回家探亲时，都要雇挑夫运银元。那是咱们家经济最宽裕的年代。

现在老家的房子，便是那时盖的，你们看，是不是盖得很讲究？为了供我读书而卖掉的那些田地，也都是那时置的。

这些年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国家，反而是近在眼前的泰国，始终无缘相见。曼谷和呵叻，这两个相距不太远的城市，在我脑海里，依然一片空白。总有一天，我会踏上这块祖先曾经劳作过的土地，即便无法辨认那早已渺茫的足迹，也足以发怀古之幽思。

南洋华侨对潮汕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这是专家的研究课题；我感兴趣的是一个细节：挑银元。遥想当年，金融系统不完备，外出打工的乡人，如何将血汗钱寄送回家？必定有专门的行业，处理此等事务，不必真的挑着沉甸甸的银元——那多危险！可惜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老家的屋子，1950年代后一直闲置，祖母坚持不让卖。说是祖宗的规矩，家业不能动。万一外面的世界太乱，无路可走，还可以回家种田。“文革”中，我们三兄弟不必远走海南，得以“回乡务农”，全靠这祖宗留下的两间半老屋。

《故乡潮州》陈平原著，商务印书馆 2022年版

祖父陈木真，字作藩，在铁铺的笔山小学（即聚奎小学）毕业。那时，能念完完全小学，已经很不简单了，是乡间不可多得的“大秀才”。

读书人，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天生倾向于左派。在1927年的大革命风潮中，祖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红派农会。失败后，遭追捕，躲在家里的阁楼上。风声稍小，在家乡教了一学期书，仍然感觉不安全，也闯南洋去了，负责主管曾祖父在呵叻开的分店。

读书人，不会做生意，祖父只是名义上的主管，具体事务自有别人代劳。用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少东家”。

父亲说得对，读书人，确实多是理想主义者。不过，一旦走出校门，脱下长衫，读书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确有终其一生“不懂政治”“不会做生意”的，那只能说是“书生气太重”。天下的好事，固然多与读书人相关；可登峰造极的坏事，非读书人的高智商，也都无法实现。父亲嗜书如命，将心比心，总以为喜欢读书的，都是好人，对读书人“阴毒”的一面，缺乏必要的警惕——直到“文革”中方才“翻然悔悟”。

据说潮人经商的成功率很高，原因是勤奋加聪明。可这不算什么“诀窍”，三岁小孩也能说得出来。或许还有别的缘故，比如，远离文化中心，不太受传统儒生“义利之辨”的束缚。做生意不同于讲经论道，书读多了，反而遮蔽了其可能具有的商业才能。就拿我祖父来说，之所以无法继承家业，与“误入学堂”有很大关系。

前些年，学界风行下海，我因有家族的“前车之鉴”，丝毫不为所动。与众多高扬人文精神的斗士不同，我之坚守学术，部分出于对“另一种生活”的恐惧。

祖父每年回家探亲一次。这个时候，分散在四乡六里的老同学，都跑来庆贺，顺便当几天食客。后来家道中落，祖母经常提起此事，抱怨当初不该如此好客，以致后代险些读不起书。

父亲六岁那年，曾曾祖父去世了。第二年，曾祖父也在南洋病逝，此后家道一落千丈。祖父不善经营，加上读书人讲“孝”，讲“礼”，故拍卖店铺，千里迢迢，护送曾祖父灵柩“回唐山”。那时的习惯，有身份的人死了，讲究的并非马上入土，而是先将棺材置于村边的小屋，经常油漆，过一段时间，再择吉日良辰下葬。

大概是忧伤过度，加上劳累，过了一年，祖父也不幸去世了。那年，父亲才八岁，家里“凄凄惨惨戚戚”的情境，你们可想而知。

从未谋面的祖父，单靠那千里迢迢护送曾祖灵柩回老家的举措，便博得我的极大敬意。不过，此举之不符合工具理性与商业精神，也是不言而喻的。读书人之“迂”，其可敬可叹可怜可悯，均在此举暴露无遗。这也是家族史中最值得关注的一页：不只是从此家道衰落，更预示着“文化转向”。

走南洋的曾祖父与祖父，在那边其实也有妻室。这是那时的通例，与今日堂而皇之的“糟糠不下堂，喜新不厌旧”不可同日而语。祖母偶尔说起“番婆”，似乎还来过“唐山”。只是此事祖母不愿细说，我也没好意思追问。

曾祖母叫丁赛梅，你们从没听祖母提起过吧？那是因为婆媳关系很不好。她可真让咱们家吃了不少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曾祖母“吃教”（信仰天主教），而祖母则信佛。曾祖母以家产相威胁，逼祖母改信天主教，甚至跑到祖母家里来砸佛像。不知道是为了“信仰自由”呢，还是为了争一口气，反正祖母始终拒绝入教。

1950年代以后，祖母连佛教也不信了。你们没见过家里拜神佛、祭祖先吧？那是因为政府要求破除迷信，生活在学校里，烧香拜佛，影响多不好。祖母终于听从劝告，放弃了佛龛和祖宗牌位。你问是不是自愿的？这很难说，主要是周围的压力太大了。

曾祖母和祖母，性格都很倔强，都能独撑门面，故互不妥协。曾祖母一气之余，真的把家产大部分转移到其婆家，留给祖母的很少。1950年代以后，祖母说，这叫“因祸得福”：要不，四九年后必定成为“地主婆”，非挨斗不可。

曾祖母疼爱孙子，父亲上学的费用，部分由她承当。她在家乡开个小店，常叫顾客跟她一起祈祷。小孩子逗她，假装一起祈祷，乘她闭眼时，偷走了鱿鱼或其他食品，她也不生气。

婆媳关系紧张，加上宗教信仰歧异，这可真是“火上添油”。如此激烈的冲突，颇具象征意味。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除图书馆里众多高头讲章外，此类“生动的场景”，同样不可忽视。

之所以追问祖母之废佛是否出于自愿，因祖母识字不多，知识来源主要是潮州歌册，对神佛事，历来持“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态度，不太可能主动抛弃。用祖母的话来说：“是他们不让拜，又不是我不想拜。”父母当然也有难处：为人师表，不能不响应政府的号召。结果是，烧香勉强废除，信仰却并没根本改变。下乡八年，对农村生活及农民心理的了解，使我对“移风易俗”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产生怀疑。乡民一般不会直接顶撞，上头布置的任务，似乎全都完成。可实际上，绕个弯子，把“命题”的严肃性全都消解。别的不好说，世俗生活，在我看来，最好是顺其自然，过多地强调“改造”，效果并不好。

祖父娶仙田乡丁赛霞为妻，育有二子一女。伯父英才，念小学二年级时病逝。姑母冬茶，嫁给仙何乡陆锡光，祖上也是走南洋发的财。解放后被划为“华侨地主”，家产被没收，只是没有挨斗。父亲英名，乙丑年五月十七日生，属牛。祖母属龙，生日是农历九月二十一。今年虚岁八十八，据此推算，应该是生于1904年。

分家以后，祖母带着父亲和姑母，日子过得很不容易。祖母虽不大识字，但坚持送父亲读书。先是卖首饰，卖家具，后来陆续出卖田地。土改时，咱们家只剩下两亩一分地，勉强划了个中农。这也算是一种幸运。要不，你们兄弟也得背上“家庭成分地主”的包袱。

念到高中三年级时，家里实在没钱。那是1948年年初，时局动荡，看不到出路。父亲既爱好文学，又思想激进，看不起留在学校苦读的书呆子。先是跑到台湾谋生，在一家报馆当校对，顺便发表不少诗文。一年后，回潮汕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怕连累家人，需要另起名字。同时从台湾回来干革命的，共有三人，一起名“台”，一起名“湾”，父亲因在台北的《中华日报》社工作过，故名“北”。

解放后，父亲任县卫生院指导员，出布告署名时改回原名。1952年，因“台湾之行”说不清，被发落到大山脚下的汕头农校。恰好同屋的教师也叫陈英名，只好改用打游击时的化名。此后，便一直以“陈北”名字行世，发表文章时，也不再像在台北时那样使用各种化名。

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你们都知道，不说了。

父亲陈北（1950）

叙述这一段时，父亲说话的节奏明显加快，没有前面的从容，神情也显得凝重。主要原因是，话题逐渐切己，不免感慨万千。

父亲没能念完高中，除了家庭经济困难，更直接的原因是向往革命。晚年回首往事，对当初之热血沸腾，看不起“书呆子”，颇有悔意。父亲就读的金山中学，乃潮汕地区最好的学校，同学中“不革命”者，后来都成了“著名学者”。不说革命成功后的个人遭遇，单是沧海桑田，风云变幻，令其对早年为之奋斗的理想颇表怀疑，这才是最痛苦的。

“文革”中的遭遇，对父亲的肉体与精神造成极大的摧残。每当忆及这段日子，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父亲，嘴唇和双手便颤抖不已。为了不让父亲太激动，以免危及生命，母亲采取“不准说”的策略。

另外，“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通过其他途径，我们也确实有所了解。只是，如此沉重的话题，非三言两语能够打发。

附记：

祖母走了，昨天（12日）下午走的，享年九十三。我路远，没能赶回去送行，只好搜出一纸旧文，权当祭奠的纸钱。比起父亲的英年早逝，祖母的落叶归根，因在意料之中，不曾引起大的震动。此则短文，起草于父亲刚弃世时；注解部分，乃后来陆续填补。岁月如梭，看多了白云苍狗，“寻根”的努力，也就意趣索然了。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历史”似乎不及“心境”更值得重视。

1997年10月13-25日于西三旗

（初刊《钟山》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