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眼睛·百年福柯｜朱雯琤：做生活世界的勇士——福柯的多样经历与斗争

【编者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是当代最为深刻有力的思想巨擘之一，他的著作《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史》等，形成了深邃广阔的思想脉络，深刻影响着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在福柯诞辰百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权力的眼睛·百年福柯”专题，特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学者，重读福柯，领略其思想魅力。

“福柯是一名勇士，他想要至少征服物质或道德世界的一隅，无论大小”。

福柯的好友保罗·维纳不止一次用“勇士”（warrior）一词来形容福柯。他认为福柯从来不是个想要摧毁世界的悲观主义者，而是在生活世界中不断战斗的武士，“清瘦、优雅，行事果决，但任何人都无法逼他退让半步”。一个斯巴达式的勇士和日本武士，这也是福柯给自己所做的形象侧写。

这几年，福柯在世界各地讲课和旅行的经历陆续被集结成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面、丰富又感性的福柯形象。如评述福柯伊朗之行的《福柯与伊朗革命》（2005）、《福柯在伊朗》（2016），揭秘如谍战般神秘的华沙经历的《福柯在华沙》（2017）、回忆加州死亡谷之行的《福柯在加利福尼亚》（2022），以及梳理五次巴西的讲座经历《福柯在巴西》（2025），还有记录福柯在日本的《福柯日本演讲集》。这些世界各地的福柯侧写，为我们拼出了一个与在大学机构中的福柯所不同的另一面。同时，福柯在世界各地的学术讲座和早期手稿也正陆续整理出版，这些讲座文本在福柯的著作和法兰西学院演讲之外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福柯的学术脉络提供了线索。福柯的一生都在学术领域勇往直前，他同样在欲望、政治、生活领域充满勇气地持续不断实践。恰逢福柯百年诞辰，这里就结合以上传记、手稿和演讲等文本，勾勒一个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行动上都勇往直前的勇士福柯。

欲望的主体：另一种快感（aphrodisia）

在《性经验史》开篇，福柯就批判19世纪以来的性压抑假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同意性欲望受到权力压抑的说法。性压抑理论成为风靡19-20世纪欧洲的权威型解释，福柯周围的朋友、同事，包括福柯自己都研究过精神分析理论，甚至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阿尔都塞甚至接受过电击、催眠等精神疗法。但福柯批判的是已经成为主流知识型的精神病学知识，以及它与社会权力联合起来对个体所造成的新社会压抑后果。如果我们将精神分析奉为圭臬，包括其中对“自我是什么”的症候式解读，以及期待一个精神分析师如父亲那般居高临下地引导自我坦白和指导精神实践，那么精神分析理论就会成为另一条形成性压抑的恶龙。基于人本身就是在一切社会关系和环境中被逐步塑造出来的，关键不在于承认性欲望是否受社会权力压抑，而在于去探索性欲望的运行方式是如何与自我塑造联系起来的，并且人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了解和形成自身的欲望。

基于此，福柯从历史中挖掘出了“快感”（aphrodisia）概念，并尝试从快感的使用中重新塑造人们对性经验的知识型理解。Aphrodisia来自于古希腊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忒，这个词蕴含着与性快感相关的活动、举止和接触。在古希腊人思想中，快感活动是无需向他人坦白或忏悔的，亦无需绝对禁止，不过这不意味着古希腊的爱欲就代表放纵和无节制。福柯提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所说的“放纵”（self-indulgence）并不是指跟随身体快感而行动的品质，而是人跟随肉体快感来行动。如迷恋花香和热衷聆听歌曲的人，他们虽然因热衷于做这些事而耽误了其他活动，但他们并非不节制。快感活动属于人的道德实践范畴，它形成了一个各方力量角逐的角斗场，在这个角斗场里人形成了考虑分寸、火候、数量和时机的行动策略。快感的特点是节制和时机，人自己主宰实践性快感活动中的地点、时间、对象和频率，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律或道德来约束欲望。从对快感的使用和控制中，人逐渐形成一套让自己的生存具有尽可能美和完善的形式。

现实生活中的福柯，在成名后并不刻意掩饰自己对爱欲问题的态度。在梅西和米勒等人的传记里对福柯爱欲领域生活的描述着墨甚少。不过，《福柯在华沙》和《福柯在加利福尼亚》则用一种带有异托邦色彩的视角来展现福柯的欲望经历。

1958年10月，福柯被指派前往波兰，重启华沙大学内的法国文化中心。他在华沙时期据说是一位“风度翩翩、活力十足的人，他才智过人，健谈且为人亲切”。但这位与波兰当地官员和知识分子都相处甚好的学者，却在1959年中突然被当局勒令立刻离境，且没有在华沙留下任何任职和档案记录。莱因斯基通过调查发现，福柯离开华沙的原因与一份秘密文件和一个叫尤雷克的男孩有关。在华沙时期，福柯与几位男性青年之间交情甚好，在那里他不是冷峻的哲学家，而是信任他人、乐于陪伴、享受青春的普通人。只不过，他当时信任的波兰男性尤雷克是波兰当局的线人，他接近福柯，取得信任，并拥有福柯当时公寓的钥匙。当波兰警察在布里斯托尔酒店突袭福柯时，他正和尤雷克在一起，当场发现了他们的同性恋关系。福柯被定性为“道德败坏”，并被下令在24小时内离开波兰。这是一场由秘密警察精心设计的，依靠性丑闻打压异见、控制外交的政治陷阱。

同性恋行为在波兰并非犯罪，但秘密警察建立起了详细的同性恋档案，目的是建立黑名单和线人网络，让这些同性恋者成为权力统治工具。福柯在之后对这段华沙经历讳莫如深，但他一直保留着尤雷克的两张照片。通过与德菲尔零星谈起的这个男人，作者得以拼接其这段华沙经历。这段经历就像福柯所写的“全景敞视监狱”原型，他身处一个被秘密监控的中心而浑然不觉，当局利用欲望活动来控制个人，将普通人打造为政治活动的工具。这就不难理解福柯为何批判性压抑理论，因为社会权力不仅在压抑性欲望，同时能通过激发、创造、控制性欲望来控制个人。性快感和权力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交融的较量场。可以认为，福柯所研究的疯癫、排斥、监控与性政治，很大一部分都源于华沙的创伤经历。

与华沙时期那段冷峻青涩、近乎被驱逐的经历产生鲜明对比的，是福柯1970-1980年代间的加利福尼亚经历。福柯数次前往加州举办讲座和进行短期访学，他曾公开评价“我爱加州，这里拥有如此充沛的智识自由和活力”。《福柯在加州》的作者韦德叙述了1975年主动结识福柯并带他前往死亡谷体验致幻剂的经历。福柯对体验生命中的多样时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在韦德等人的带领下，体验了加州的瑜伽与修行，接着驱车前往死亡谷，在那里服用致幻剂并体会疯狂的迷幻状态。不过，经过体验后，他并不认为加州文化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依旧有条不紊地从事学术工作”，在美国各学校交流、办讲座、开研讨班。韦德承认，福柯“比起一名学者，更像一名斗士”。

这趟加州之旅让福柯意识到，在生命的体验形式和性文化实践上，加州可以和巴黎如此不同。他从加州的性少数文化和自我崇拜文化中找寻到个体对性欲望的认识，并逐步开始将自我文化作为日后研究的主题。从了解自己的欲望开始，人进一步控制与关心自己的身体，在身体、欲望和性经验的种种体验中挣脱社会与道德法令规训，形成具有美学意义的自我生活风格。从学术思想和欲望方向的实践中，福柯致力于不断积极塑造自己，“似乎在他的生命中同时践行着‘认识你自己’和‘关心你自己’两种律令”。

政治的主体：反抗是否有用？

“真正改变我的，并不是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而是发生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1968年3月的那场运动”。

众所周知，在学者身份之外，福柯也是积极的政治活动者，尽管在学术思想中他极少表露出自己的政治态度。因为他了解，支持或反对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这本身不过是基于特定规则形成的真理游戏。他努力在政治生活中所做的实践努力，是去形成对政治游戏的反抗态度，来反对权威体系中诸种不合理的地方。在1978年发表的演讲“什么是批判？”里，他直言不讳地去质问权力在真理话语中所施行的运作，致力于在批判中形成“自愿不被支配”的技艺。他的五次巴西之行、突尼斯之旅和伊朗见闻都能看到他对寻求“自愿不被支配”技艺的尝试。

《福柯在巴西》记叙了福柯五次在巴西时与当地政治的相遇。1965年，福柯第一次到访巴西，而巴西就在前一年发生政变，宣布建立起永久紧急状态。当年，福柯在圣保罗大学讲授《词与物》初稿，课程因政治动荡而提前终止。接下来在1973年，福柯再次来到里约热内卢，开展有关真理与司法形式的讲座，讨论讯问、酷刑、监视、警察等机制在欧洲历史中的作用，每一处都暗含巴西独裁政府实践。1974年福柯第三次来到里约，首次公开提出日后名声大噪的“生命政治”概念，借此批判独裁政府使用医学、精神病学来参与酷刑和政治监视。1975年，福柯到访圣保罗，当看到当地军警对师生的大肆逮捕和酷刑时，他取消了自己的课程计划，在学生集会上公开发表声援宣言，与巴西政府公开决裂。紧接着1976年，福柯在萨尔瓦多、里约等地巡回演讲，并引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讲述性史和权力的网状结构，以贴近巴西左翼听众，公开站在反独裁阵营。此后，他再未返回巴西。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爆发，但福柯并未直接参与，因为他当时一直在突尼斯大学执教，并在那里见识到一场更加残酷的学生运动。1968年3月，美国汉弗莱总统访问突尼斯，激起了学生的反美情绪，数千名学生集会抗议政府的独裁和亲美行为。学生罢课、工人随后加入罢工，形成跨阶层抗议浪潮。福柯当时的许多学生被抓进监狱甚至受到酷刑。目睹于此，福柯深受震撼，称自己“经历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历练”。他试图在自己住所庇护学生，并运用外交政治关系恳请当局释放学生，但劝说无果。福柯在北非学生身上看到一种“激发出甘愿彻底牺牲的意愿、能力与勇气，而其中丝毫看不出任何追逐权力与私利的野心”。1968年11月，基于局势紧张，福柯提前结束突尼斯课程，回到法国。此时的巴黎，街头实际革命已经退却，但大学与知识界正陷入激烈的理论斗争中。对比突尼斯的见闻，福柯“内心满是震惊、感慨，也充满失望”。他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后果，突尼斯的青年要面临数十年牢狱之惩，而巴黎拉丁区的街垒斗争却未付出同等牺牲。

福柯在之后和特隆巴多里（Duccio Trombadori）的访谈中谈道，自突尼斯之行后，他决定不再参与大学圈子里无休止和流于空谈的理论混战，而专心投入需要亲身投入、肉身担当的现实处境，去直面真实、明确而具体的现实问题。有学者认为，让福柯在理论上转向权力理论的直接原因并非五月风暴，也并非单纯出自欧洲知识界的内部批判，而恰恰是他在突尼斯的所见所闻。正是那些具体的政治诉求、那些实际斗争中的人鼓舞了福柯，让他之后联合其他人建立起监狱信息小组，也一定意义上促成了他1970年代末的两次伊朗之行。

1978年8月与11月，福柯以特约记者的身份两次远赴德黑兰，在那里他近距离观察正在发生的伊朗革命。他在意大利《晚间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和法国左翼刊物《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上发表一系列报道与时评，并冷静地承认自己正在“亲历观念的诞生，见证其力量爆发”。《福柯与伊朗革命》和《福柯在伊朗》都记录了福柯的两度伊朗之行，但却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批判福柯对伊朗的支持是着了魔，认为支持宗教将导致文明历史的倒退；后者则坚决为福柯的政治倡议辩护，认为他并非支持宗教革命，而是支持非西方路径的政治发展。但这两本书均同意，福柯在伊朗那场全民站起来推翻国王的运动背后，看到了某种在西方消失已久的政治灵性（political spirituality），“一种自文艺复兴与基督教大危机以来，西方早已遗忘其可能性的东西”。伊朗人民不计自身后果地寻求政治抗争，并非追求眼前利益、亦非拥护某种意识形态，而是追寻与眼下无关的超越精神。这种精神似乎在韦伯所预言的“铁牢笼”时代就已经在西方消失殆尽。福柯对伊朗的支持招致了当时众多学者的批判。在1979年后，他对伊朗方面的问题陷入沉默。

长期以来，人们更关注福柯的学术概念，对他的政治实践不那么重视，或者认为这些实践只是知识分子一直以来的、悬浮又空洞的政治幼稚病。但生命经历将深刻影响并改变着学者对世界和学术的思考，无论大小。在直面帝国的、种族化的和监禁性的权力经历中，福柯意识到，唯有使用战斗式的力量、通过勇敢的真实行动才能真正与权力面对面对抗。福柯的权力理论也在这些不同国家的政治抗争经历中形成某种转变。他在1970年代开始，将权力关系构想为一套战争式、分布不均的生产性力量；也正是在这些经历中，他塑造了自己的权力理论核心是形成“如何不那么被治理”的反抗实践技术。而这些有关反抗权力的实践与反思，在今日世界法西斯主义升级的变革形态中，依旧显出其珍贵的特质。

生活实践的主体：如何将自己打造为工艺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改变方式，或者说，有自己感知万物变化的方式。就此而言，最傲慢的行径莫过于将自己的法则强加于他人。我保持不一致的方式，正是我所是中最独异的地方”。

特立独行，这可能是大家对福柯的直观印象。高领衫、喇叭裤、飞行员墨镜，他的着装更像一名摇滚歌手而非学者。这种特立独行在福柯的后期思想中转化为去探究每个人生活中的生活美学，让每个人都致力于在生活中“将自己打造为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但打造个人的生活美学主张，并不是让人沉溺某种自我崇拜或神秘主义里，而是时刻树立起“不那么被治理”的警觉，在与权力若即若离的距离中，去看看自己能被塑造成何种样子。

按韦德在《福柯在加州》里的叙述，福柯去体验了加州各种先锋的亚文化团体，在死亡谷旅途中吸了致幻剂，从生命各项体验中真切地感受到，在加州的生命存在形式和在巴黎的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崇拜加州这种自我沉迷的文化。他在之后的访谈里说，加州的自我崇拜团体暗含了人有某种“真实的自我”，这让加州文化试图从那些可能遮蔽自我的东西中剥离出来，并借助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去寻找破译自我的真相，“仿佛这些科学能告诉你‘真实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当时加州自我崇拜团体流行的正是混杂了弗洛伊德、荣格等精神分析学家的自我知识，它一方面主张通过精神分析科学的引导来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释放自己的压抑欲望来反对所谓的社会对自我的压抑状态。这种对自我知识的态度，在福柯看来依旧是基督教那种弃绝自我的时代变体，因为它依旧预设了存在另一种“真实的自我”，让这个自我通过与先前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剥露出来。这种对自我的弃绝和全然转向，与古典时期的自我伦理学相比，在心灵方向上恰好截然相反。

相比于西方式的自我文化，福柯更倾向于从非西方地区的文化中寻找自我文化，并将之转化为独特的生活美学。1978年4月，福柯在日本历游讲学，相关讲座访谈被收录在《福柯日本演讲集》（Michel Foucault：The Japan Lectures）里。他在日本不仅做了几场演讲，还抽空跑去上野原市的青苔禅寺（Seitaiji）跟随大师体验了一次禅修。佛教中的冥想、坐禅式身体技术呈现出与基督教所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尽管在现代国家形式上，日本高度近似于西方国家，但在自我文化上则与西方之间差异极大。在福柯看来，东方自我文化提供了问题“如何不那么被治理”的一种可能性。在以基督教忏悔技术为特征的西方理性自我技术里，人与自我的关系存在着个体化、受导师教导的形式；但东方禅文化的自我技术里，不再需要与神或导师作为中介，即能形成与自我保持关系的可能。这次禅修体验尽管浅尝辄止，“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我们很可能会从福柯的生活美学思想中读出两种误解。第一种，认为福柯的自我技术更多是关于身体上的锻炼，于是将规律健身、保持体形等健康原则视作形成生活美学的主要标准。但生活美学从不是仅在身体一处进行练习。无论是古典时期希腊哲人践行的身体技术还是佛教文化的冥想技术，它们所要达到的都不是身体上的健美，塑造身体仅是一个副产物。在古希腊时期，并没有明确的身体与灵魂区分，身体上的消耗与劳累也不是为了释放压力或欲望，而是在锻炼中获得对自我的了解、形成与自我的良好关系，进一步让人去照看自己。而规律健身所形成的自律特质，尽管也是照看自己所需要的良好品德，但我们仍旧需要去区别这种自律，究竟是来自外在的目光还是真正由自我所形成的节制。弄清楚与自我的关系，才能理解照看自我所需要的身体与心灵技术。

第二种误解则认为，要形成独一无二的自我存在形式，就意味着得不断去追寻生活中的独异性，去体验种种奇异之事，以打造自己的多样人生。福柯的生活美学曾被人批评为将自我逃避进碎片式的体验里。诚然，生命在于尽可能地多去寻找种种不可能之事，但这些诸多体验的背后依旧是时刻在与自我对话。福柯在加州体验了同性恋文化和致幻剂，但他同时还在加州各地研究和讲学；他在日本了解禅宗文化、在伊朗寻找政治灵性，但他一直思考的是如何从非西方找到对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的抵抗技术。生活美学的独特性，在于让自己的生命形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在于通过对自我的了解，来形成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而非在经历了种种独异性体验后依旧感到内心空虚。

这两种对生活美学的理解，或许是在越来越不确定的当下社会中的思想反映。诚然，对于外在世界的无法掌控，个体只能诉诸尽力掌控自己的身体和时间，或许觉得需要尽力抓住能确定的东西，来应对世间万物的瞬息万变。但在当下身体管理中越来越注重数字与机器控制的境况下，对自我的掌控与确证往往成为束缚自己的另一套技术枷锁。其实，做生活实践的主体，并不在于做出什么卓越过人的壮举，重要的一直是形成自我对自己、对世界的观点，并从这些关心出发，在俗世间依旧保有说真话和斗争的勇气。50多年前，一名法国学者在自己的生活中与世界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斗争，他的思想与经历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生活美学。如果他的经历能够让当下之人产生某种反思，就像他当时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那里获得思想灵感那样，我想这就是对福柯诞辰百年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