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之 | 怀念魏建功先生、阴法鲁先生

在杨牧之先生的新作《家乡有座小楼——快乐是什么》中，作者回忆了1950年代年少时的求学故事，1960年代在北京大学的宝贵读书时光，1970年代云梦大泽的故友轶事，1980年代出版界编辑部的动人往事，以及回顾了其“最喜今生为书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出版生涯。一桩桩一件件钩沉索隐，促成了一部当代知识分子、学者型官员的精神成长史。

《家乡有座小楼——快乐是什么》，杨牧之著，南海出版公司2026年1月第一版

负疚使人永远不安——纪念魏建功先生

魏建功先生

有一件事，藏在心里让我不安，本以为时间一久，便会变淡，不知何故，年纪越大，不安越甚，碰到机会，这负疚感便来折磨我。

在2001年的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会上，北京大学的曹先擢教授介绍《新华字典》发行达三亿册，说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本书可以和它相比，给它奖励是完全应该的。他特别强调说，在表彰《新华字典》时，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魏建功先生。他主持编纂《新华字典》，功劳卓著，贡献巨大。当时，听到魏建功先生的名字，我心里为之一动。

最早一次提到魏先生便使我震动，使我不安和负疚的，是在1974年。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和后来回北京大学做教授的褚斌杰先生，奉命去武汉大学，找谭戒甫先生商量修改他的《屈赋新编》。当时，出版业务还没有真正恢复。周恩来总理知道老先生有这样一部著作，要求中华书局给他出版。也许这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深意吧！因为在这之前，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的书只出了一部，就是非常有名的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专门向他介绍了《柳文指要》，并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泽东主席关怀下出版的，以此向美国人展示我们并不摒弃文化遗产，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是要继承的。出版《屈赋新编》也是要说明这一点吧？

谭戒甫先生是大学者，一派儒者之风。帮他修改稿子的任务完成后，他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席中，谭先生问褚先生：“先生尊师是哪一位？”中国学者是讲究师承的，斌杰先生是忠厚长者，学养深厚，他谦虚地说：“不敢，恩师是游国恩游先生。”谭先生又面向我，问道：“您的尊师是哪一位？”当时，虽然我已从北京大学毕业七八年，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真正工作多久，何况，我和谭先生差着辈分，谭老称我为“您”，我很惶恐，正想着该如何回答，褚斌杰先生大概看我犹豫，便代我回答道：“牧之的尊师是魏建功魏先生。”

我记得很清楚，听到斌杰先生说到魏先生的名字时，我心里一震，顿时脸红心跳，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心思从白发苍苍的谭先生面前，从丰盛的湖北人的饭桌上，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北京大学大批判的日月。当时，我们起劲地批判认真教授我们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的老师，说他们用“封、资、修”毒害我们。那时，魏先生是教研室主任，自然首当其冲。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是1959年成立的。成立时，翦伯赞、齐燕铭、吴晗、魏建功、金灿然等专家兴致勃勃，要培养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人才，要为整理国故、批判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培养接班人。我1961年入学，是这个专业的第三届学生，学的课程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史记》等专书课，有“古籍整理概论”“目录版本学”“文字·音韵·训诂”“工具书使用法”等专业课。试想，这样一批人物发起建设的专业，学的又是这样一些功课、这样一些内容，“文化大革命”起来，能不成为批判的对象吗？

魏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上早有三个“概要”之说，即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概要”、沈歉的“文字学概要”、魏建功的“声韵学概要”，魏先生名列其中，可见先生造诣之深。魏先生讲课十分投入。记得一次他给我们讲授“文字·音韵·训诂”，教我们什么是古音，什么是今音，今古音之区别，古代人如何吟诵诗文……说着说着，他便吟诵起《醉翁亭记》来，随着抑扬顿挫的吟诵，他的眼里流出了泪水，进入作者塑造的境界里去了。读到后来，先生声音哽咽，泪水模糊，难以自持。至今我仍然清楚记得魏先生当时的音容笑貌。这便是一大“罪状”，叫“发思古之幽情”。“为什么要发思古之幽情？显然是对今天的社会主义不满。为什么流出眼泪？可见不满之深，思古之重。”当时，我们这些自诩为“革命小将”的学生就是这样给老师上“纲”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细想想，今天还有哪位老师能够这样投入地、热诚地给学生讲今古音，并且以身示范？

还有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说魏先生被鲁迅骂过。鲁迅何许人也，中国文化革命的巨匠，文化革命的旗手！那个年代的认识是“鲁迅骂的一定对，被鲁迅骂过的人一定不是好人”。其实，事情本来很简单。1922年12月，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二十四周年，鲁迅陪俄国诗人爱罗先珂看了北京大学剧社的演出，随后又看了燕京女校学生的演出。看完后，爱罗先珂写了篇剧评，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文章批评北京大学剧社演得不好，“学优伶”，“做猴子状”，是“退化的孩子”，表扬燕京女校演得好。这一文章在北京大学引起强烈反响。魏建功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剧社的负责人之一，看了文章十分不满，便写了《不敢“盲”从——因爱罗先珂先生的剧评而发生的感想》一文加以反驳，还特地在盲字上加了引号。鲁迅便写了《看了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批评魏文。其实魏先生的文章不过是一个青年大学生的年轻气盛之举，鲁迅的“声明”发表后，他也没有再讲什么，仍然以崇敬之情去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后来，矛盾解除，魏先生与鲁迅的往来反而更加密切。他们的交往，在鲁迅的书信中多有记载。比如，1926年7月19日，鲁迅致魏先生信，感谢他热心协助校订《太平广记》。鲁迅的日记里还记载了魏先生协助其校订《唐宋传奇集》，送书到家，并共进晚餐云云。1929年5月30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说：“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静农，一个是帮我校过《唐宋传奇集》之建功，同吃晚饭，谈得很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都是近来快事。”可见爱罗先珂之风波早已过去。

1985年，八十五岁高龄的冰心先生在《我的大学生涯》一文中，把此事写得十分轻松，她说：“记得有一次鲁迅先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看过我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演的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学还引起了一番争论。北大同学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怎能‘看’出戏的好坏？”冰心先生的叙述是客观的，而且将其当作一件有趣的往事来讲述。

其实，魏先生早已对自己的行为作过反省。风波之后魏先生和鲁迅的来往、帮助鲁迅校订的行动便是有力的说明。

1956年，事情过去三十四年之后，魏先生在《文艺报》上撰文（《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回忆鲁迅先生时，又一次做了自我批评。他说：“由于我年少好胜，意气用事，想不通爱罗先珂怎么能看见我们做猴子优伶状，同时燕京女校同学以女扮男又不见怪。我把辩解的真实话弄成尖刻失态的言语，对爱罗先珂进行了人身攻击，对一个残疾人失去了应有的同情。先生因而写了这篇斥责我的稿子。”

从这一件事，从几十年来魏先生对此事的回忆和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出魏先生是一个多么可亲、可敬、率真的性情中人，是一个多么坦诚、磊落、表里如一的人。

回想在北京大学做魏先生学生的五年中，我从未听他说过自己，没听他说过自己有什么著作，也没听他说过自己为社会做的贡献。直到毕业多年，我才在工作中渐渐了解了魏先生的业绩。1937年，他为了支持抗战，在云南蒙自就地取材，用白藤治印，义卖收入悉数捐给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为清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五十年奴化教育的影响，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他毅然去台湾推行国语，创办《国语日报》；1953年，他苦战三年，主持编纂了今天无人不用的《新华字典》；1959年，他与同好受命创办古典文献专业，培养古籍整理与出版人才；后来，他积极参与文字改革工作，主持完成《汉字简化方案》，并编成《简化字总表》，等等，哪一件都是开创性的壮举，哪一件都是尽心尽力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服务。正如我的同学文印君所概括的：“凡此，都体现了一种精神——作为学者，魏先生不忘自己的本分；作为中国人，先生常怀深厚的爱国情怀。”

呜呼，“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为他的弟子，我们为有这样好的先生而自豪；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一定会学习他为人做事的精神，以先生为榜样。

在席中，谭戒甫先生问我的老师是谁，魏先生给我们讲过课，又是专业的负责人，当然是老师无疑。褚斌杰先生代我回答，本是如实奉告。但在我点头之后，我却抬不起头来。想当年，我们无知，硬把知识当成“毒草”；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就忘记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苦心。如今谭先生问起，我又用老师的名字装点自己，我心里实在感到愧疚。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的愧疚没有丝毫减轻。我想，在一个讲究尊师重道的社会中，一个把老师与“天地君亲”排在一起的民族，居然发生过这样的事，历史是多么会教育人啊。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怀念阴法鲁先生

阴法鲁先生

阴法鲁先生是继魏建功先生之后任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主任的。后来，阴先生又做了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阴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经历很曲折。1937年七七事变，他刚读完大学二年级。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阴先生追随前往。1938年，临时大学又迁往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阴先生又前往就读。大学本科毕业后，阴先生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1942年研究生毕业，阴先生留校任研究助教。据白化文先生考证，阴先生在文科研究所的那一期，人才济济，同时毕业的还有文学部逯钦立，史学部杨志玖、王明，语学部马学良、周法高，哲学部任继愈，等等，都成为一时翘楚。

作为阴先生的学生，阴先生最让我敬佩的是对自己的严格，一生谦恭和严谨；对别人，始终热诚、宽厚和栽培。有人说，这种品德是中国标准的为师之道。有标准是不是能够达到标准？如今又有多少老师追求这个标准呢？近来，我常想，这种为师之道在今天该怎样坚持和发扬呢？

阴先生从大学毕业便开始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一生锲而不舍，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果。我在先生的《阴法鲁学术论文集》附录中，有幸看到先生研究生毕业时写的论文《词与唐宋元曲之关系》手稿（影印），通篇蝇头小楷，一百六十余面，从头到尾字字工整，令人叹服。这篇论文是先生以音乐形式解释文学问题的大胆尝试，也是先生围绕音乐史，进而探讨音乐文化、文化史的开端。接下来，先生又修改1939年写作的《先汉乐律初探》、写作《唐宋元曲之来源及其组织》，研究成果渐多。但是阴先生写完后都不急于拿出去发表，就连五六年前写的文章《先秦汉律初探》，修改后仍要再次刻写蜡纸油印出来，继续征求专家意见。阴先生刻写蜡纸水平很高，到二十世纪60年代，给我们讲授《史记》《诗经》时，所有辅导材料还都是先生亲手刻写油印的，其规整一如当年。阴先生说，自己刻印顺手，实际他是怕给学校打印社添麻烦。

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和杨荫浏先生合作破解了南宋词人姜白石所存词曲。姜白石留给后人的歌曲旁谱，是留存至今唯一的宋代乐谱，可惜已经没有人能够读懂，也就没有人能够演奏了。这是十分遗憾的。阴先生认为研究破解姜白石创作和记录的音乐作品，可以了解七八百年前宋代乃至唐代的音乐，于是他下决心破译。他充分运用他的音乐与诗歌相结合、音乐史与诗歌史相联系的观点，认真掌握地上保存和地下发掘的中国古代文化史资料，把对古代音乐的研究做成一个大系统，终于取得突破。阴先生发挥他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杨荫浏先生凭借在古代音乐领域的高深造诣，两人珠联璧合，终于完成了《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使仅存的宋代曲谱重新悠扬，使今天的人可以听到近千年前的古乐。

但阴先生以他一贯做人的原则，很少谈他的这一贡献。当有的同志谈起这一了不起的成果时，他先是说：“近年来许多音乐史家都注意到中国音乐史既不能和诗歌史分离，又是和中国古代文化密切相关的。”他把自己放入“许多”研究者之一员的位置。再问他，他便会说：“那只是学习前辈研究方法，整理运用音乐史料的一点体会。”

阴先生的研究很注意对外国音乐文化的探索。他把不同国家音乐文化中相同相近的东西拿来，从它们的相互借鉴或吸收中寻找其本来面目。比如，现存的相和大曲中有《陌上桑》（即《艳歌罗敷行》），后来发展成乐府诗《秋胡行》。此诗讲的是秋胡结婚三天后便外出谋官，多年后，得官荣归。快到家时，“睹一好妇。采桑路旁。遂下黄金，诱以逢卿”。采桑女断然拒绝，并夸赞自己丈夫多么好。回家后，采桑女发现桑园中调戏自己的竟然就是自己的丈夫，于是羞愤难当，便投河自杀了。

阴先生发现印度拉贾斯坦有一支歌曲，内容与《秋胡行》大同小异，只不过“回到家时，女子喜出望外地发现，那个男人原来就是她那远出归来的丈夫”。

阴先生从中看出，两国音乐文化互相影响，而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道德观不同，音乐或诗词也就不同了。阴先生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我又想到他考察西藏时的一桩收获。

1959年，阴先生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副研究员，参加了西藏考察工作，先后四个多月，几乎走遍了西藏所有大的寺庙。对于这次考察，同去的考古专家、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教授有过记述。宿白教授说，当地把寺庙的钥匙给他们，用专车拉着他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去哪儿，所以效率很高。在西藏奔波山下的萨迦寺，阴先生在狭窄阴暗的藏经殿中，发现了一大批五百五十余卷汉文经卷。经宿白教授鉴定，这一大批经卷就是《金藏》。白化文先生说，此经卷乃元宪宗蒙哥六年（1256年）印造，舍入当时燕京的大宝积寺，不知何时入藏萨迦寺，它可以补《赵城金藏》之不足。宿白先生对阴先生说：“你这可是伟大的发现啊。”宿白先生因为高兴而特别地光大其事。确实，如果不是阴先生深入尘封土掩的经卷中去翻看，不是他多年养成的钻研精神，这批经卷可能至今仍沉睡在藏经殿。而后来，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也确实把可以补《中华大藏经》影印底本《赵城金藏》之不足的萨迦寺《金藏》部分影印补入，可见阴先生之发现的重大意义。当访问阴先生的同志问他，是不是在萨迦寺发现了《金藏》时，阴先生很平淡地说：“在萨迦寺看到了一批汉文佛经。”把一件了不起的发现，说得那么轻描淡写，这就是阴法鲁先生。

阴先生的这种谦逊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二十世纪90年代，阴先生已经七十多岁，商务印书馆要给他出一部论文集。谈了多次，阴先生终于答应了，把自己的文章再三筛选，反复斟酌，编好送出。但阴先生总担心论文集中有什么不妥之处，送出不久，又托人把他的论文集从商务印书馆要回，再加审核。可是，阴先生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精力也一年不如一年，在他八十七岁去世前，始终未能将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

阴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应中华书局之请，将遗稿送中华书局出版。责任编辑在翻检编排时，发现阴先生已经做过很多加工。阴先生不马虎、不急躁，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直到去世都没把稿子交出。这种严于律己、精益求精的精神实在让我们这些学生敬佩。而《阴法鲁学术论文集》没能在阴先生去世前出版，也让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倍感遗憾。

后来，我已不在中华书局工作。当我拿到此书的责任编辑崔文印送我的《阴法鲁学术论文集》时，我内心由衷地感谢他。文印不但实现了我们的愿望，而且把书编得精心、严谨，装帧设计大方而庄重，实在是代表了阴先生的弟子的心愿，是给先生献上的一瓣心香。

阴先生对我们，对他的学生、同事总是满腔热忱，一片忠厚。

阴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不但听过他的《史记》《诗经》专书课，他还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那时我们三四个人集体译注“辛弃疾词选注”，由阴先生指导。白天有课，我们常常在晚自习时请阴先生来辅导。阴先生不嫌累，晚上总是急匆匆地从家里赶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给我们答疑。有时我们会发现阴先生指甲旁还有滞住的面粉，那肯定是刚忙完家务。我们几个同学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内心都不平静。每当这时，我们都会把非提不可的问题尽快问完，以便让阴先生早点回家。

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愈加热闹，“辛弃疾词选注”没有搞完。不过，我记着阴先生的嘱咐，办事要有恒心，在“文革”后期借“开门办社”的机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胡念贻、陈毓罴等先生合作，搞了一本《辛弃疾词选注》。“文革”结束之后，我又写了一本小册子《辛弃疾》，讲述辛弃疾的一生，由中华书局出版，总算向阴先生交了作业。

阴先生对我的培养，我是永生难忘的。

1985年，我在中华书局负责编《文史知识》。一天，阴先生找我去。他说，他因为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希望我能接着他给学生讲授《诗经》专书课。我大吃一惊。这个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图书馆学系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听完还要考试，考试成绩要记入档案，我哪里有资格给北京大学三个系的学生教授专书课啊。阴先生鼓励我：“你可以，不用担心。”我怎么能不担心呢？我没开过这门课，必须一讲一讲从头备课写讲义；再说，每周讲一次，每次半天，三个多小时，那要准备很多材料啊！何况，我是一个月刊杂志的负责人，设计选题、组织稿件、终审发稿、宣传推广等，已经够忙了，实在没有勇气接下来。阴先生见我畏难，又说：“你讲吧，有问题一起商量。”

望着先生鼓励、期待的目光，我没有办法拒绝了。当然，去北京大学讲课的这份光荣对我也是个动力，我接受了阴先生的邀请。

北京大学距我家很远，当时我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边建国门内的南牌坊胡同。那时，我工资很少，打不起出租车，坐公共汽车，怕身不由己，路途遥远，掌控不了时间，耽误上课。所以，每到讲课的那一天，我就骑上自行车，早六点从家出发，一路奔西，七点五十分前到北京大学教学楼门口，放好自行车，擦把汗，走入教室，八点钟正式上课。

阴先生见我往来太辛苦，又去学校申请派车接我。因为我当时还只是副编审，相当于副教授，不够专车接送的资格，在阴先生和当时的教研室副主任严绍璗先生的再三要求下，学校同意我打车往返。后来，我当了编审，阴先生、严绍璗先生又马上要求学校派车接送。我至今感念不已。

一天，教研室秘书通知我，下次阴先生要来听我讲课。我脱口而出：“我讲得不好，千万别让阴先生来浪费时间。”

其实，先生既是导师，又是教研室主任，听教师讲课，考核讲授质量，以便改进，乃天经地义之事，但我不懂规矩，只想了一个方面。阴先生为人笃厚，今天想想，可能他感到了他要来听课让我产生的紧张心情，真的就没来。至今想起这件事，我仍然感到自己做得不对。

不久前，阴先生的学生，现在复旦大学任教的葛兆光教授，给我寄来他当年听我讲课的笔记，让我颇为感慨，深深怀念培养我、推动着我进步的阴法鲁先生。

其实，阴先生除了体谅学生，发现学生的不妥之处也会及时指出，不过真的是很注意方式，注意时间地点，注意给学生留面子。

严绍璗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件往事。1974年，他第一次访日归来，在专业教研室介绍访日情况。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出国访问还是挺稀罕的事，所以听讲的人很多。他讲到京都宇治市有一座万福寺，是日本临济宗中的黄檗宗的总本山。当时，严绍璗把黄檗（bò）念成了黄bì。第二天，阴先生在路上碰到严绍璗，叫住他说：“老严，你说的京都那个寺庙，应该叫黄檗（bò）宗，不叫黄bì宗。有一种树就叫黄檗（bò）。”阴先生还说，“古文献出身的人，这个字要认识。”严绍璗脸红了。阴先生便说：“不过，陌生的字很多，都记住也难，平时留心就可以了。”严绍璗心里感到很温暖。阴先生本来可以头天当众指出他读错了，但顾及严绍璗的面子，阴先生没有说。严绍璗虽是他的学生，年龄也比他小很多，阴先生仍然考虑得很周到。对比阴先生的严于律己，这种宽厚待人，不是更让人感动吗？

如今，当年那个年轻幽默、业绩丰硕的严绍璗先生已经作古，我们这些比严先生晚两届的阴先生的学生，也都两鬓斑白。大家回忆起阴先生，心里仍然充满温暖，充满感恩，充满敬意。阴先生就像我们的父兄一样。但是，回顾阴先生的一生，我们也希望阴先生不要总是那么“谦恭”，您也放开一些，和您的学生说说自己的快乐，说说自己的烦恼，那对您的身体一定有好处。

阴先生，我们怀念您。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

原标题：《杨牧之 | 怀念魏建功先生、阴法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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