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江河湖海：水域舆图研究方法”工作坊在杭召开

黄义军/文

2026-06-11 08:13

来源：澎湃新闻

听全文

2026年6月6日，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江河湖海：水域舆图研究方法”工作坊在杭州举行。本次工作坊由浙江历史研究中心黄义军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丁雁南副教授共同策划。黄义军教授、林建博士召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浙大城市学院以及荷兰莱顿大学的八位学者围绕水域舆图研究方法进行了报告和对谈，来自历史地理、地图史、水利史、海洋史、艺术史、测绘与博物馆等领域的近4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工作坊的主旨是以江河湖海为中心，借由不同类型的水域舆图个案，讨论流动空间的图像表达、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推动历史地理学、地图学、测绘学、艺术史、科学史的跨学科对话。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韩昭庆教授的报告题为《河流视角下中国古地图的绘制》，从早期中国古地图中的河流绘制入手，讨论河流认知及其对于古代制图实践的意义。韩昭庆通过对早期古地图内容的分析，指出在缺乏经纬度坐标体系的传统制图中，河流承担了组织空间、标识方位的重要功能。她的报告提示我们，河流不只是绝大多数传统舆图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还是理解古人空间认知和制图逻辑的重要线索。报告为从水域角度重新考察中国古地图提供了方法启发。

韩昭庆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靖国研究员的报告题为《漫谈明代海图的几个问题》，围绕海图展开全方位讨论，梳理了海图的保存现状、类型划分、史籍记载及其度量和数字化分析问题。孙靖国指出，海图研究不仅涉及航海实践和空间测量，也关联着地图知识的传播、整理与交流，通过海图可以进一步理解传统中国对海洋空间的认知方式及其知识表达。孙靖国还讨论了郑若曾地图的谱系，为理解明代海防知识与海图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明代海图及海洋认知具有参考价值。

孙靖国研究员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丁雁南的报告题为《费解的注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长江测绘》，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舰队进入长江为中心，讨论近代军事、外交与测绘活动如何共同改变长江的空间意义。报告将胡林翼见洋船的轶闻置于中英交涉、战争局势和长江水道调查的背景中重新考察，通过细密考证，复原了这一轶闻所涉及的历史真相，展现出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扎实的考证过程。该研究使我们看到水道、测绘与空间控制在近代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也说明历史地理学和地图学史可以为鸦片战争史提供新的观察角度。

丁雁南副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李鹏副研究员的报告题为《重审作为中华文化标识的长江舆图》。李鹏长期致力于存世长江舆图的全面调查，其报告从多个方面反思清代至民国长江舆图的编绘实践及研究路径。李鹏指出，当前长江舆图研究在版本流传、图像谱系、全线水域的整体把握、史料价值挖掘以及与黄河图、运河图的比较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同时，长江舆图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和中华文化标识意义，值得在整理、研究和阐释层面继续深化。

李鹏副研究员

在对谈环节，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杨雨蕾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成一农教授、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院林凡副教授、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的黄义军教授分别对上述专题报告进行了点评，并围绕水域空间的图像呈现、水域舆图背后的知识体系与水域舆图研究的新问题等既定的议题展开讨论，旁听观众也积极参与，现场形成了一场富有启发性的头脑风暴。

水域空间的图像呈现：江河湖海如何被记录与绘制

围绕“水域空间的图像呈现”这一议题，与会学者分别从明代海图、长江舆图、黄河舆图以及西湖舆图等材料出发，讨论江河湖海如何进入地图图像，以及水域空间如何影响地图的结构和观看方式。

除了上述孙靖国、李鹏有关明代海图和长江舆图的报告，黄义军和杨雨蕾补充了黄河舆图和西湖舆图的材料，回应了水域空间如何被记录与绘制的问题。

传统舆图上的黄河至少有十种形象，即作为地理骨架的黄河、作为文明象征的黄河、作为经学研究对象的黄河、作为历史地图描绘对象的黄河、作为灾害对象的黄河、作为工程现场的黄河、作为国家治理空间的黄河、作为地方空间结构的黄河、作为地方景观的黄河，此外还有《河防一览图》这类体现多重知识背景的黄河图。她指出，同一条河流在不同材料和语境中，往往承担着不同的知识功能和图像意义。

黄义军教授

杨雨蕾则围绕西湖图像展开讨论。她发现宋明以来的西湖图像生成于不同的观看视角，城隍山视角、宝石山视角、凤凰山视角等在西湖图像中具有各自的象征意义。明代西湖图与《西湖游览志》之间存在密切对应关系，而自《湖山一览图》以后，原本以北高峰为中轴的空间结构不再始终居于核心位置，西湖图像趋向于景观化。浙江历史研究中心的何兆泉教授也回应，元朝对宋代皇宫空间的处理，的确存在某种去中心化的倾向，西湖图的视角变化呼应了这一倾向。

杨雨蕾教授

林凡对李鹏的报告作出了详细回应，进一步讨论长江在传统舆图上的呈现问题，如《长江名胜图》的比例，对景图的使用方法，以及是否可以用文字朝向重构河道。她还指出，《峡江图考》之类的长江舆图，媒介从长卷过渡到石印册页后，如何重新定义了水道空间并借用蚀刻技法作为视觉语言的表达方式。她还从艺术史角度回应了河流的文化意义，指出古人常将大地比作活化的人体，河流则可与筋脉相比，或可尝试从河流自身的视角重新观看河流，理解其在图像、身体隐喻和文化想象中的意义。

林凡副教授

水域舆图背后的知识体系：交通、军事、疆域与认知

围绕“水域舆图背后的知识体系”这一议题，与会学者指出，水域地图不仅记录自然地貌，也与交通、军事、疆域、治理、测绘技术和空间认知密切相关。

孙靖国关于海图的研究，涉及郑若曾地图谱系、海防知识和海洋空间表达等问题。李鹏关于长江舆图的报告，则提示我们从长江全线水域、版本流传和图像谱系入手，重新理解长江地图的知识结构和史料价值。

丁雁南的报告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舰队进入长江这一事件，呈现了水道、测绘、军事行动和外交谈判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一农认为，丁雁南的文章可读性好，提供了侵华国家与清朝官员两个视角之间的张力。他指出，近来条约研究往往重视文本与结果，却较少关注签约过程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丁雁南的研究提醒我们，条约并不只是最终文本，也包括谈判过程、军事压力、空间控制和信息获取等环节。水道、测绘与通商利益之间的联系，是理解近代中外关系的重要入口。

围绕海洋认知与观念，成一农提出，传统所谓“四海”，并不一定对应今天意义上的具体海域，而常与“四夷”观念相关。古代王朝在东、南方向以海为边界，海更多被理解为王朝秩序之外、防御意义上的空间。边海图、海防图往往将海置于外部，体现了这种空间意识。至清代以后，内洋、外洋等概念逐渐出现，海疆意识也在较晚时期才逐步形成。岛屿之所以受到关注，也往往首先是因为其土地属性和人群居住意义，而不是因为海洋本身已经被作为完整治理空间来理解。

成一农教授

这一讨论提示我们，水域舆图研究不能简单套用现代海洋、疆域或测绘概念，而应把相关地图放回其生成时代的知识结构、政治秩序和实践需求中加以理解。

从陆地到水域：舆图研究方法与新问题

围绕“舆图研究方法与新问题”这一议题，与会学者集中讨论了地图分类、定位与度量、使用者与市场、文本与地图关系，以及如何重写地图史等问题。

首先是地图分类问题。孙靖国、李鹏和杨雨蕾都对现有海图和长江舆图分类提出了疑问。成一农认为，分类应当回到历史语境，而不应只依据现代学科和研究者预设的标准。浙江历史研究中心的张珮博士也指出，海图分类可能与不同使用人群有关，可以考虑从使用者角度重新理解海图类型。

其次是定位与度量问题。几篇报告实际上都与定位和度量有关。韩昭庆讨论了河流在传统地图中的空间定位功能；何兆泉回应了西湖对于南宋都城空间定位的意义；曾长期负责浙江地理信息工程建设的徐韬则从测绘专家的角度指出，河流与海岸线常常构成地理表达的骨架，居民地、道路等也可以作为参照系。在非量测制图条件下，河流因其源流、脉络和沿线聚落关系，往往成为表现地形地貌和组织空间的重要方式。对此，中国水利博物馆的张裕童博士提出质疑，认为河流具有移动性，如果将其作为地理坐标，其可靠性仍值得讨论。杨雨蕾认为，孙靖国开展的海图量度工作很有启发性，并提出是否可以从中国式数学的角度出发，回到中国科学史的语境中重新理解相关问题。著有《“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一书的成一农回应，传统时代的地图很大程度上是工匠作品，中国古人对于“准确”的理解未必等同于现代测绘意义上的精确；关于河流定位，也应注意其知识积累和层累形成的过程。

再次是地图的用处、读者与市场问题。成一农讨论了地图的使用场景、读者群体和市场需求，指出东南地区对地图具有一定市场需求。由此也引出文本与地图之间的关系，以及古人的地理知识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的问题。这些讨论说明，地图史研究不能只关注图像本身，还应追问地图被谁制作、谁购买、谁阅读、如何使用，以及它与文字文本、地方社会和知识市场之间的关系。

本次会议吸引了众多师生和学者参加。除正式参会人员外，还有来自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上海大学、浙江测绘与地理信息科技博物馆、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中国水利博物馆、浙江水利电力学院、嘉兴南湖实验学校等十余家单位的观众。会议现场讨论充分，交流气氛热烈，显示出“江河湖海：水域舆图研究方法”这一主题具有较强的学术吸引力和问题延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