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展预告丨入蜀——历史上的梁州与益州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白的千古名句，写尽巴蜀山川雄险。虽有群山天险阻隔，蜀地却从未与世隔绝。千百年来，司马错拓土开道、李冰治水兴邦，刘邦据蜀图强、刘备建都立业；中原板荡之际，唐玄宗、唐僖宗避乱入蜀，杜甫栖居草堂吟咏诗章，再加上历代移民接踵而至。一代代行者踏越艰险，不仅打通了四通八达的蜀道，更开辟出文明交融、文脉相传的通途。

吴文化博物馆“新九州”系列展览第五回——“入蜀——历史上的梁州与益州”即将启幕。该展由吴文化博物馆携手四川博物院等5家博物馆主办，并得到城固县张骞纪念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等11家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展览以“入蜀”为线索，汇集220余件（套）珍贵文物，以“天堑初开·文明汇流”“天府定鼎·文脉绵延”“山河新声·家国同心”三大篇章，系统梳理巴蜀的历史地理变迁与人文叙事，讲述一段关乎梁州和益州，关乎山河，也关乎每一个人的“入蜀”故事。

第一部分

天堑初开·文明汇流

巴蜀之地，群山合围，江河穿行，水路与陆道在此纵横交织，造就了此地“闭而不塞”的独特格局。早在史前时期，就有江汉先民溯江西上，关中族群越岭南下，在此孕育出大溪、宝墩等史前文化。随后，三星堆、金沙见证的古蜀神权文明，展现出巴蜀与中原、荆楚乃至域外文化的跨区域互动。早期入蜀者们穿山越水，将先进技艺与多元文化带入巴蜀。突破地理桎梏、拥抱多元文明的基因，自此深深融入巴蜀的文明血脉，点亮了西南大地最初的文明星火。

陶宽沿平底尊

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

成都博物馆藏

成都新津宝墩古城出土。泥质灰胎黑皮陶。器身通体饰细线纹，口沿下一周横向细线纹，腹部饰多组竖向细线纹，下腹部近底部一周横向细线纹，其下又饰多组竖向细线纹。

玉璋

时代：晚商至西周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出土。玉质。璋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礼器之一，与璧、琮、圭、璜、琥并列为“六器”，专用于祭祀天地四方。古蜀文明的玉璋多属于牙璋，即射部有凹陷的形态，应是中原地区传入的类型。

双头蜈蚣纹铜戈

时代：商

城固县张骞纪念馆藏

汉中市城固县五郎镇五郎村出土。锋锐利，长方形内，内上有一圆穿，内端下角做成一小缺口形尖齿，援上缘向下弧弯，锋在内援平行中线以下，援两面饰同样的双头蜈蚣纹。体厚重而精致，地方性特征明显。

凤柱斝

时代：商

城固县张骞纪念馆藏

城固县桔园镇小北村出土。三合范，底部范线清晰。口沿直立一尾部相对的凤鸟，其中一只头部有残，且两只纹饰不完全相同，凤鸟通体起棱脊，花纹满布凤鸟身。器物纹饰分上下两段，均以夔龙纹组成的兽面纹为主，每组兽面纹上下部饰一周连珠纹。

镂空虎纹钺

时代：商

城固县张骞纪念馆 藏

汉中市城固县五郎镇五郎村出土。铜钺整体呈斧形，器身中部饰一双面凸起三棱形圆圈，圆圈内铸一透雕虎纹，身体卷曲、张口卷尾、呈奔跑状，是典型的巴人崇虎图腾。

兽面纹铜戈

时代：战国

四川博物院藏

新都马家木椁墓出土。援呈三角形，有脊两面饰兽面纹，并有族徽符号。近栏处有二条形穿。内有四条平行线和一橄榄形穿，后部饰方形图案一组，末端作双弧形。纹饰别致，铸工精湛。

立牛铜杯

时代：战国

云南省博物馆藏

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豆形盖，盖上有一圆雕立牛。出土时位于尊的附近，可能是酒杯。《大戴祀记·曾子事父母》：“执觞、觚、杯、豆而不醉。”《礼记·玉藻》：“母殁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从表现饮乐场面的图像来看，此类铜杯为当时专供古滇王族饮酒的器具。

巴蜀符号铜印

时代：战国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出土于成都青白江区五里村墓地，战国时期。圆形印台，桥形钮，印面由花朵纹、星形纹等多种常见巴蜀符号组成非对称式图案。

第二部分

天府定鼎・文脉绵延

秦汉一统，巴蜀正式纳入华夏版图，昔日西南边郡逐步成长为华夏文明的核心腹地，入蜀的意义也悄然蜕变，成为王朝经略、文脉传播与民族交融的生动载体。其间虽历经蜀汉、成汉、前后蜀等数次短暂割据，巴蜀地方政权却始终承袭中原典章制度，地域文脉与华夏主脉一脉相承，尽显“割据而不离心，偏安而守文脉”的家国认同。络绎不绝的入蜀之士，将中原文脉、关中匠艺、江南风雅播撒在巴山蜀水之间，让巴蜀文化在传承中吐故纳新、风华日盛。

《石门》摩崖

时代：东汉

汉中市博物馆藏

《石门》碑，原竖于石门北口外，东汉永平四年（61年）刻。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

时代：东汉

汉中市博物馆藏

《鄐君开通褒斜道》，简称《大开通》，人称“陕南第一古石”，东汉永平九年（公元66年）刻于褒斜道石门南270米处，记载了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六年下诏令，汉中太守鄐君受诏承修褒斜道开凿石门隧洞的经过。

《石门颂》摩崖

时代：东汉

汉中市博物馆藏

《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又称《石门颂》，和略阳的《西狭颂》、甘肃成县《郙阁颂》号称我国汉代摩崖“三颂”，其汉隶被誉为“汉人极作”。文字记叙四川武阳人杨君，名涣，字孟文，多次奏请废子午道，复褒斜道，至延光四年（125年），朝廷允许，褒斜道得以恢复。到建和二年（148年）汉中太守王升，刻石颂赞杨涣。作者王升在这碑文中介绍的穿越秦岭巴山的诸条道路的情况，是研究汉中古代交通重要的实物资料。《石门颂》古拙飘逸的鲜明个性，对后来书法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大型工具书《辞海》，1936年编成出版的封面“辞海”二字，就选自于《石门颂》。

《石门铭》摩崖

时代：北魏

汉中市博物馆藏

《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摩崖，即北魏《石门铭》，此铭在魏碑中地位极高，被誉为“不食人间烟火”之仙品，北魏著名的摩崖石刻之一。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太原典签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记叙西晋东迁，南北朝对峙，汉中属南朝，褒斜道废弃不用，石门闭塞。至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年），梁、秦二州刺史羊祉，奏请修复褒斜道，永平二年（509年）竣工。

《山河堰落成记》摩崖

时代：南宋

汉中市博物馆藏

《山河堰落成记》摩崖。又名《重修山河堰碑》，形巨体大，该地摩崖石刻中最大的一块碑刻，记述了南宋年间水患严重，冲坏了山河堰，官民共同修筑的历史，并将使用的料、工、钱和主持修筑的情况记录的非常清楚。

铁铧

时代：汉

安康博物馆藏

汉代在农业生产方面有着显著的发展，铁制农具得到广泛的使用和推广，铁铧是当时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之一。在汉代的农业生产中，铁铧被安装于犁上，由牛或人力牵引，耕地时能够深入土壤，将土地翻开、破碎，从而为农作物的种植创造良好的条件。

陶水塘

时代：东汉

成都博物馆藏

成都凤凰山汉墓出土。泥质灰陶，水塘中间有水堤，将其一分为二。水堤中部留有开口，原应有水闸。水塘中，荷叶卷曲舒展，旁有花苞、莲蓬等。

彩绘陶俑

时代：西汉

绵阳市博物馆藏

泥质灰陶。以黑漆髹发，额前中分，在颈部后回挽成髻,并让一缕头发自然垂下。内穿两层中衣（即内衣），外着红色交领右衽广袖深衣，袖长拢于腹前呈多褶状，微躬身，深衣至下摆处呈广口喇叭状曳地。

陶庖厨俑

时代：东汉

成都博物馆藏

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泥质灰陶。俑头、身分制套接而成。俑头梳扇形双发髻，髻上簪花，额上束巾，身穿荷叶襦裙，左手提鸡、鱼，右手捧叶，叶内包食物，残留涂朱痕迹。

杂技盘舞画像砖

时代：东汉

成都博物馆藏

画像砖的砖面有三人，分别为杂技、跳丸、盘舞伎人。左侧女伎头梳双髻，正在表演“反弓”。中间一人为倡优形象，正在表演跳丸。右边女伎为舞者，双手执拂起舞，脚下置鼓、盘，舞者左脚上提，跳跃于鼓面。

陶吹哨俑

时代：成汉

成都博物馆藏

成都市东郊万年场出土。陶俑具有典型的成汉风格，制作较为精细，一般戴帽，双手持物。成都桓侯巷发现的成汉墓最为著名，墓中出土有带“玉衡二年”铭文的纪年砖、青瓷器、金器、钱币及大量造型独特的陶俑等。

佛头像

时代：南朝-梁

四川博物院藏

成都市万佛寺遗址出土。万佛寺之得名是因寺内有一万尊菩萨，故称为万佛寺，是我国佛教史上的隆盛道场之一。万佛寺遗址自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出土以来，先后四次出土了大批石刻造像，约二百余件。其中，有两次出土的造像大多为四川博物院收藏，内容有佛像、菩萨像、造像碑、造像龛、伎乐像及各种建筑构件。其出土的南朝梁（420年-589年）造像刻有明确的纪年，是研究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王叔子造释迦像

时代：南朝梁天监十年(511年)

成都博物馆藏

成都商业街出土。此像为一佛四菩萨组合，主尊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秀骨清像，内着僧衹支，束带下垂，衣摆左右张开，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于腹前掌心向外握起，赤足立于覆瓣莲台上。左右两侧二胁侍菩萨，头戴花蔓高冠，身披帛，上着杉，下着长裙，赤足立于仰莲瓣台上。菩萨外侧各有一菩萨，均手持拂尘搭于肩后，赤足立于仰莲瓣台上。莲台下有地神，用肩托起莲台。背光为莲瓣形，雕刻图案分为两组，内侧为有说法图，外侧为两组伎乐飞天。

滑框型一勾多宗提花织机模型（仿制件）

成都博物馆藏

织机模型原件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老官山汉墓，共四部，均为竹木制成，结构复杂精巧，保存十分完整，一些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模型所展示的机械原理有连杆型和滑框型两种，均采用同样的移动齿梁选综结构，即用一个旋转踏板提升滑框或连杆，提综机结构却有不同。滑框型织机利用滑框提升多片纹综，连杆型织机则用连杆提升多片纹综。通过结构分析，两种织机各有特点，滑框型织机模型纹综19片，连杆型织机模型只有12片，因此可以推断出在传力效率上连杆型优于滑框型，但从工艺性能的角度来说滑框型应该更佳。

荔枝纹金带具

时代：南宋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南宋荔枝纹金带具一组16件，1986年出土于南川县医院基建工地发现的南宋绍兴二十五年石室墓。金带具采用锤揲、掐丝、焊接等古代金银器的常用制作工艺制成，制作工艺精良、纹饰精美，且保存完整，十分珍贵。纹饰主要有折枝花卉、回纹以及荔枝纹等，其中尤以方銙、椭圆形銙和挞尾上的荔枝图案最为精致。

银盘

时代：宋

绵阳市博物馆藏

四川省绵阳市黄家巷窖藏出土。口沿压印二方连续四瓣花纹，间衬以圆圈纹。盘内底部线刻盛开的花纹，花、叶筋脉清晰，纹饰精美。

“丙子年”款三彩陶仓

时代：唐

汉中市博物馆藏

唐三彩是唐代铅釉陶器的总称，主要出土于唐墓，它的特点是在烧制的过程中由铅釉的流动变化形成错综复杂、斑斓的陶瓷色彩，主要以黄、绿、褐三种釉色为主，故称之为唐三彩。

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结构，后人对于他们的认识主要依靠古籍和古画,而唐三彩中的建筑模型却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充分体现了大唐鼎盛时期建筑的宏伟。

灰釉省油灯

时代：唐

四川博物院藏

省油灯是增加了夹层，使用时，将冷水从腹部的小孔注入夹层，灯盏上盛放灯油（也有说水和油的位置互换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但事实上，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省油的效果，只是使用习惯的区别），利用夹层中的冷水降低油温，减少灯油挥发，从而达到省油目的。

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莲瓣纹芒口带盖瓷杯

时代：南宋

遂宁市博物馆藏

瓷，轮制，外壁腹部饰双层刻划莲瓣纹，近圈足饰一层刻划莲瓣纹，莲瓣纹清瘦秀丽，具有典型的南宋特征。

第三部分

山河新声・家国同心

明清以来，巴蜀在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中，完成了文明形态的进一步转型。大规模移民入蜀，既推动了地域社会的重构，也进一步夯实了这片土地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文明底色。到了近现代，山河动荡之时，巴蜀挺身而出，以战略后方的担当，扛起了文脉守护与工业奠基的重任，地域命运自此与国家前途紧紧相连。入蜀是相逢，出川是奔赴，每一次启程都是一次向前而行的精神跋涉。

灵官铜造像

时代：明

汉中市博物馆藏

造像为铜鎏金质地立式造像，立身于六边形台座之上，为王灵官典型道教造像制式。神像双臂于胸前交握，呈护法镇煞站姿，体态雄健挺拔，衣袂、飘带线条遒劲灵动。

藏族释迦牟尼佛铜像

时代：明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铜胎鎏金，佛像跏趺坐莲台，右手触地印、左手禅定印。螺发细密，面相方圆，耳垂修长，面部鎏金磨损露铜。偏袒右肩袈裟，衣褶写实，衣缘錾刻卷草、回纹。双层仰莲底座，莲瓣饱满肥厚，台沿饰联珠纹。

金刚持唐卡

时代：民国

四川博物院藏

中央主尊为金刚持，身蓝色，双手当胸交叉持金刚杵与金刚铃，结跏趺坐于莲台上。画面上中绘释迦佛，两角绘阿底峡和宗喀巴大师。围绕主尊绘二圣六庄严。画面下中绘六臂大黑天。

镶嵌螺钿椭圆大盘

时代：民国

云南省博物馆 藏

通体大红酸枝老料制器，呈椭圆形，制器严谨，表层所髹漆质佳，盘面以螺钿镶嵌装饰卷草花卉纹，分布规整，繁丽井然；螺钿五光十色，斑斓夺目，寓意吉祥幸福，生意盎然。

张大千临北魏乘象入胎图轴

长74.9厘米

宽53.6厘米

时代：民国

四川博物院藏

描绘的是“乘象入胎”的佛传故事。佛经说释迦牟尼在出生之前，是住在天国兜率宫的一位善慧菩萨，其决定投生人间成佛度化众生，于是选择净饭王夫妇作为父母。净饭王和王后摩耶夫人已经结婚多年，却一直无子。一天，摩耶夫人在睡觉时，梦见一位菩萨乘着一头白色大象，从空中而来，从其右肋进入了腹部。

张大千《杨雄读书图》

长151.6厘米

宽72厘米

时代：民国

四川博物院藏

纸本，墨笔画杨雄伏案读书，后一小童侍立，案旁一梧桐。左上题七绝一首：“杨雄投阁动微尘，庚信江南白发新。何必文章惊海内，稍怜林壑念闲身。”，款署：“壬午秋日写并题，张大千爰”。下钤白文“张爰之印”、朱文“大千”印。壬午—1942年。

结 语

千百年来，各方人士踏险入蜀，带来各地礼乐技艺与人文风骨，让巴蜀逐步发展为天府重地、国之屏障。每逢时局动荡，蜀地始终国运所系、根基永固，如今蜀地烟火悠然，这份从容安逸，正是历经岁月沉浮沉淀出的底气。

山川无言，古道新颜。昔日天堑早已化作通途，诚邀各位观众走进展厅，循着前人足迹探寻梁州、益州的千年变迁，在江南与巴蜀的文脉对望中，感受独有的人文魅力与精神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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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时间：2026.06.16~2026.10.18

展览地点：吴文化博物馆一楼第二特展厅

统筹：吴文化博物馆

技术支持：苏州多棱镜网络科技

原标题：《特展预告丨入蜀——历史上的梁州与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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