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巴黎圣母院修复在当下是否会引发“非黑即白”大辩论

巴黎圣母院前不久的大火令世界痛惜，大火过后，修复问题被广泛关注，有专家认为崩塌的尖塔是1860年由建筑修复师欧仁·埃马纽埃尔·维奥莱-勒-杜克设计加建的，属于19世纪“风格性修复”之结果，“风格性修复”曾被拉斯金抨击，并在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中被根本否定。因此尖塔倒塌后是否值得被恢复建造，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那么，今天的欧洲，还会像19世纪时那样，就历史建筑的修复，展开“非黑即白”的原则性大辩论吗？在欧洲人对遗产及其保护的理解更趋多元的当下，巴黎圣母院将如何修复？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承诺的“让它‘比原来更美’”会是何种模样？

当地时间4月15日傍晚6点半燃起的大火，吞噬掉了法国“头号”历史建筑巴黎圣母院几乎全部的木质结构。这座始建于850余年前的哥特风格教堂，有着石质的外立面和内部穹顶，但是在穹顶以上、屋面以下的部分，这些隐藏在人们视线之外的纯功能性结构，则是由橡木架筑而成。这些构件硕大，密集地排布在黑暗的屋顶下，像是一个封闭的“火柴盒”。

烈焰中，圣母院交叉甬道上方的尖塔折断、坍塌，这一悲情的时刻引得众多巴黎人在街头下跪祈祷，甚至失声痛哭。这座尖塔平日里被教堂正立面的钟楼遮挡，只有在河对岸欣赏圣母院的侧影时才可以看到它的存在。通过媒体的拍摄转播，尖塔摧折的影像引起全球观者内心巨大的震动，戏剧性地成为了圣母院浴火涅槃的象征，印刻在挥之不去的公共记忆里。

“风格性修复”的概念，曾被维奥莱-勒-杜克定义为将一座建筑按照理想的历史风格，恢复到过去任何时候可能都不曾存在过的完整状态。其时，这一理念曾被英国作家、神学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强烈抨击，因为他认为建筑的首要目的是取悦上帝，而自然力的破坏更是代表上帝之力量的“崇高美”（sublimity），是人类无法也不应该通过修复手段而逆转的。拉斯金的理念最终引导出了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这个概念，而风格性修复则在1964年发布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中被根本否定。今天的欧洲，还会像19世纪时那样，就历史建筑的修复，展开“非黑即白”的原则性大辩论吗？根据数年来的旅欧学习心得，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

欧洲遗产修复的多元实践

首先，纵览欧洲的现代遗产修复实践，即便是在1964年《威尼斯宪章》颁布之后，仍然是百家争鸣，理念上并未全然向宪章统一。可以说修复巴黎圣母院有可能产生争论的一切选项，都已经被实施过、辩论过。

修复火毁的屋顶和尖塔首先需要回答的选项，肯定是要恢复，还是保持其废墟的状态？如果选择恢复，那么是要复建原样，还是创建新态？如果选择原样，该采用原材料、原工艺，还是更具耐火性的现代材料和简便快捷的现代施工？如果选择新态，是要让创建物更具历史性，还是现代性？

在欧洲，历史建筑损毁后被当作废墟保护的案例，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比比皆是。二战中被炸毁的德国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在1957年胜出的重建方案中原计划清除废墟，由于民众强烈反对，残断的塔楼得以部分保留并融进现代主义的设计中。更接近当下的例子，要数英国格拉斯哥艺术学院（Glasgow School of Art）。这座建于19世纪末的建筑是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作，2014年失火，在耗资甚巨的修复工程即将验收之际，因施工管理不善，于2018年6月15日再次焚毁。两次被火烧，残存的墙壁因坍塌危险不得不被拆除，重新修复所需的费用已成天文数字……这座历史建筑是否还具有恢复的意义，相关各界至今仍在讨论之中。

《威尼斯宪章》针对考古遗址的第15条指出：“……对任何复建都应事先予以制止，只允许归安，也就是说，把现存但已解体的部件重新组合。”这是否意味着，宪章颁布之后的欧洲，就没有复建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且这类工程在近期愈发流行。2008年7月，斥资500万欧元的法国凡尔赛宫（Versailles）皇家大门复建完工。这座大门原是凡尔赛宫的正门，建于17世纪，后毁于法国大革命。复建工程属于政府实施的“大凡尔赛”17年整修计划之一部分，经由法国国家遗产委员会论证通过，旨在再现路易十四（Louise XIV）时代的王宫盛况。新复建的大门及围墙全长80米，钢骨镀金，装点了顶级工匠打造的10万片镀金树叶，虽然复原依据并不完全充分，仍可看作是当代欧洲采用原材料原样复建古迹的新作。而在德国，目前仍在进行中的柏林城市宫（Berlinerschloss）复建工程曾引起长达20年的争论。这座普鲁士宫殿于二战时被毁，前东德政府将其视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而铲平，原址建立国际主义大厦“共和国宫”。两德统一后，“共和国宫”因意识形态而被拆除，复建的宫殿三面严格仿古，但内部则重新设计，用钢混结构容纳现代化的博物馆展场和演艺设施，是采用新材料原样复建的典型案例，预计将于2019年9月完工。

至于目的不在恢复原样的再建工程，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Reichstagsgebäude）改造当属著名案例。国会大厦的主体创建于19世纪末，1933年纳粹党在此窃取威权，二战中被苏联红军攻破，拱顶于1954年拆除。冷战后，重获统一的德国联邦议会决定迁回旧址。改造方案由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在历史建筑中安插全新的议会空间，同时妥协于政界压力再建拱顶，用玻璃和金属结构赋予其全新的外观，悬空的环形走廊让人可以俯瞰正在进行中的民主讨论。与彰显现代性相反，创建新态的再建也可以让建筑比损毁前更具历史性。1992年，始建于11世纪的英国温莎城堡（Winsdor Castle）失火，烧毁包括9间国家外交大厅在内的115间房间。城堡中举行国家宴会的圣乔治大厅（St George’s Hall）屋顶彻底被毁，由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主持的修复并未恢复其原貌，而是进行了仿古设计，按照14世纪的风格建造了托臂梁屋顶（hammber-beam roof），使其更具“古意”。

今天，欧洲人对遗产及其保护的理解更趋多元。在经历了19世纪的大辩论和上世纪60年代统一思想的尝试后，至少从实际操作上看，人们越来越不相信文物修复中存在宗教般“唯一真理”的可能。1994年发表的《奈良文件》指出，对于真实性的判断不应基于任何固定标准，而应将其置于创造该遗产的本土文化中考量。可见，无论是从理论创新还是实践探索的角度看，就圣母院修缮进行“大辩论”的空间都是十分有限的。

“伴习”，仍具活态传统技艺的工匠行会体系

这次在大火中崩塌的巴黎圣母院尖塔，虽为维奥莱-勒-杜克所设计，但他并未采用自己在其他项目中常用的铸铁结构，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建造行会的加入。基于对圣母院之特殊性的认识，以及行会建造能力的了解，他特别设计了一个加高加大的纯木质尖塔，以期与建筑的整体气质相符，并由当时行会最优秀的匠师们依照“古法”施工完成。维奥莱-勒-杜克本人不仅熟稔哥特风格的设计原则，同时也对结构工程着迷。1860年，尖塔刚刚竣工就接受了罕见风暴的考验，作为当时巴黎最高建筑的它丝毫未损，堪称结构设计与传统施工的杰作。

建造尖塔的行会体系至今犹存，叫做“Compagnonnage”，可译为“伴习”（由匠师伴随的学习），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15世纪。“伴习”实际上是一个包含“环法”游学（Tour de France）、入行仪式、课内传授、行规学习、技术实习等步骤的传统技艺传授体系，其中的游学环节耗时最长，学徒需要在5到9年之内辗转于不同的匠师学习各地的乡土技艺，其间吃住都要在特定的会馆，由专职女管家打理生活。只有在完成所有环节并亲自制作一件“杰作”之后，学徒才可以正式获得匠师的头衔。手工业行会在法国的完整保存是独一无二的，于2010年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由于仍具备活态的传统技艺和工匠行会体系，法国也是西欧国家中特别善于采用原材料、原工艺修缮、乃至复建历史建筑的国家。正在进行中的贵德隆城堡（Château de Guédelon）建造计划，堪称是世界最大的实验考古学项目。从1997年破土平整地基开始，建造工程不仅按照12、13世纪的城堡设计范式开展，而且力求在每一个细节严格采用中世纪的技术与材料，甚至连工人服饰都认真还原。除此以外，各个行会还广泛参与文物古迹的修缮。小到未达登录级别的历史建筑，大到世界遗产地的修缮，都可以见到传统匠师的身影。比如建于17世纪的贝桑松堡垒（Citadelle de Besançon），在200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地，其历史建筑的木构屋顶复原修缮，就是由行会主导的。

2005年，由我国古建维修领域的数位专家联合署名的《关于中国特色的文物古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的共识（曲阜宣言）》发表，其中的基本精神，尤其是按照“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进行修复的“四原原则”，与法国传统建造行会主导的维修理念不谋而合。讽刺的是，与法国的盛行相反，《曲阜宣言》至今仍未获得中国官方的认可，因与国内理解的所谓“西方理念”不符，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由此可见，信息不对等而产生的误解，也许才是中国专家质疑圣母院复建的根本原因。

对风格性修复的主流价值认同，从“解修复”到申遗成功

虽然在19世纪的争鸣中，拉斯金所宣扬的“保护”（conservation）派最终胜出，但是这并未带来风格性修复的彻底终结。

对维奥莱-勒-杜克的辩论曾在1979年到达顶峰。这一年，位于法国图卢兹的圣塞宁巴西利卡（Basilique Saint-Sernin de Toulouse）大教堂遭到“解修复”（de-restoration），维奥莱-勒-杜克19世纪修复时的改动被去除，以还原其罗马风（Romanesque）的外貌；与此同时，在首都巴黎，却有四个大型展览纪念维奥莱-勒-杜克逝世100周年，同期发表的众多学术论文奠定了法国此后对其认识的基调，正面的评价已成共识——维奥莱-勒-杜克是19世纪的优秀建筑师、最具影响力的修复师、乃至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1997年，卡尔卡松历史城墙要塞（Ville fortifiée historique de Carcassonne）申遗成功。在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经历的情况下，法国人采纳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给出的建议，不再囿于《威尼斯宪章》的制约而回避维奥莱-勒-杜克曾实施风格性修复的事实，而是相反，将风格性修复本身视为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之一。最终，ICOMOS在评估文本中明确阐明，维奥莱-勒-杜克是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影响下“最伟大”的建筑师-修复师，而其所领导的这场运动，虽然旨在通过修复而让历史建筑“更浪漫”“更历史”，却早在1989年已被ICOMOS及世界遗产委员会视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至此，维奥莱-勒-杜克的风格性修复彻底完成“遗产化”。从1979年被铲除，到1997年申遗成功，巨大的转变代表了风格性修复的历史价值已在欧洲成为共识。

回到巴黎圣母院本身，虽然维奥莱-勒-杜克的修复在19世纪时确曾饱受争议，但是当一切都已成为历史，法国人更多地是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座优雅的建筑。正像是同样遭受过严厉抨击的19-20世纪巴黎旧城改造，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也曾对巴黎中世纪的珍贵历史街区进行大刀阔斧的拆除。然而时至今日，巴黎被公认为世界最美丽、浪漫的城市之一，奥斯曼的改造也早已作为历史城市景观而申遗成功。同时期被改造的圣母院，正是“巴黎塞纳河畔”这项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评估中根本没有出现维奥莱-勒-杜克的名字，而是被当作中世纪建筑的杰作、以及哥特风格兴起的代表。这就把对风格性修复的价值认知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不单单是对其历史意义的理解，而更多地是回到理念本身进行评判，换句话说，即对维奥莱-勒-杜克的设计结果——而不是思想——进行赞美。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自2008年起得到改造、再建的山西大同城墙，在一百年后，作为“传统城市景观杰作”的组成部分而入列世界遗产名录。

如何修复圣母院？

在大火之后的第二天，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就在电视机前承诺，法国将重建圣母院，并让它“比原来更美”。而接下来展开的国际设计竞赛也提出设问：新的修复是否应该对人们今天所面临的“技术与挑战”有所反映。这就是说，保存圣母院火毁后的废墟状态这个选项，已经第一时间被法国政界排除；且在剩下的可能性中，利用新材料原样复建、和添加具有现代性的新态构筑物更有可能会符合竞赛的预期。然而，这仅仅是法国政界的声音，它也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法国国内近期仍未平息的社会动荡，正像前文所列举的德国柏林城市宫和国会大厦案例一样，政治投机的属性不言自明。

与马克龙几乎同时，法国各大传统建造行会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接受国家媒体的采访，坚定地认为圣母院应该用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复建。从法国考古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Archéologie）刚刚发出的特别通讯来看，这个观点也得到了遗产与学术界的一致赞同，因为维奥莱-勒-杜克的调查和设计图纸保存完备，尤其是倒塌的尖塔；再加上法国传统匠师体系的强大建造能力；以及当前西欧对风格性修复的普遍正面认知——原样复建可以说是最为可行、合理的选择。更何况，圣母院作为“巴黎塞纳河畔”这一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有的外观已经具有超越本体之外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保存完整的巴黎城天际线来说，原样复建圣母院的屋顶，就像填补油画上一个微小但具有重要图像意义的破洞，无可厚非。

诚然，这种推论也不能排除在保持原样的情况下，通过引入新材料而使屋顶和尖塔更具耐火性的可能。早在1980年代，比利时人就把布鲁塞尔圣弥厄尔和圣古都勒主座教堂（Cathédrale Saints-Michel-et-Gudule de Bruxelles）的木构屋顶改造，用钢混的横梁替换掉糟朽的木梁，并且在屋顶内砌筑隔墙，以使其不至于在失火后全部烧毁。从这一点看，巴黎圣母院几乎就是反面教材。

五到十年之后，无论法国人最终呈现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圣母院，它都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惊诧。就像雷峰塔之于鲁迅、圣母院之于雨果一样，历史建筑无论是幸存还是倒掉，它带给我们的，始终应该是超脱于物质存在以外的情感共鸣。只有呵护好我们接收、感知这种“价值联结”的能力，保护文化遗产才可能具有任何丝毫的意义。对于巴黎街道上那些下跪祈祷的民众来说，来自拉斯金、勒-杜克、乃至马克龙的任何说教都注定苍白无力，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浴火的信仰与濒临灭亡的美。

反观自身，中华民族从来不曾欠缺形而上思考的能力，尤其是在艺术与建筑的领域。如何认识、保存我们与本国遗产之间的独特“价值联结”，而不是用别人过时的理论来“削足适履”，阻断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价值感知的能力……这，也许才是此番思辨最有意义的拷问。巴黎圣母院的火毁，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洞察法国、乃至欧洲人与自己的遗产实现“价值联结”的机会。而对现代修缮实践和价值认同的梳理，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孕育了《威尼斯宪章》的欧洲，并没有羁绊自己的脚步而成为“铁板一块”，在探索符合国情的保护与修缮之路上，我们还需更加勇敢、自信。

（作者系比利时鲁汶大学/雷蒙·勒迈尔国际保护中心 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