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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水权争夺调查
“There it is, take it.”1913年,洛杉矶引水渠通水仪式上,总工程师说出这句话。
这句话后来被翻译成“让水流向那里”。它听起来像是一种指令,一种轻描淡写的许可:水在那里,我们取用它!
如果把这句话放回语言本身来看,“引水渠”(aqueduct)这个词由 aqua(水)与 ducere(引导)构成。它似乎只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把水从这里带到那里。但在洛杉矶,这个词很难保持中性。它更像是一种结构的入口:当水被“引导”,一整套政治、经济与知识系统也随之展开。
水被从欧文斯谷引走,穿越两百多英里的沙漠,进入城市。在那里,它不再只是水,而成为增长、房地产、农业灌溉与人口扩张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在它离开的地方,留下的不是空白,而是一种缓慢发生的干涸。

一座城市的诞生
洛杉矶之所以成为洛杉矶,并不是因为它“在那里”,而是因为水被从别处引来,使这里成为可能。如果把视线从电影移开,转向地理,你会发现这片土地原本并不适合承载一个巨大的都市。
洛杉矶处在一个典型的半干旱区域:年降水量有限且不稳定,降雨集中在冬季,夏季则漫长而干燥。区域内缺乏稳定的大型河流系统,洛杉矶河(Los Angeles River)在历史上更接近一条间歇性河道,在这样的水文条件下,这座城市的水资源仅能维持低密度定居与小规模农业,根本无法支撑后来出现的千万级城市规模。

然而,洛杉矶的缺水,并没有阻止城市的扩张。恰恰相反,它让城市学会了向外观看。这种观看并非风景式的,而是一种“计算”。远处的山谷、河流、积雪与湖泊,开始被纳入城市的想象之中。它们不再只是自身所在之地的一部分,而被重新理解为洛杉矶尚未抵达的基础设施。城市的身体因此被拉长了:它的胃口在南方,它的血管伸向北方,它的水源则被安置在一个更远、更安静、也更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欧文斯谷正是在这样的视线中出现的。


但它并不是一片空白的地理容器,也不是一座天然等待征用的水库。
在引水渠到来之前,水在那里早已有自己的路径:内华达山脉的积雪融化,汇入溪流,进入欧文斯河,在封闭的盆地中形成湖泊,再通过蒸发与地下渗流返回循环。这个系统内部有自己的节奏,也支撑着原住民、农业社区、动植物与土地之间长期形成的关系。

引水渠改变的,首先并不是水的位置,而是水的身份。水从一种地方性的关系,变成了城市增长的原料。它被测量、记录、命名、计算,最后被引走。于是问题才真正出现:当水成为洛杉矶的水之后,欧文斯谷还剩下什么?

在更早的时间里,这片区域并未完全进入现代国家的版图。西班牙的传教路线沿着海岸展开,避开了这些内陆山谷。这里曾经存在的是另一种关系结构。像Paiute 这样的原住民群体,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他们并不把水当作一种可以被抽离的资源,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持续参与的过程:水随季节变化而移动,捕鱼、采集与灌溉围绕这种变化展开。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并不是“原始”的状态,而是一种稳定而复杂的生态知识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水不是被占有的对象,而是一种关系——人与土地之间反复生成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并没有延续下去。
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向西扩张,这片土地被纳入新的制度之中。矿产资源、农业机会与人口迁移,使这里迅速被卷入更大的经济网络。最初进入的人是矿工,随后是定居者,他们带来了一种不同的逻辑:土地可以被划分,水可以被占有。

这种转变并不是缓慢发生的。为了建立新的秩序,原有的生活方式被系统性拆解。军事力量进入,冲突发生,原住民的食物来源被破坏,生态链被切断。饥荒不仅是后果,也成为一种工具,使抵抗逐渐失效。这一过程后来很少被详细讲述,但它构成了此后一切“发展”的基础。
命名、测量与工程学奇迹
探险者与测绘者进入山谷,将河流、湖泊、山脉一一地标记在地图上。像 John C. Frémont 这样的名字,逐渐与“发现”联系在一起。但所谓“发现”,往往意味着另一种遮蔽:这些地方被描述为未知,是因为原有的知识被排除在外。
命名并不是中性的行为。当一个地方被命名,它就被纳入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之中,也被转化为可以被描述、被计算、被利用的对象。地图看似客观,却在不断决定什么可以被看见,什么被忽略。这种知识生产,与权力并不是分离的。
进入二十世纪,这种重写达到了一个新的尺度:洛杉矶引水渠的建设。这个项目从1908年启动,1913年完工。它通常被叙述为一项工程奇迹:一条长达233英里的水道,从欧文斯河出发,穿过内华达山脉东麓、莫哈韦沙漠、峡谷与山地,最终抵达圣费尔南多谷。它的野心并不只是“修一条水渠”,而是让水在几乎不依赖泵站的情况下,凭借重力一路流向洛杉矶。正因如此,这项工程在当时被美国土木工程界视作现代城市供水系统的原型之一
为了制造足够的混凝土,洛杉矶甚至在莫哈韦附近建立了一个名为 Monolith 的水泥生产点。石灰石、黏土和凝灰岩被开采、研磨、烧制,再通过铁路和畜力运往施工现场。
平均约1600头骡子参与工程运输,重型钢管有时需要由数十头骡子组成的队伍拖行。新式 Caterpillar 拖拉机也曾被投入使用,但沙漠中的砂砾很快磨损机器,最终许多运输仍回到更慢、更可靠的骡队身上。有意思的是,所谓现代工程,并不是单纯由机器完成的,它仍然依赖动物、体力劳动、临时营地和一整套前现代的耐受力。

在洛杉矶引水渠(Los Angeles Aqueduct)建设期间,一支由52头骡子组成的运输队穿越沙漠,拖运钢制管道的各个部件。引水渠工程于1907年9月20日正式开工。
因此,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洛杉矶引水渠并不是“自然战胜技术”或“技术征服自然”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种技术的“政治装置”:一方面它动员了测量、材料科学、隧道工程、压力计算与劳动管理;另一方面,也把一个地方的水文系统转译成另一个城市的增长条件。

这条引水渠不是一条单纯的线,而是一组连续的工程构件:无衬砌渠道、混凝土明渠、封闭式混凝土导管、隧道、倒虹吸管、水库和电力系统。


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记录,第一条洛杉矶引水渠包括5座蓄水水库、142条隧道、约52英里的隧道总长、12英里的钢制倒虹吸管、37英里的混凝土衬砌明渠,以及97英里的封闭导管。它不是一条“河”的替代物,而是一条被拆分、计算、拼接之后重新组装出来的人造河流。
工程学的语言说的是坡度、流量、管径和压力;政治经济的语言说的则是土地、水权、债券、房地产和城市边界。两种语言在引水渠中重叠,彼此遮蔽,又彼此支持。
但不可置否,它确实是一项卓越的工程,也确实是一种掠夺性的基础设施。它的卓越并不能抵消它的暴力;相反,正是因为它如此卓越,暴力才得以持续、稳定,并被包装成现代城市的诞生故事。
洛杉矶通过购买土地与水权,逐步掌控了欧文斯谷的水资源。这些行为在法律上成立,但在信息与权力不对等的条件下进行。当地居民后来意识到问题时,水已经不再只在河道中流动。它已经流进了合同、债券、测绘图、城市规划和混凝土结构里。要让它回头,便不只是打开一扇闸门,而是要面对一整套已经成形的城市机器。
加利福尼亚水战争
冲突终于在1920年代爆发。
1924年,欧文斯河干涸,当地居民占领闸门,炸毁部分水渠,让水回流。夜晚的爆破行动持续了一段时间,像一种断断续续的抵抗。但这种抵抗最终未能改变结构。

《洛杉矶观察家报》(Los Angeles Examiner)1906年8月29日报道的针对穆赫兰(Mulholland)的威胁》
与此同时,摄影师记录下被废弃的农场与田地。这些影像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留下的表面:干裂的土地、失去水源的作物、逐渐消失的生活方式。
1928年,St. Francis Dam 溃坝。水以另一种方式回到地面,形成一堵高速移动的水墙,摧毁了沿途的城镇与农田。灾难的原因部分来自工程决策本身——一项为了“安全”而进行的加高,使结构变得不稳定。
水被控制的尝试,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失败。更长期的后果,则发生在看似平静的时间里。湖泊开始干涸,尤其是欧文斯湖。湖床裸露,盐碱沉积,风将这些细小颗粒卷起,形成尘暴。地下水被过度抽取,土地沉降,植被死亡。这些变化不是突发的灾难,而是一种持续发生的状态。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副作用,而是系统运作的结果。
今天的欧文斯谷,看起来已经是另一个地方。旅游宣传中,它是安静的山谷、干净的空气、远处的雪山与开阔的公路。冲突被淡化,基础设施隐退到背景之中。但当你在山坡上行走,偶尔会遇到被铁丝网围住的区域,水渠、闸门、管道隐藏其间。它们并不显眼,却持续运作。水仍然沿着既定的路径流动,流向那座城市。



这个故事很容易被讲述为过去。但它并没有结束。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修复”。
当水被重新分配,整个系统已经被改变:生态、经济、知识与记忆都被重组。即使水被部分带回,也很难回到原来的状态。更复杂的是,“修复”本身也可能成为另一种管理方式。它看似在纠正错误,却未必改变结构。
如果回到最初的那句话——“让水流向那里。”它不再只是一个工程师的发言,而像是一种持续发生的行为。水被引导,路径被决定,空间被重新组织。
于是问题变得更具体,也更难回答:
是谁,在决定水流向哪里?










原标题:《洛杉矶水权争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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