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钢琴家的三年记 | 写作大赛作品展示

文｜阴牧云

（一）

钢琴家许斐平。图片来源：网络

1968年的记忆里，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已经很长时间都处在放任自流的状态中了。这所学院在建立时按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做法同时设立有附小、附中和大学三部，实行从小到大的“一条龙”式音乐教育。但从1966年“文革”开始，从附小到大学部，音乐学院约有十年没有招生，这也造成差不多十年的音乐教育断层。那时社会上弹钢琴的人很少，没任何地方还招收音乐生，也没学生报考。学院各部的老师都住在校园里，每天吃好饭就搞运动、开批斗会，不时还要去乡下搞运动，而学生们这时要么在大串联、要么无所事事，课早就没法上了。

当时上海音乐学院中最受人瞩目的学生公认是高中部里弹钢琴的许斐平。他生于鼓浪屿的牧师之家，五岁开始弹琴，读小学时已经闻名于厦门地区，多次登台演出并引起轰动。那时中国最顶级的两所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都到厦门招生，一直在想办法招收许斐平以便从小培养。中央音乐学院之前已招走许斐平的两个哥哥，院方多次通过两个哥哥带信，希望许家人同意许斐平到天津读书（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尚未搬至北京）。上海音乐学院来招生的则是钢琴诗人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在听过许斐平弹琴后，他连续数日从早到晚待在许家以说服其家人。许家人心中十分犹豫，毕竟那时许斐平年纪太小，父母不放心他一人远行。李先生把情况通报到上海后，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当即拍板说如果许斐平肯来读书，可以连他的妈妈也一并请到上海来陪读一年。于是李先生再次登门劝说许家人，并督促他们立刻买车票北上，就此为中国南北两所音乐学院的这场抢人大战一锤定音。

许斐平和妈妈到达上海音乐学院时是1959年的夏末，院长贺绿汀本人亲自到校门口去迎接他们，之后更直接把大学部钢琴系的主任范继森安排了来教许斐平。范先生认为许斐平是他一生教学中见过的最具天赋的学生，从此连自己的儿子也顾不上教琴，只一心顾着这个学生了。

许斐平刚进上音附小时就在上海的电台录播了节目，还在1960年第一届“上海之春”上担任钢琴独奏。就是从这时起，上海的市民年年都能在这项大型的文艺活动中听到他的琴声。

60年代初，每回周总理和陈毅市长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接见外宾时都会派车到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直接把许斐平从课堂上带走去为外宾演出。在接待来访的苏联艺术代表团时，他在台上一弹毕，苏联艺术代表团的团长、也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院长便以手指他对众人说：“这就是你们中国的加加林！” 美国作家斯诺到中国时带来众多洋记者，他们蜂拥而入上音附小，拍摄下许斐平弹奏莫扎特的一段影像资料。后来比利时的伊丽莎白王后到上海访问时也听了许斐平的演奏，她大为赞赏，当即握住这个孩子的手说：“将来你一定能在以我名字命名的钢琴比赛上得奖。”——上海音乐学院是当时中国对外交流的一个形象窗口，而在所有的节目中，许斐平的钢琴独奏永远是最出彩的部分。

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后在音乐会后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学生许斐平握手。图片来源：《许斐平纪念文集》

那时中国南北音乐界人人都知道上海有一个叫许斐平的钢琴天才，连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中的大学生也弹不过他。到1962年小学毕业时，许斐平在上海音乐厅举行毕业演出，李斯特的再传弟子、上音教授杨嘉仁担任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协奏，其演出规格及水平之高轰动上海滩。

三年困难时期里的上海音乐学院总能见一只羊被人牵着走来走去。那时养羊简直就是奢侈，因为连人也吃不饱。这只羊是学校专门为许斐平一人而养，因为他个子小、身体不好，而且练琴一天达八个小时，体力付出太大，所以校方再困难也要保证他能喝到这杯奶。有时同学到许斐平宿舍玩，他也会请同学喝奶，但没一个人肯喝。同学都认为许斐平长大后将代表国家去参加世界上有名的钢琴大赛，他一定会为国争光，他们真诚地觉得只有他才配喝那杯奶。于是许斐平便从杯中取出一勺奶，以水稀释并浇入窗台上的花盆中，以一种艺术的方式与其他生命进行分享。

许斐平聪明文静、性格又好，琴弹得出神入画，所以全校学生无不仰慕他，同学们甚至会偷偷站在他的琴房外听他弹琴。学音乐的人本来就经过千挑万选，学生们总不免有些得意，每回进音乐学院前在门口马路上总是尽量慢走，好让行人都知道自己是学音乐的。许斐平从到校第一天起即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行为态度却反倒比一般学音乐的人更为低调，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和略显内向的孩子，但只要一坐在钢琴面前，许斐平整个人便立时焕然一新、目光湛然，不管台下是谁，不管是他自己一个人弹还是有上千观众在场，于他而言并无二致——他只是为了音乐、只是为了弹琴，仅此足矣。他的师妹洪育慧每次在校园中碰到他，十次有九次是不打招呼的，因为觉得他正处在某种音乐的氛围之中。每次从校园中走过，人人都知道这是许斐平，但很少有人会去打扰他，他那沉静与超然的气质与周围那个正在逐渐沸腾起来的时代完全不搭调。

少年时代的许斐平就这样心无旁骛地沉浸在音乐之中，荣誉环绕，也习惯了被众人关注。他的人生道路看似已被安排得妥当有序，但这一切好景不长，从1963年起，西方古典音乐逐渐被排斥并很快被完全否定，当时提倡艺术要上山下乡、要到工农兵中去，钢琴因被列在“革命乐器”之外而尽数被锁起来任其霉烂腐坏。之后一两年内情势急转直下，到1966年时许斐平竟已完全无琴可弹。1966年后学院里更是人心惶惶，有激进的学生甚至宣称要把钢琴抬到教学楼楼顶，然后从上面推下来摔碎！在周围世界越来越高亢的革命口号声中，那个对音乐有着超凡理解力的弹琴的少年，他的命运正逐渐沉入黑暗之中。

许斐平出身不好、性格内向，从来只专注于音乐本身而不问政治，作为典型的“白专”而在革命年代中显得格格不入。他的很多同学那时已经心灰意冷到不再练琴了，但许斐平做不到。因为无法弹琴，他在精神上陷入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而深知他的同学们也对他的境况非常同情。那时学校中的钢琴已经全部被锁了起来，一位叫谢天吉的同学便冒险和许斐平一道撬开琴房的窗子，好让他爬窗进去碰一碰钢琴。房间中光线很差，霉味刺鼻，许斐平摸到一架琴并用刀片把贴在琴上的封条揭开，当他小心翼翼地弹起琴时，周围阴暗的世界好像也随之亮了起来。这时谢天吉正站在外面帮许斐平望风，当远远看到有人来时，他便按之前约定大声唱起“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以提醒许斐平停下来——这些痴迷于音乐的年轻人就这样用神圣的语录歌来保护自己的犯罪行为。

时间回到1968年。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内一片混乱，到处是闲人走来走去、无所适从，做什么事倒也没人管了。像其他同学一样，许斐平也搬到琴房里去住，他把宿舍里的床板拆下来，下面垫两个凳子放到琴房里就是一张床。这段时间里，只要从外面搞到抄家流出来的谱子，晚上无人时许斐平便用毯子把钢琴盖起来，按谱子轻轻地在琴上练习。琴房后来全部被学生们占据了，在世界的一片混乱中，这些音乐学院附中的高中生们反而想弹什么就弹什么，拿到什么谱子就弹什么谱子，没拿到谱子就手抄了弹，他们手抄过《西班牙狂想曲》整本、抄过斯特里拉宾的《前奏曲》，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自己在学琴。图书馆早就不开了，许斐平和大家一样都无书可读，也无唱片可听。有时不知是谁从抄家材料中搞来一些书和唱片，同学间就偷偷在地下流转，无论是书还是唱片，流转的速度都非常快。这些年轻人把门锁紧，把窗帘拉上，用毯子裹着唱机来听音乐，他们相互借书和唱片、互相倾听和谈话——这段压抑而痛苦的经历永远不会被他们忘记，它在每个人生命里都留下烙印，也将在许斐平未来的音乐中留下印记。

到这一年的年中，工宣队进驻到上海音乐学院领导“复课闹革命”，这以后校园中稍微恢复了一点秩序，大家开始每天学毛选、搞批判，剩下的时间练琴。这时许斐平也能比较公开地练琴了，那段时间里弹练习曲没问题，因为没有思想性，仅为练习手指的灵敏度或是弓指技术。乐曲则不一样，其中有思想性、艺术性，这就得当心一点。学大提琴的同学也开始拉肖斯塔科维奇，因为肖斯塔科维奇是苏修，拉的人胆子就要小些，而敢拉德沃夏克的人明显就要多好些。许斐平的先生范继森已在运动最混乱时期中离世，而学院中现有的老师也没人敢公开再教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许斐平只能选择自己完成对自己的音乐教育。同学们记得他成天都在练琴，记得他总是坐在钢琴边上。那时他已经多年没有上台表演了，但他的琴声仍吸引了外面经过的学生驻足倾听——同学们很欣慰地听到许斐平又在公开地弹琴，那仿佛是一个象征，代表了周围世界某种细微和渐进的变化，仿佛预示着他们这些人的生活在经过耐心的等待后也能慢慢恢复某种常态。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六八届全体同学，许斐平为最后一排最左一位。供图：朱贤杰

图书馆这时突然也开门了，许斐平和他的同学全都跑去借唱片。与许斐平同班的周松山是学双簧管的，他马上去借了一张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唱片《天方夜谭》来听。柯萨科夫是海军出身，没有专门进过音乐学院，但他用音乐所描绘出来的大海真是无与伦比，曲中的开放音阶和开放式和弦一下子就打开了作品的宽度。这张唱片周松山转借了好几个人，每个人都喜欢听。就这样，唱片重新被学生们拿起，在拭去灰尘后轻轻地放在唱机之上——几秒钟咝咝的声音与屏息静听之后，那不可思议的、神圣和永恒的音乐之声又响了起来，在图书馆那冰冷和遍结蛛网的建筑顶端回响和激荡。

在1968年夏天最热的那几天中，音乐学院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响起了钢琴与京剧唱腔的声音——钢琴伴唱《红灯记》面世了。这是附中学生第一次听到用钢琴来为现代京剧伴奏，最开始的印象是觉得奇怪，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许斐平也尝试着弹这个曲子，但他以前接触的都是古典音乐且对京戏完全陌生，故而弹起来颇觉隔膜古怪。

那段时间里学校的一切都由工宣队、军宣队说了算，各系教授被轮流叫到学校礼堂，按着学生们提供的资料，比如某人是吹小号的，据说能吹出奶油音色，那你就给大家吹你说的奶油音色，诸如此类。教授们站在台上，下面坐着工宣队、军宣队的人，男低音温可峥唱完后台下一时无人说话，周围似有余音缭练，片刻后人们集体鼓起掌来。还有一次上面指定周小燕唱歌：“你不是东方夜莺嘛，那你就唱个夜莺来听听。”当周小燕刚唱出几句时，仿佛神圣的号令发出，眼见得音乐学院大礼堂（现为贺绿汀音乐厅）外面的学生们像潮水一般哗地往礼堂方向跑来。

就在这压抑已久的1968年中，各种音乐的声音不可扼制地又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响起来，而这里所有学习音乐的年轻人都开始有点明白了：你可以打倒一个艺术家，然而艺术就是高于眼前这黯淡时刻的。他们自进入这所学院起内心就已深植的“艺术至上”观念在各人内心经历一番轮回后仿佛变得更加坚不可破。许斐平那时早已尽失少年时代的风光，但人人都知道他没有变，当这个爱琴如命的少年在上音校园中走过时，学生和老师们仍向他投以景仰的目光，若是有时看见他练琴了都会硬闯进他的琴房，非要他给大家弹上一曲。

毕业季随后到来，许斐平的高中生活在数年混乱之后即将结束——但上海音乐学院实际上已有数年没有任何学生能正常毕业及分配。许斐平是68届的，他上面66届中很多学钢琴的人都被分配到钢琴厂和手风琴厂去做工人了，67届的学生则还在校园中晃荡，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延时毕业”是“文革”中的常态，没毕业时学生一直在校内搞运动，到能毕业时会有全国各地的文艺院团来要人，名额有几个就走掉几个、哪里需要就上哪里，而且这些人全都没有工资，包括进样板团的人在内。当时所谓的“不了了之”、“各奔东西”，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这样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情况下，即使是全校公认的第一号音乐天才许斐平也是前途未卜。他非常担心自己像66届的学生一样被分配去修配钢琴，那还不如回家乡鼓浪屿务农算了。话是这么说，可许斐平这个人不练琴就活不下去，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只要尚存一线希望，他就绝不会远离音乐学院、绝不会远离钢琴。

上海音乐学院好几届毕业生就这样拥堵在校园之中，没有去处、没有收入，仿佛悬于天地之间，而且他们很快就要连校园也待不下去了。1968年12月21日时一段“最高指示”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传达了这个指示，全国城乡按照那时的惯例举行了大游行进行庆祝。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文章，也传达了“最高指示”。长达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开始了。

（三）

许斐平和他的同学们一直晃荡到1969年年中时才总算接到关于毕业的明确指示，让他们和上面67届的学生一道去上海市文化局去报到。从这个时间点起，这两届学生就算正式参加工作并可以领工资了。

学校的工宣队一开始打算让这批学生进上海人造板材厂，直接成为厂里的文艺骨干，因为当时工宣队的头儿就是这家厂子的负责人。但文化局不同意，当权的造反派领导原是交响乐团出身，知道学校早已经关门，上音附中67和68这两届学生若再不招进文化系统，那以后就更加无人可用了。于是上音附中两届共七十二个学生全部被分进文化局，按中专技校毕业标准每月拿三十四元钱工资，属国家编制。但他们只是在名义上成了文化局的职工，这之后马上就被派到农村去劳动——虽不是正式插队，但也算响应了当时插队的号召。

当许斐平和他的同学到达上海郊县奉贤的江海人民公社时正好是这一年中最热的7月份，带队的工宣队员是老周、老叶和老倪。学生们赶上了稻子的“三抢”，每天早上4点钟出工，一直要做活到晚上7点钟。烈日当头，许斐平和他的同学们双脚泡在水稻田中弯腰插秧时就如同浸在热水中一般，他们头戴草帽、汗下如雨，身上是结满白斑汗渍的外套——这个场景虽然已过去五十年了，对亲历者来说仍如在目前。那时的农村比较落后，用水要到河里取、衣服也在河里洗，没有自来水。晚上点的是油灯，因为乡下根本没有电。平素那些女生都像娇小姐似的，现在也就这么忍着。所有人都被跳蚤咬得发疯，实在没办法了，男生就光着膀子把肥皂擦在身上，然后在太阳底下暴晒除蚤。

环境虽然艰苦，但许斐平仍然觉得有几分庆幸，因为学生们至少还自带了十架钢琴下乡，情况比起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还是要好些。当时上海郊县农村尚无陆路交通，学生们到达奉贤县城后再用平底船把这十架钢琴运到水乡，由当地公社社员帮忙抬到各处农家客堂的泥地上。因怕受潮，又在钢琴底下垫上几块砖瓦。

许斐平和他的同学们全部按几人一组分散进公社的各个小队，有的住进农民家，有的住在生产队牛棚旁放饲料的小屋里，吃饭也都在老乡家里。钢琴还要练，大部分人弹的都是革命乐曲，毕竟边上还有工宣队和军宣队。有时许斐平正弹着琴，门边忽地响起一声悠长的牛叫声，算了回应了他的琴声。

当《黄河钢琴协奏曲》传到乡下时，大家对殷承宗都很崇拜，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当天听了，记下乐谱后就都开始练习——《黄河》是当时的时髦，也是许斐平和同学们能听到和接触到的唯一，除此之外已再没什么新东西可弹了。

学生们也搞创作，自己写歌曲，许斐平有时候会对别人写的歌曲做些点评。同学中他音乐修养最高，有时会指出曲子创意不够，或是借鉴西方太过。一次有个同学在讨论中拿出了他的观点，被批评那人很不服气，且也不知道这批评的源头，于是大声说：“你说这是从别的曲子里面抄来的，那你讲讲看，到底是哪一个曲子？！”这同学讲不出来，一旁的许斐平也脸红到脖子。他当然知道，可又不愿得罪同学，本质上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最不乐意的就是与人起冲突。

他们每天都在劳动，上午时用双手把混和着泥和草的牛粪扯开来放到田地中，这是劳动，也是思想的改造。等农忙过后得到一点空闲时，每天下午许斐平都把双手仔细洗净了去弹琴，他的手指还留着一股河泥与牛粪的气味，琴声则引来了在田埂上玩耍的农家小孩。务农的年轻钢琴家、置放在泥地上的钢琴、工人阶级和革命的音乐、孩子好奇的眼神以及乡民对不务正业者鄙视的情绪……这些古怪不协的元素被挤压进同一时空，构成了一幕超现实的图景。

许斐平和另外七个同学住一间屋子，还包括郭龙吟、朱贤杰、樊养龙和范燮增等，许斐平和郭龙吟睡上下铺。他们屋内有一架琴，任何人只要想弹，随时可以弹，而其他人就在边上吃饭、睡觉，对琴声充耳不闻，该干什么照干。后来琴很快被他们弹坏了，同学王千一来修了几次，但因为缺少工具和材料，那架琴最后还是没法弹了。

没有了琴，空闲时大家就坐在一起默默抽烟。许斐平抽烟是朱贤杰带会的，那是1966年的9月20日。那天北京的红卫兵杀到上海音乐学院，与本院红卫兵一道手拎皮带守在校门口，所有进出人员都需自报成分。许斐平、朱贤杰及郭龙吟三个“黑五类”被困在学校中无处可去，便躲进了学校九号楼的阁楼。不知是谁身上有一包飞马牌香烟，朱贤杰带头抽，又把烟传给许斐平和郭龙吟，他们就在黑暗中沉默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熬过了那个晚上。到乡下后朱贤杰烟瘾又发，他不仅自己抽，还把同屋一帮子同学全教会了。许斐平也抽烟，反正无事可做。

搞音乐的人都知道，一日不练自己知，两日不练行家知，若是三日四日不练琴，那就连台下的观众也要全部知道了。可许斐平又有什么办法呢——像这样白白流走的时间，对他来说前前后后竟有十年，而那是学音乐的人生命中最宝贵的学习与成长的十年。钢琴离许斐平越来越远，他的手正在做着钢琴家所不擅长的事。有次收山芋时许斐平的手指被刀划破了——那可是一个钢琴家的手指啊，而那时是没有保险的。工宣队的师傅说是因为许斐平的手指太嫩，没有老茧才会破。

在奉贤的劳动很辛苦，搞音乐的人肩膀上都没什么肉，可还要挑着担子在田埂上走。有时没力气了想停一会儿，生产队长却说不行，说你停一下那半斤稻谷要掉在地上的，非让他们一口气挑过去。学生们每天都要劳动很长时间，一日三餐只有粗米饭。最要命是得长时间地待在水田里，许斐平的手疼得厉害。

到秋天时农村里没什么事儿了，学生们弄了很多柴棍和稻草，堆起来做了个沙发，然后靠在上面翻看不知从哪儿偷来的高尔基的书，像《母亲》《我的大学》，一边看书，一边摘几个果子吃吃——年轻人的乐观精神拯救了他们，有时恍然间会觉得自己身在世外桃源。但他们劳动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血吸虫病的疫区（甲级流行地），有些女生去池塘里洗衣服，不知怎么就染了病，结果下乡的72位同学中竟有18人得了血吸虫病。学生大面积染病后，上面有些震动，便把分散与农民“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的形式变成学生们集中居住、也集中在公社的同一个食堂吃饭。

发生血吸虫事件时正是1969年的国庆前夕，上海方面正在筹备建国20周年的文艺演出。这时许斐平突然接到了上面的一个通知，让他立即返回上海，原来是要调他参演钢琴弦乐五重奏《海港》——但这背后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央乐团的殷承宗想把许斐平调到北京去弹《黄河钢琴协奏曲》。

由于刚到农村时大家是分散居住，同学之间联系较少，所以直到为了在奉贤南桥大礼堂进行的演出而集体排练时，大家才从工宣队老周处知道了许斐平的最新消息，说他已确定被上调中央乐团，马上要到北京去了。这其实也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情，在当时上海的年轻一代钢琴家中又有谁能超过许斐平呢。至于他后面，根本就没有人了嘛。

（四）

血吸虫疫情之后，乡下明显是待不住了，上面最终决定把上音附中的这批学生抽调上来，但调上来又不能真的分配，觉得一分配便会对其他地方“一片红”的插队形势造成冲击。到1970年初时，上音附中67、68届的同学全体回到上海待命，他们被暂时安排在巨鹿路667号的作家协会，十架钢琴也跟着放到了那里——这时作家协会里的作家们都早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全国上下正在搞“一打三反”的运动，音乐学院的学生们白天在作协里学文件，回家就继续面壁。

这时许斐平也还未及动身赴京，他常到作协去探望同学，有一天和谢天吉一道在作协门口遇到了巴金。巴金的脸庞又黑又红，样子和普通的劳动人民毫无二致，只是他眼睛里尽是忧郁，神情似俄罗斯小说里描写的知识分子。许斐平和谢天吉不敢再看，低着头赶紧走开了，不忍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落到这个地步。

临别前郭龙吟、朱贤杰和许斐平一起吃了顿饭，他们三个人先是无目的地在南京路上闲逛了一个下午，然后又跑到万象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许斐平离开前对朋友说以后会找机会带走他们——然而所有人心里都知道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对于学钢琴的人来说，前路仍极为逼仄，每个人的内心都在煎熬中。

在作协混了几个月后，许斐平的同学又全部被分到文化系统的五七干校，仍是待在奉贤——当时有个词叫“托管”，讲的就是他们这种情况。干校里没地方摆钢琴，琴全部放在大食堂的泥地上，众人练琴时一片喧闹，如同置身于嘈杂的厂房。

干校里有好多文化名人。袁雪芬每天都要睡午觉，但又没地方去，只能睡在食堂条凳上，枕头就是两块砖。有一天要放电影《英雄儿女》了，巴金很激动，因为这是根据他的《团圆》改编的，那天他都没睡午觉，一直在院子里面走啊走。平时巴金总是等大家买得差不多了才来食堂，可那天晚饭时他难得地早来好晚上看电影。他平时吃饭最多买一块红烧肉，但那天他用四川话大声点菜说：“给我来一个韭菜，两块红烧肉！”

得过且过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流逝着，作家、剧作家、电影和戏曲演员、学音乐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等待着不知道会是什么的未来。他们学习、劳动、吃饭、聊天、散步，但他们实际上全部都失去了方向，好像被抛入一个离奇的、不可思议的时空。孙道临和人聊天时说起自己的女儿叫孙庆原。“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因为她出生时正好原子弹爆炸成功，所以叫庆原。”升腾的蘑菇云、欢庆与沸腾的人群，这个场景和聊天的人们眼前这个被抽空了活力、苍白又停滞的世界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一切都不像是真的，也不应当是真的。

五七干校中设有广播站，由各文艺院团轮流派员值班。当时只有公社一级有广播站，大队和生产队则是每家每户有一只广播喇叭。有一次轮到周松山和钢琴家刘诗昆的妹妹一起播音，结果他刚播报完就有个人进来跟他说：“你四声不准。”周松山一看是黄宗英。她说：“我来教你吧。四四十十……”也正是从这乡下人民公社的喇叭里，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第一次听到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件事会和这里很多人的命运联系起来，等到突然间样板戏采用西洋乐队伴奏之时，对于搞乐器的人来说，这就成了绝境中的一条出路。

韦福根是68届同学中第一个走掉的人，后来当上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在听了他弹奏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后想办法把他调至北京。然后许斐平成了班上第二个走掉的人，他去了中央乐团弹奏《黄河钢琴协奏曲》。再后来学小提琴的张立国也被调到了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剧组，这出戏被称作“样板戏中的样板戏”，组内是年轻人的天下。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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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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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