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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成都崖壁上的百年“主角”||李辉
成都崖壁上的百年“主角”
李 辉
“不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
——《主角》大结局
这句话戳中无数人,也恰好说中了一个晚清戏班老板的故事。他叫郑玉堂,从未登台唱过一句戏,却用一方石刻,扛起了一个戏班的兴衰与尊严。
光绪三年,他在成都蒲江飞仙阁的崖壁上,捐了一尊观音,刻下了“庆洪班本家四品花翎”的字样。有信仰,有生意,还有一点精明的算计。
一百多年后,他的石刻还在,他的锣鼓声没有散。
如果你是《主角》的剧粉,这篇文章会让你知道——梨园行的故事,从来不止在戏台上。

电视剧《主角》剧照 图片来源:“CCTV电视剧”微信公众号

蒲江石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飞仙阁摩崖造像区位于蒲江县朝阳湖镇二郎潭两岸山崖上。官方数据是:现存造像92龛777尊,唐代的64龛491尊,清代的11龛30尊。第72号龛就在这片崖壁里。它位于飞仙阁摩崖石刻群南侧崖壁的最东边,龛位小巧,若不刻意找寻,行至崖边很容易擦肩而过,如同藏在古迹深处的一段隐秘往事。

飞仙阁第72号龛 摄影:李辉
龛里有一尊观音像,高40.8厘米,肩宽13.4厘米,膝宽22.6厘米。这点尺寸什么概念?比两个手机摞起来高不了多少,搁在手心里都能捧住。但这尊观音的气场不小。她两腿自然岔开,悠闲地坐于荷叶台座上,左手托净瓶,右手搭在膝盖上,神态安详又随意。
佛家管这叫“游戏坐”——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怎么舒服怎么坐。像不像你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瘫?像不像开会时悄悄把腿翘起来?观音背后是莲瓣形背光,火焰纹环绕着,虽然是清代作品,但延续了唐代水月观音的韵味,又添了几分民间工匠的朴实——说白了,就是没有宫廷造像那么端着,但看着亲切。
真正有意思的,是龛右侧的题记。字迹虽然被一百多年的风雨啃得有点模糊,但仔细辨认,还能读出来:
“庆洪班本家四品花翎郑玉堂/发心建修/观音大士金身一尊,自雕刻知后祈/保家门清吉人眷平安二六时中/吉祥之兆矣/大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六月立”
“二六时中”是佛家用语,意思是全天十二个时辰,十二时辰就是二十四小时。郑老板求的是“全天候不间断保佑”,比现代人买保险还周到——保险还分意外险、医疗险、家财险,人家直接一个“二六时中”全包了。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那一年,华北正闹“丁丑奇荒”,赤地千里,饿殍载道。远在西南的蒲江虽未罹灾,但粮价浮动、人心惶然亦是常态。就在这样的年头,一个叫郑玉堂的戏班老板,给自己捐了一尊观音,顺便把戏班的名字和自己的头衔刻在了石头上。你说他是虔诚祈福也好,说他是打广告也罢——反正一百多年后,我们确实通过这块石头记住了他。

郑玉堂的身份,题记里说得明明白白:“庆洪班本家”。
什么叫“本家”?据清末《成都通览》解释,“出钱组织戏班者曰‘本家’”。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投资人、CEO、老板。艺人们负责唱念做打,郑老板负责出钱、运营、摆平各路关系——包括欠钱不还的豪绅、来搅场的地痞,还有衙门里时不时伸手的老爷们。
郑玉堂活跃的年头,正是川西戏班最红火的时候。晚清成都商业繁盛,各地会馆林立,每逢酬神、集会、庆寿,必邀戏班助兴。可园、悦来茶园等新式剧场相继开业,戏班从庙会野台唱进了固定剧场。舒颐班的昆曲、庆华班的高腔、太洪班的丝弦,各有所长,相互竞争。戏班多了,对“本家”的需求也大了。郑玉堂的庆洪班,就在这股浪潮里扎下了根。
那么庆洪班唱的是什么戏?自然是川剧。清初“湖广填四川”以后,各地移民带来的昆腔、高腔、皮黄、梆子,跟本地的薅秧调、灯戏这些小调混在一起,像一锅火锅底料,各种味道倒进去,熬着熬着就有了自己的香味。到清雍正年间,终于熬出了“五腔共和”的川剧。
雍正二年(1724年),一个叫“庆华班”的戏班在成都棉花街药师殿招徒授课,专唱高腔。这个班社前后存在了170年,直到光绪年间才散伙,培养的弟子遍布川西坝子。后来被川剧界尊为“戏圣”的邛崃人康子林(1870-1930),幼年时也曾在此学艺。他工文武小生,创立“三庆会”,首创“踢慧眼”等绝技,时人赞其“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被誉为“康圣人”。

民国时期,康子林(右)、周慕莲(中),合演川剧《断桥》 图片来源:成都市志川剧志
如果说康子林代表了川剧表演艺术的高峰,那蒲江人徐文耀(1916-2006)则是在剧本创作上撑起了一片天。这位出生于西来镇的剧作家,曾任成都市川剧团副团长、国家一级编剧,一生创作、改编剧目约150个,被誉为“川剧关汉卿”。他的《杜十娘》被搬上银幕,成为第一部川剧彩色艺术片;他的《窦娥冤》《投庄遇美》等经典,滋养了几代川剧名角。蒲江虽小,对川剧的贡献却很大——台下有热爱川剧的观众,台上有徐文耀这样的大家用笔墨撑起了舞台。

1983年7月20日,徐文耀(中)与蒲江龙腾(左)、邛崃胡德荣(右)合影于蓉城 供图:蒲江文博
回到蒲江这片土地——这里自古流行“幺妹灯”,一丑一旦,走村串户,插科打诨,被誉为“川剧活化石”,2023年还入选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专业戏班,在县城鹤山、寿安、中心、西来等乡镇,民间组织有川戏“玩友会”。演唱者不化妆,与鼓乐师围坐清唱,俗称“打围鼓”。说白了就是票友聚会,跟现在KTV包房里吼两嗓子一个道理。

蒲江幺妹灯是流传于蒲江及周边乡镇的一种民间灯戏,因表演中以“幺妹”(花旦)为主角而得名。其表演形式独特:一丑一旦,两人搭档,走村串户,插科打诨,唱词诙谐,动作滑稽,素有“川剧活化石”之称。幺妹灯融合了川剧五种声腔,保留了早期川剧的质朴形态,2023年入选四川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摄影:刘江友
1963年,蒲江县成立了川剧团。进入80年代后,群众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川剧观众人数越来越少。1983年,蒲江县川剧团撤销,前后存续二十年。至今,蒲江川剧爱好者协会仍然在开展活动,继承和发展川戏艺术。

1963年5月,经温江专员公署批准,地区文教局调新繁县川剧团28人到蒲江,并调蒲江县曲艺队5人,组建蒲江县川剧团。图为组建一年后首次出县演出合影留念(1964年五一节) 供图:王蜀皖

蒲江县川剧团“八金花”合影,1973年摄于双流。前排:左为刘玉琴,中为王蜀皖(时年31岁),右为张素琼;中排:左为陈继明,右为朱学华;后排:左为周昨珊,中为黎万芬,右为方德华 供图:张素琼
不过,郑玉堂的“庆洪班”在正经文献里找不到任何记载。《成都市志·川剧志》的编辑们看到这方题记,眼睛一亮,想把它收进戏班表,结果翻遍了资料也没找到别的证据,只好作罢。只在志书中保留了两张图片。一张是题记拓片;另一张是编辑人员在飞仙阁考察题记时的工作照。也就是说,郑玉堂和他的戏班,就靠这方石刻在历史上留了个名。

《成都市志·川剧志》编辑人员在蒲江县飞仙阁考察“庆洪班”碑记 图片来源:《成都市志·川剧志》
这倒也不奇怪。晚清四川戏班多如牛毛,能留下名字的凤毛麟角。既然成都地区的大戏班名录里查无此号,那就有理由猜测,“庆洪班”应当是个活跃在蒲江、邛崃、新津和周边眉山、雅安一带的地方戏班。
这个推断并非空想——乾隆年间的《蒲江县志》记载,当时县里二月初三文昌诞要“演戏庆祝”;五月十三单刀会“在城及乡镇俱演戏”;连送考生赴乡试的宴席上都要“梨园演魁”。演了一百多年,到郑玉堂这儿,庆洪班吃的还是这碗“节庆饭”。毕竟川剧历来有“跑码头”的传统,沿着水路和陆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转场演出。郑老板的生意经,大概就是这么一村一镇跑出来的。

清乾隆《蒲江县志》留下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每年乡试前,县衙要为考生举行送行宴,席间要“梨园演魁”——让戏班子演一出金榜题名的吉祥戏 摄影:李辉
事实上,光绪年间蒲江还有另一个戏班“兴堂班”,创办于公议场,曾到成都演出;民国时期又先后出现寿安镇的“瑞云班”和活跃于蒲江、眉山一带的“张俊文戏班”。可见,蒲江虽小,戏班生意却一直有人做。郑玉堂的庆洪班,不过是这片梨园沃土上的一个缩影。

题记里“四品花翎”四个字,尤其耐人寻味。我第一眼看到时,脑子里冒出来的念头是:一个戏班老板,怎么混上了四品官?后来一查,明白了——这玩意儿是买的。
先说说清代官员的帽子。他们头上的顶戴等级森严:一品红宝石、二品珊瑚、三品蓝宝石、四品青金石、五品水晶、六品砗磲、七品素金,八九品金顶无饰。花翎更是身份的象征——用孔雀羽毛做的,尾端那个像眼睛的圈叫“眼”,单眼、双眼、三眼,眼越多越牛。清初及乾嘉年间,花翎赏赐管控极严,非军功、藩部勋臣不得佩戴,地方督抚获赏亦属罕例。

清 红缨一品夏吉服冠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然而到了道光以后,朝廷财政吃紧,开始明码标价卖翎子。先是广东洋商伍崇曜、潘仕成捐了十几万两银子,朝廷特准赏戴花翎,开了捐翎的先例。咸丰九年(1859年),花翎明码标价:七千两一根。后来打折了,同治年间降到实银一千两,外加杂费六十多两。到光绪十五年,又减至七百两。

清 三眼花翎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需要注意的是,虚衔四品与花翎是分开纳捐的,四品衔另需捐银。郑玉堂两项一并捐纳,总计花费一千数百两白银。当时一个普通戏班艺人,一年挣几十两银子。郑老板一出手,就给自己买了个“四品待遇”——虽然只是个虚衔,不能真去当官、坐堂审案,但说出去好听。

图片来源:蒲江文博
你说他虚荣?或许有点。但一个走南闯北的戏班班主,跟官府、乡绅、地头蛇打交道,名片上多个“四品花翎”,确实能少受很多气。更何况,捐了衔还能替戏班规避一些苛捐杂税和徭役摊派——这是晚清生意人的“社交货币”,实在得很。花一千多两银子,买一个四品名头,换来的是地方上各路人物不敢轻易欺负你,这笔账划得来。
“你要承受多大的成就,就得承受多大的外界对你的看法。”郑玉堂买来的不只是一个头衔,还有伴随这个头衔的冷眼与非议。但他努力扛住了。

飞仙阁不是什么荒山野庙。它位于蒲江至雅州的古驿道旁,从唐代起就是香火胜地,商旅往来,香客络绎不绝。搁今天,这个位置相当于高速路服务区旁边的黄金广告位——人流量大,曝光率高。

飞仙阁摩崖造像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片来源:蒲江文博
选在这里捐观音像,郑老板显然是动过脑子的。我琢磨着,至少有三层算盘:
第一层,求菩萨保佑,是真心。戏班风里来雨里去,今天这个乡的庙会,明天那个镇的祠堂,后天说不定还要翻山越岭去另一个县。最怕的就是出事——有人受伤、戏箱被偷、路上遇土匪。求个“二六时中”全天候保佑,再正常不过。这就像你出门旅游前先去庙里烧柱香,又一份旅游意外险。郑老板两样都占了。
第二层,借宝地扬名,是生意。往来古驿道的人看见这尊观音,也就看见了“庆洪班”三个字和“四品花翎”四个字。那些需要请戏班的祠堂管事、庙会会首,心里自然有个印象:蒲江有个庆洪班,老板姓郑,还是有头衔的人。这比挨家挨户发帖子、托人递名片好使多了。搁今天,这叫“场景营销”。
第三层,攀上菩萨,是庇护。梨园行旧称“下九流”,社会地位不高。唱戏的在旧社会,跟剃头、修脚、吹鼓手差不多排在一档。一尊观音像刻在千年古迹上,等于给戏班镀了一层“佛光”。地痞流氓想来敲竹杠,多少得掂量掂量——这老板可是跟菩萨有关系的人。
信仰与生意,虔诚与精明,在郑老板这里毫不违和。他不过是做了任何一个精明商人都会做的事——把广告打得体面一点,再体面一点,最好还能让菩萨当形象代言人。

说完了郑老板的精明,再来说说他手下那帮人的日子。毕竟老板再精明,戏还得靠艺人唱。
今天的人一提起川剧,脑子里蹦出来的是变脸、吐火:一扭头换一张脸,一运气喷一条火舌,看得人目瞪口呆,手机拍个不停。

如今的川剧变脸 图片来源:宽窄之道
川剧这东西,说起来也确实很“四川”——热闹,泼辣,还有点小幽默。不过在郑玉堂那个年代,这些绝活还没那么“出圈”。据老艺人回忆,清末的变脸多用纸面具或灰粉,技巧远没有今天这么花哨。“啥都会变,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老派的川剧艺人更看重的是真功夫——就像今天的老艺术家不靠滤镜,全凭实力。

川剧经典脸谱 图片来源:《成都市志·川剧志》
川剧讲究“四功”:唱、念、做、打。
唱是嗓子亮、韵味足,观众的耳朵挑剔得很;
念是念白,字字清楚,像说话又不像说话,念得好的能把一段家常话说得观众掉眼泪;
做是身段表情,一个甩袖、一个眼神都有名堂,比现在某些演员的“面瘫演技”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打是武打,翻跟头、耍花枪,那是真本事,不是花架子,一不小心就真摔了。
一个角儿,四样里有两样拿得出手,就算不错了;台柱子往往是样样都行。

2012年,蒲江县川剧团老职工合影。距离1963年建团,恰好半个世纪。当年的“八金花”来了六个,她们和同台人青丝成雪,但戏还在心里 摄影:吴怀英
至于声腔,川剧有五种: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其中高腔最有意思——一人主唱,众人帮腔,“啊——”“呀——”地跟着和,像极了山歌对唱,又像戏台上下的呼应,热闹得很。你看的时候会忍不住跟着哼两声,虽然可能跑调。变脸和吐火那时候已经有了,不过更多是藏在戏里的“绝活”,妖精鬼怪出场时才亮出来,不像今天这样成了招牌动作,每场必演,演完必有掌声。
川剧的剧目多得数不清,老艺人有句话叫“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常演的像《柳荫记》(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不过川剧版的哭得更惨)、《白蛇传》(川剧版的白娘子特别能打)、《卓文君》(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故事,就发生离蒲江不远的邛崃)。郑老板的庆洪班跑码头,靠的就是这些戏码撑着。
说到戏班的组织,郑玉堂这个“本家”下面,分了好几路人马:
管对外接洽的叫“外管事”,相当于现在的市场部经理;
管内部纪律的叫“内管事”,类似人力资源兼保安队长;
敲锣打鼓的叫“场面”;
帮腔的叫“后台”;
管服装的叫“管箱”;
打杂的什么都干;
演员按行当分:生、旦、净、末、丑。
一个戏班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五六十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012年,蒲江县川剧团“八金花”之一的王蜀皖老师已经是年过古稀,但是一招一式,仍然是有板有眼。转眼至今,又是14年过去,85岁的她依然思维清晰,精神抖擞 摄影:吴怀英
戏班有了,演给谁看呢?旧时看川戏,分好几种路子。
最体面的是进戏园子买票,像成都的悦来茶园,名角挂牌时票价能到两块银元,够买两百斤大米。
最普遍的是泡茶馆,付一碗茶钱,戏白听,老板靠茶钱养戏班。
再一种是红白喜事,主人家出钱请戏班子来唱堂会,图个热闹排场。
还有庙会戏,乡绅会首们凑份子,请戏班在某位菩萨生日那天唱给众人看。
戏班的日子并不好过。常年奔波,今天在这个乡,明天去那个镇,风里来雨里去。演出报酬不稳定,碰上豪绅赖账,你得低三下四去讨;遇到地痞搅场,你得陪着笑脸送钱消灾。艺人们收入微薄,有首打油诗说得辛酸:
髫龄子弟数千千,埋没梨园太可怜。
酷暑严寒都受尽,万般辛苦几文钱。
读到这里,你就理解了为什么郑玉堂要在飞仙阁捐观音、刻字号、花钱买花翎。这不光是求菩萨保佑,也是给自己和戏班镀层金——有了“四品花翎”的名头,地方上的各色人等多少会给几分薄面。一个地痞想来收保护费,听说老板是“四品花翎”,心里也得嘀咕:这人是不是跟官府有关系?
那龛造像及题记,既是许愿石,也是护身符,还是广告牌。郑老板一石三鸟,算盘打得精。

今天再去飞仙阁,第72号龛的观音依旧含笑。金粉脱落,石面斑驳,但郑玉堂的名字一笔一划都还清楚。

图片来源:今日蒲江县城公园坝复刻郑玉堂题记。 摄影:李辉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孤独。唐代校尉、南宋高僧、明代知州、清代武进士——隔着千百年的陌生人,在同一面石头上留话。有人写功名,有人记山水,有人秀书法。郑玉堂的那句,夹在其中,不卑不亢,刚刚好。
一百多年后,这方石刻让庆洪班的梨园余音仍在。像一个晚清生意人穿越时空的留言:“我支撑一个戏班子,不容易。求菩萨保佑,顺便请大家记住我。”
石像无言,山风过耳。川剧的锣鼓并未真正停歇——戏圣康子林、剧作家徐文耀、蒲江川剧团的“八金花”、坚守幺妹灯的老艺人,一代又一代,把这方水土的戏文传了下来。郑玉堂求的是那个风雨年代的生计与平安;而让川剧活到今天的,是一百多年来从未断过的文脉与人心。
只要还有人唱,有人听,戏就不会散。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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