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世界杯沦为特朗普的马戏；当马丁·斯科塞斯拥抱AI

当世界杯沦为特朗普的马戏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日，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也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包括48支球队、104场比赛、16个主办城市。按照八年前那份名为“联合申办”的方案设计者的初衷，这应当是一场展示北美大陆团结与繁荣的盛大派对。但在开赛第一周，占据新闻头条的不是进球，不是黑马，甚至不是梅西和C罗的最后一舞，而是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美国与其中一个参赛国伊朗仍处于战争状态；国际足联（FIFA）选派的索马里裁判在迈阿密机场被扣留11小时后遣返；一名伊拉克球星在芝加哥奥黑尔被扣押了7个小时；多支球队的官员和工作人员被拒签；伊朗队被迫将训练基地设在墨西哥蒂华纳。2026年世界杯，正在成为一场前所未有地被政治人格所定义和劫持的赛事。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日，墨西哥墨西哥城，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的烟花表演。视觉中国 图

这届世界杯与唐纳德·特朗普的纠缠，从八年前联合申办时便已埋下了伏笔。根据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政治学家朱尔斯·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的研究，2017年联合申办方案敲定前后，人们私下里普遍认为，2026年世界杯开赛时，特朗普不会还在台上。这个假设完全落空了，赛事因此面临了一连串本可以避免的挑战。6月10日，《大西洋月刊》助理编辑拉斐拉·吉尼奇（Rafaela Jinich）在该刊评论《分裂的世界杯》（The Divided World Cup）中写道，特朗普“无视了长期存在的区域联盟关系”，包括关税战、吞并加拿大的威胁和南部边境的国家紧急状态，这一切都在赛事前夕密集上演。

八年前，当三个美洲邻国坐在一起敲定那份联合申办方案时，大概没人能想到赛事将以这样的方式开张。当时的愿望是北美一体化的美好图景，背后是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框架。但在本届赛事中途的7月1日，三国将重新谈判《美墨加协定》（USMCA），即特朗普去年12月威胁要彻底放弃的、连接三国经济的法律框架。如果该协定崩溃或被掏空，连接三个签署国的供应链、投资流动和劳工安排可能瓦解。如吉尼奇所写：“这届世界杯成了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一纽带已变得何等破碎。”曾经那幅团结的愿景如今已不合时宜，吉尼奇用一句话道出了世界杯之于美加墨的真实含义：一届检验北美分裂程度的世界杯。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种种颟顸行为，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的反应，不是回避，而是毫无保留地迎合。6月10日，《新共和》资深编辑亚历克斯·谢泼德（Alex Shephard）在该刊发表题为《2026年世界杯能从特朗普和因凡蒂诺手中被拯救出来吗？》（Can the 2026 World Cup Be Rescued From Trump and Infantino?）的评论，文章把因凡蒂诺形容为“仪式性自贬的大师”，像藤壶一样吸附在特朗普身上。因凡蒂诺出席了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戴着红色MAGA帽子在国事访问中频频露面，甚至亲手设立了荒唐的人造奖项“国际足联和平奖”并颁给了特朗普，而后者几个月前还在抱怨自己没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因凡蒂诺当然不在乎国家主权或人类苦难，”谢泼德写道，“他在乎的是他自己以及由此延伸出去的国际足联能从这届赛事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这个“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钱。据《新共和》报道，国际足联预计从本届赛事中榨取上百亿美元，包括创纪录的票价、动态定价系统、转售平台的双向抽成、数百美元的停车费，以及上下半场强制安排的“补水暂停”（恰好是广告时段）。因凡蒂诺需要数千万美元来讨好211个成员协会，这是他竞选连任的筹码。“对因凡蒂诺来说，世界杯是混乱不堪，还是争议四起，这并不重要。他只需要那台印钞机源源不断地涌出厚厚的绿票子。”讨好特朗普以确保这场敛财行动顺利进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代价。

因凡蒂诺向政治权力极尽谄媚的“黑历史”由来已久，然而特朗普在其中却是独特的。如驻柏林的体育与政治记者戴夫·布拉内克（Dave Braneck）在《雅各宾》杂志的书评文章《美国把世界杯带到了新低点》（America Brings the World Cup to a New Low）中所分析的：“特朗普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体育洗白变种：以欺诈和公开的金融腐败为核心，但对塑造正面媒体叙事完全不屑一顾。”卡塔尔花了大量金钱和精力来洗白其国际形象，这意味着他们要密切注意操控围绕其致命移民劳工问题的国际批评报道，并且竭尽全力确保到来的球迷拥有安全、顺畅的体验，从而扭转西方公众对这个国家真实面貌的看法。而美国呢？在世界杯即将到来之际，美国在海外的穷兵黩武和在国内的严酷镇压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朗普“似乎根本不在乎有没有外国访客来看比赛，更别说他们是否玩得开心了”。

布拉内克的文章其实是一篇书评，评的是朱尔斯·博伊科夫今年出版的新书《红牌：2026年世界杯、体育洗白与国际足联贪腐机器》（Red Card: The 2026 World Cup, Sportswashing, and the FIFA Greed Machine）。博伊科夫是体育政治领域的资深研究者，此前著有《权力游戏：奥运会的政治史》（Power Gam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Olympics）等作品。在这本新书中，他梳理了“体育洗白”从古罗马的“面包与马戏”、1930年代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体育狂欢节、1978年阿根廷军政府世界杯，直到卡塔尔和北美等现代版本的演变脉络。

博伊科夫指出，“在体育界，没有哪个领导人比因凡蒂诺更多地推动了全球向法西斯主义的转向”，这位本应坚守政治中立的国际足联主席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迅速将俄逐出赛事，却在一场种族灭绝正在进行之际任由以色列正常参赛。因凡蒂诺本人也深度介入了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及其极度虚伪的重建加沙承诺。在特朗普送给他的MAGA小帽下，他笑得合不拢嘴，还抽空代表国际足联承诺出资7500万美元建设足球基础设施，包括一座两万个座位的体育场——而这片废墟恰恰是特朗普首先帮助制造的。

不过，布拉内克也指出了该书的一个不足：博伊科夫断言“举办世界杯毫无疑问加速了特朗普治下缓慢滑向威权主义的过程”，但未能在特朗普的威权体制与举办世界杯的具体机制之间建立足够清晰的因果联系，毕竟，没有世界杯，特朗普的镇压手段也已足够严厉。

2026年6月10日，因世界杯被美国拒绝入境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回到摩加迪沙，他誓言要参加2030年下一届世界杯。视觉中国 图

最典型的案例是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Omar Abdulkadir Artan）。作为被选中执法本届比赛的裁判之一，这位东非最好的足球裁判本将成为第一位执法世界杯的索马里人。他抵达迈阿密后直接被边境官员扣押，被盘问了11个小时，然后被送上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边境官员将他和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Al Shabaab）联系在一起，但阿尔坦告诉《纽约时报》：“我有正确的文件和一切，我有正确的签证。”6月11日，驻华盛顿作家兼记者伊沙安·塔鲁尔（Ishaan Tharoor）在《纽约客》发表题为《世界杯能否超越特朗普？》（Can the World Cup Transcend Donald Trump?）的报道，文章写道，国际足联的回应是发表了一份满不在乎的声明，称自己“不参与主办国的移民程序”；因凡蒂诺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则告诉批评者“冷静”，还说道：“我们不是统治各国政府和警察力量的世界之王。”

这样的故事让此前的世界杯抵制运动显得相当讽刺。作为卡塔尔和俄罗斯世界杯最强硬的批评者，西方自由派媒体如今面对自己阵营的世界杯，语调变得微妙起来。前英格兰国脚伊恩·赖特（Ian Wright）发布了一段视频，指出西方舆论对特朗普治下的世界杯“表现出较少的道德愤怒”：“这就是东道主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赛事所做的行为吗？我同情那些对此渴望已久的美国足球球迷，他们该多么尴尬。”

那么，足球本身呢？足球能否超越这一切？

塔鲁尔在《纽约客》的结尾处写下了一个温暖的故事：四年前的卡塔尔，当摩洛哥爆冷击败西班牙后，他挤在一辆满载的多哈地铁车厢里，与摩洛哥人、埃及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巴勒斯坦人、美国人挤在一起，有不敢相信的泪水，也有为弱者豪勇而狂喜的笑声。“陌生人之间的那种团结是任何世界杯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即使美国总统也无法毁掉它。”谢泼德在《新共和》的结尾则更加直接：特朗普可以毁掉尼克斯队，可以毁掉白宫，可以毁掉美国，“但他真的无法对世界杯造成什么实质伤害。在这104场比赛中，将会有很多提醒我们：世界上有太多东西是金钱和权力所无法玷污、扭曲或腐蚀的。”

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乐观语调听起来越来越像一种自我安慰。毕竟，此前的世界杯主办国（南非、巴西、俄罗斯、卡塔尔）在赛事期间都有强大的动力将争议降到最低，因为它们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正面形象。特朗普不需要展示任何形象，他不是来交朋友的。如谢泼德所说，特朗普“甚至不需要刻意制造争议，他日常所做的每一件事本身就已经在让一切变得不可能”。赛事不过是一场“虚荣表演”（vanity show）。

这或许比一场糟糕的世界杯更让人感到不安。当你习惯了“体育洗白”这个分析框架（即政权利用体育来美化自身形象），你会发现最令人困扰的，不是那些试图洗白自己的国家，而是那个根本不觉得有必要洗白自己的国家。

当马丁·斯科塞斯拥抱AI

本月初，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公开为一家名为黑森林实验室（Black Forest Labs）的人工智能公司背书，引发了好莱坞乃至欧美电影界的一片哗然。在发布在黑森林实验室官网上的声明中，斯科塞斯热情称赞了AI的便捷性，并称自己与这家公司联手，是为了“突破创造力的界限，为观众创造更深刻、更丰富的体验”，并表示只有125年历史的电影是一种“年轻的媒介”，因此需要创作者对其抱有更加开放的态度。此前，这位国际知名的大导演就曾因其尖锐的言论引起过舆论风暴，例如他指责漫威宇宙的一系列影片都算不上“电影”，而只是在创造主题公园。如今，作为当下最为重要的电影艺术家之一，斯科塞斯公然为AI公司站台，从立场姿态，再到他的声明，无一不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被同行、观众以及媒体反复检视。

2026年6月5日，美国纽约，马丁·斯科塞斯出席翠贝卡电影节《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放映活动。视觉中国 图

如同斯科塞斯在声明中所述，他的不少作品其实都不排斥运用最新的数字拍摄技术，包括但不限于《雨果》中的3D特效场景，以及《爱尔兰人》这一个近年来更为著名的案例。后者在后期制作中，为了让年事已高的罗伯特·德尼罗能够演好一名中年黑帮分子，大胆地引入了减龄技术，让最终呈现在成片里的德尼罗一下子年轻了不少。不过，当时该片所采用的减龄技术确实在一方面让德尼罗回到了他的中年时期，但另一方面却只能在容貌上作文章，对于衰老带来的动作迟缓也无能为力。在《爱尔兰人》中，不少场景涉及德尼罗所扮演的角色的动作场面，包括一些上下楼梯的段落，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这些段落最终呈现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中年人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

但如今，斯科塞斯决定拥抱AI，因为这可以让他可以更清晰高效地与创作团队分享他的创作构思，包括与美术指导、艺术指导和摄影师合作。伴随着斯科塞斯和黑森林的合作公告一同发布的，还包括一段拍摄于斯科塞斯纽约办公室的视频，里面展示了斯科塞斯如何利用黑森林实验室的生成式AI模型来辅助绘制场景分镜。随后，斯科塞斯也分析了他在自己的名作《好家伙》一片中，利用斯坦尼康完成的一段跟随拍摄的长镜头。这个著名的段落不仅是典型的斯科塞斯式手笔，体现了他所成长那个与曼哈顿大相径庭的、“穷街陋巷”中的纽约，同时也已然是电影史上最为经典的长镜头场景之一。在这个场景中，镜头跟随雷·利奥塔饰演的角色穿过一座夜总会，而斯科塞斯清楚地指出了该场景中的每个细节是如何被精心安排设计完成的。而他的结论则是，一旦有了AI的辅助，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简单、快捷，也会减少剧组的疲劳。

随着这次合作浮出水面，斯科塞斯和黑森林实验室的关系也得到了各方关注。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宾·隆巴赫（Robin Rombach）就告诉《纽约时报》，称斯科塞斯与他们的合作“有力地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可行性”。2024年，隆巴赫共同参与创立了黑森林实验室公司，总部位于德国的弗赖堡。斯科塞斯的发言人表示，斯科塞斯是通过一家投资公司与该公司牵上线的，因为后者也是黑森林实验室的投资方之一；其联合创始人里克·约恩（Rick Yorn）则正是斯科塞斯的经纪人。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好莱坞业内顶级的新演艺经纪公司（CAA）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 Ovitz）也参与了此次合作，他同样投资了黑森林实验室；不过，截至目前黑森林实验室并没有明确回应斯科塞斯是否同样投资了该公司。

与斯科塞斯一样对AI抱有积极态度的好莱坞知名导演并不少。例如，《阿凡达》系列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就是Stability AI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正是该公司开发了文本转图像模型Stable Diffusion。另外，《指环王》系列的导演彼得·杰克逊上个月在戛纳电影节的大师班上也表示，他“不讨厌”AI，并将其视作“特效”；在彼得·杰克逊操刀的最新披头士乐队纪录片中，也不乏AI修复画质的痕迹。此外，达伦·阿罗诺夫斯基导演的工作室，就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一系列短片中重现了历史场面，而另一位名导史蒂文·索德伯格则利用AI技术在一部关于约翰·列侬的纪录片中设计并创造出相应的场景。在斯科塞斯的声明中，他也明确提到，自己将使用AI来实现自己分镜想法的视觉化，而这么做恰是如前文所说，是为了让自己的想法更好地为剧组其他成员所了解，从而更好地推进拍摄工作。斯科塞斯所提倡的AI能更加高效、便捷地赋能电影拍摄的想法，也呼应了他的老友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观点。斯皮尔伯格就在最近表示，AI可以通过执行诸如勘察场景之类的任务来帮助创作者“节省精力”，但也表示，AI应该只是“一个大型工具箱中的工具”，不应该对任何创意拥有“最终决定权”。

不过，反对AI的好莱坞知名创作者同样不在少数，例如“墨西哥三杰”之一的吉尔莫·德尔·托罗在去年十月接受《好莱坞报道》采访时被问及对AI渗透创意领域的看法，对此德尔·托罗表示，没有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而他宁愿死也不愿在电影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斯科塞斯发布和黑森林实验室合作的声明之后，对斯科塞斯的抨击显然来得更加猛烈。其中之一是来自曾被他贬损为主题公园而非电影的漫威电影的参与者——曾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黑豹》和《奇异博士》等漫威电影的美术部门工作的卡拉·奥尔蒂斯在X上写道：“他（斯科塞斯）把所有和他合作过的分镜艺术家都抛弃了，因为他用很可能是模仿这些分镜艺术家作品的模型摧毁了他们的生计。利用他的影响力和权力去做这种事，真是太令人作呕了。”动画导演塞缪尔·迪茨则表示：“我画一个镜头的分镜只需要几秒钟，完全没有理由需要用窃取数百万艺术家作品的人工智能来帮你画分镜，有点自尊心，尊重你的同行吧。”甚至也有同行质疑，斯科塞斯其实根本不关心AI是否真的能够用于辅助乃至优化电影拍摄流程，称他的声明纯粹是在利益驱使下作出的象征性姿态。

黑森林实验室（Black Forest Labs）

显然，包括斯科塞斯在内的支持AI的观点，和反对斯科塞斯的意见之间，正处在一种行业关怀的摇摆状态——前者认为AI能缓解漫长劳动带来的疲乏，后者则更关心整个行业那些未能被清楚看见的从业者们的权利和劳动价值。在斯科塞斯发文宣布和黑森林实验室的合作之后，美国艺术指导工会就发文抨击了这位电影大师。在声明中，艺术指导工会指责这位好莱坞最负盛名的导演“背弃了那些在他职业生涯中帮助他创作出最令人难忘作品的人们”。声明还指出，斯科塞斯推广生成式AI产品，实际上无视了艺术指导协会下的各个工种的代表成员们，包括艺术指导、平面设计师、插画师、制作设计师、布景师、置景师以及其他才华横溢的专业人士的付出。截至目前，斯科塞斯尚未就此事回复包括《综艺》在内的美国媒体的追问，或许他真的如一些批评者所说是“收钱办事”，又或许他在年事已高但壮心不已的情况下，发自内心地希望AI能够让他省时省力地将仍未实现的想法付诸实践。但这次争论或许也能更好地反映出当下不同创作环境对于AI与电影创作关系的多元想法。在一个更加尊重创作者（无论名气、咖位）、更加具有行业关怀意识的环境中，自然不会有鼓吹全盘接受AI的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