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勉人文思想节：阅读十九世纪文学对今天有什么意义

4月24日，第五届思勉人文思想节的第三场主题论坛“重返十九世纪文学”在华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举行。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院长袁筱一主持，与会者既有孙甘露、毕飞宇、小白、黄昱宁等著名作家，亦有许钧、吴笛、毛尖等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

先读二十世纪文学，再读十九世纪文学

南京大学教授、作家毕飞宇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谈十九世纪文学可能会更准确。“二十世纪是十九世纪的儿子，二十一世纪是十九世纪的孙子。儿子谈论父亲通常不靠谱，孙子讨论爷爷通常靠谱。当我还是 ‘儿子’的身份，我在上大学。我发现几个文学青年聊天，嘴里一定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开始之后的作家和作品，如果这时候有某个同学一不小心提到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大家会觉得他特别落伍。”

“也就是说，在我们三十岁之前，即便面对托尔斯泰，我们都不屑。不屑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没有依据。那时就有一种文学气场，认为十九世纪过去了。要说文学的真谛和现场，二十世纪是仅存的。”毕飞宇称，但包括他在内的作家们，到了三十五至四十岁之后，都去读《红楼梦》了，去读批判现实主义甚至浪漫主义了。

在提问环节，毕飞宇建议学生们可以先读二十世纪文学，再读十九世纪文学。“年轻的时候先读现代主义文学，等年纪大一点，再回头读十九世纪文学。因为十九世纪文学不仅需要智商，还需要心灵的宽度和柔软度。”

毕飞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无论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纪文学，批判的精神都是在的。“只不过十九世纪的批判是面对社会，面对群落展开的，所以十九世纪选择的是 ‘他’。到了二十世纪，由于叙事策略的变化，小说更多地选择个体，从个体的精神深度出发加以阐发。所以二十世纪最关键的词是 ‘我’。”

十九世纪文学有何特征

教育部长江学者、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表示谈文学是痛苦的，也是幸福的。“人类要有尊严地、丰富地生存下去，我们不能没有文学。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重返十九世纪文学，难道我们迷路了吗？只要文学迷茫了，人生一定迷茫了。因为我们在文学中寻找共鸣，文学中的路比现实中更多。”

在许钧看来，十九世纪文学有两大特征，第一就是把人类的眼睛拉向他者。比如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即便自己有了《浮士德》，他依然希望每个民族通过自己的文学加入和其他民族的精神分享。

第二在于关注外部的世界。“文学形式没有好与不好，只要能表达自己、呼唤共鸣，任何文学形式都是可能的。文学确实有两种，向内的和向外的，走出自我和走向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十九世纪文学有一部分是对他者的关注，第二部分就是对外部世界的关注。”

这两天许钧一直在思考巴黎圣母院的问题。“说到巴黎圣母院，当我们闭上眼睛，能想到什么人？我能想到卡西莫多。你说卡西莫多美不美？他是世界上最丑的人，也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是文学让丑陋的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许钧特别提到，雨果通过《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三部作品，对人与宗教、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三类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至今影响深刻。

“因此对于十九世纪文学，我觉得不是重返的问题，首先是学习。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和每个作家的理想、使命、追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看你的所谓理想、使命、追求，落脚的是自我的，还是大众的。”

十九世纪文学对当下有何启示

“文学的道路不同于人生的道路，人生的道路一旦作出选择，就再也无法‘重返’起点，而文学则不同，我们今天可以重返十九世纪，重新审视当时的文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说。

“我个人觉得十九世纪文学是整个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不仅仅出现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还极大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而就文学交流而言，‘世界文学’的理念始于十九世纪，我们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也是始于十九世纪。”

吴笛提到，十九世纪文学对于当下具有强烈的现实的启迪意义，是人类珍贵的共同的文化遗产。

“十九世纪的文学经典依然有着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在吴笛看来，十九世纪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当下启示最为深刻。一是浪漫主义文学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考，对生态批评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启迪，二是现实主义文学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关注。文学除了审美愉悦，还能介入社会，促使我们认识社会。

“十九世纪文学如同医学，作家在创作中常常把整个社会看成人体，按照他们的理想进行诊断。”吴笛以哈代和狄更斯为例，说明他们的作品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比如狄更斯的《双城记》有许多关于审判的内容和有关法律的书写，包括英国法庭的审判、法国法庭的审判。“这些法律书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创作特质，不仅有着高潮的艺术技巧，而且有着深邃的人道主义思想，以法律要素在文学作品中的结构功能来启发读者，让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受到普法的教育。可见，文学家不是一般意义的写手，而是与我们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思想家。”

上海作协专职副主席、作家孙甘露也赞同十九世纪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看待今天的文学，要从十九世纪文学的脉络去看。重返最好的方式是重读。今天大家说的很多文学作品唤起了我年轻时代的阅读回忆。”

他表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时还很年轻，对十九世纪文学的理解和今天的完全不一样。“那时我们很可能就在故事、人物、语言里，和今天重读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前面几位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热切的盼望——赶紧回家重读吧。”

为何要重返十九世纪文学

作家小白认为，十九世纪是小说家生逢其时的时代。当时的欧洲为现代小说高峰出现做好了充分准备，包括印刷技术，高度复杂的城市化生活，有闲读者群等等。于是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渐渐把小说叙事发展为一种精密的技术。“十九世纪小说有个特点，就是前所未有地在一个文本中呈现整个世界，所有人物和事件都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而且体量越来越大。”

“但是后来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小白说到，二十世纪突然发现这样的写法是有问题的，很多事件不断地追溯原因、不断地扩大小说的体量，是写不下去的。“人性的细微之处靠这种方法写不下来，所以到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来了。”

即便如此，小白认为二十世纪文学里依然有十九世纪文学的“遗产”，甚至于十九世纪文学依然存在于今天的文学中，只是我们要如何去认识它。“比方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头那一句，当年刚进口时，中国读者惊艳得不得了。如获至宝，顿时好像重新获得了某种对时间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我相信对一个英语法语或者其它欧洲语种读者来说，这句话虽然是个不错的开头，但也绝不会让他们觉得好像重新发现了时间。因为如果你读多了，你会发现这种处理时间方法，这种对时间的感觉，在十九世纪小说中也不会很鲜见。”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作家黄昱宁说：“先回到十七十八世纪，当时小说还不是主流文学形式，戏剧、诗歌、散文都比小说尊贵。那么何以到了十九世纪，小说就一跃成为读者最喜欢的文学形式？这其实和几部作品有关，比如《唐·吉诃德》、《鲁滨孙漂流记》，只是那时候读者还根本不知道小说是什么。”

她表示，今天的小说家有点羡慕，或者说难以复制过去的是，十九世纪小说家可以理直气壮写人物肖像，写各种环境，叙述速度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当时小说家有一种 ‘为历史留下独特文本’的意识。现在小说家则没有那样的土壤。”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说，为什么要重返十九世纪文学？“当代问题有很多，其中三个重大问题，也发生在十九世纪，所以，想重返十九世纪文学，去看看当时情形。一个是 ‘厌倦情绪’，一个是 ‘浪漫问题’，一个是 ‘人道主义问题’。三个都是十九世纪文学的关键词。”

在她看来，厌倦情绪虽是十九世纪文学中的普遍情绪。比如夏多布里昂会说：“一切都使我厌倦。我整天痛苦地拖着疲乏的身子，打着哈欠把一生度过。”但在他们的作品中，依然感情澎湃，浪花灼人。本质上，十九世纪的忧郁症患者，都饱满地执行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在他们的厌倦感中，有着强烈的批判力度。

二是浪漫主义问题。“今天好像小资文艺很发达，各种浪漫，但是都很伪。比如，爱情中的钱，常常很上不了台面很烫手。家里的老婆老公，常常很不堪。回头看看简奥斯丁、巴尔扎克，浪漫主义从来不避讳金钱，婚姻的诗学从来高于小情小爱。今天的青春电影真是不懂啊。”

毛尖认为，人道主义问题则是今天最大的问题。“今天文艺作品中，大量庸俗人道主义，差不多文艺作品没法结尾的时候，就冒出一个人道主义，其实是文艺安乐死，最懒惰的方式。但回到十九世纪，我们看看雨果笔下的人道主义，那种激情，那种命运感，那种深渊性，再反观我们今天的人道主义，一点斗争性都没有，一点较量感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