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眼睛·百年福柯｜张旭：福柯论“人之死”与“哲学的终结”

【编者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是当代最为深刻有力的思想巨擘之一，他的著作《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史》等，形成了深邃广阔的思想脉络，深刻影响着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在福柯诞辰百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权力的眼睛·百年福柯”专题，特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学者，重读福柯，领略其思想魅力。

一

1966年夏，四十岁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引发了法国思想界的一场强震，震中就是他抛出的那本晦涩难懂却意外成为年度畅销书的经典之作《词与物》结尾的“人之死”（mort de l'homme）宣言。结构主义运动的思想氛围塑造了这个令人炫目的文化景观：一本本来旨在面向两千名学者的纯粹学术著作，在短短一年内疯狂售出数万册，一时间巴黎知识界无人不在讨论这本书。福柯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被推上了与萨特齐名的高位，成为结构主义浪潮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词与物》的巨大声誉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人之死”那句谜一般的格言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宣扬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新潮思想，也让他成为了整个法国思想界的众矢之的。法国思想界的精神领袖让-保罗·萨特在当年年底便向《词与物》发起了凌厉的攻击，他斥责福柯的著作是“罗伯-格里耶、太凯尔圈子、拉康和结构主义的大杂烩”，是“反对历史、反对实践、反对介入、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后一道防线”。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姜文斌译，时报出版社，2026年4月

福柯在访谈中曾以一种近乎冷酷的优雅说，萨特不过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人”，是“捍卫历史神话的最后一位黑格尔主义者”。福柯与萨特这场交锋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思想界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峙的一个缩影。早在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就在《野性的思维》中以结构主义轰击萨特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的历史主义。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峙到了福柯这里以一种新的论辩形式趋于白热化。

在这场论战中，福柯的导师乔治·康吉莱姆，在1967年初著文袒护自己的学生。他以哲学家卡瓦耶斯为例说明结构主义者完全可以是抵抗主义者，不能像左派那样简单地将结构主义与右派或反动派划上等号。德勒兹也在1967年的《什么是结构主义》中将阿尔都塞与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和福柯并称为结构主义者，福柯本人也反复提醒大家，左派的精神领袖阿尔都塞正是一位坚定的结构主义者。

然而，辩解和抗议收效甚微，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似乎一夜之间以福柯为共同的敌人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义愤填膺地声讨“人之死”的荒谬，斥责其反人性、反人道、甚至反人类的邪说。铺天盖地的指责令福柯深感恼火，因为他觉得这些批评者根本没有认真读过《词与物》，不理解他所谓的“人之死”并非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消亡，或道德意义上的人性的丧失，而是指十九世纪经济学、语言学和生物学这些“人的科学”所支持和依赖的“人”的“认知型”（épistémè）之失效，是康德哲学开启的“人的有限性”的“人类学装置”所建构的“人”之终结。当然，批评者也并不认为自己冤枉了福柯。在他们看来，“人之死”这一话语所产生的政治效应极其危险，因而他们远比当时尚未形成权力谱系学构想的福柯本人要敏感得多。

二

要真正理解福柯的“人之死”的含义，我们必须穿透意识形态意气之争的迷雾，回到福柯文本中的理论表述。诚然，福柯的这一命题包含了反人道主义的意涵，但它绝不仅仅局限于对各种人道主义的批判。早在《词与物》问世三年前的《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中，福柯便已触及了这一主题。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揭示了病理解剖学是如何在“死亡”的前提下，建立起身体空间、话语和死亡之间的基本结构。关于个体的人的医学正是从“人之死”的尸体解剖中诞生出来的。对“人之死”的这种解剖学凝视，是整个十九世纪“人的科学”中最坚实的“人类学配置”。它与十九世纪艺术中对“死亡”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抒情，以及哲学中的人类学机制，构成了结构上同构关系。换言之，现代人的形象是伴随着对“人之死”的医学化凝视而确立的。

《词与物》探讨的人文科学或“人的科学”中的人类学配置，与《临床医学的诞生》所讨论现代医学凝视下的人的死亡是遥相呼应的。《词与物》所宣告的“人之死”，实际上是十九世纪末的事件。在那个世纪之交，那种关于“人”的“人的有限性”的人类学配置正走向终结。这是一种思想范式的倾覆，而非人道主义的崩溃。

福柯说，在十八世纪末之前，那种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学的认知方式尚不存在。它是在康德哲学以降的十九世纪，才成为西方成熟的“现代性”自我建构的核心。到了十九世纪末，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宣告了“超人”的诞生，而超人的诞生的另一面恰恰就是“人之死”。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在《词与物》中所宣告的，不过是对尼采的预言的重申。

福柯在书中写道：“或许，我们应该在尼采的经验中看到这一根除人类学的最初尝试，而当代思想无疑注定要走上这条道路。通过语文学批判，通过某种形式的生物学化，尼采重新发现了人与上帝相互归属的那个节点：在那里‘上帝之死’就是‘人的消亡’的同义语；在那里‘超人’的允诺首先且首要地意味着‘人之死’的迫近。尼采向我们呈现了同时既作为终结又作为使命的未来，所以，尼采标志着一道门槛，越过这个门槛当代哲学才能重新开始思考；尼采无疑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俯瞰着当代哲学的前行之路。如果说永恒轮回的发现确是‘哲学的终结’，那么‘人之终结’就是哲学重新回归其开端。在我们今天，我们只有在由‘人之消失’所产生的虚空中才能思考。因为这个虚空并非挖出一个匮乏，也并未规定一个有待填满的空缺。它不多不少恰恰是一片空间的展开，在这片空间中思想终于重新成为可能。”

这段论述非常精彩，对于理解福柯思想也极为关键。福柯将尼采定位为分隔两个时代的门槛：尼采不仅是“上帝之死”、“人之死”和“哲学的终结”的先知，也是“话语的诞生”的先知。沿着这段话的指引去读《词与物》，那它就不再仅仅是一部结构主义的思想史或科学史著作，而是一部带有浓厚尼采主义色彩的哲学之作。这样一来，我们便能建立起来它与《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和《规训与惩罚》（1975）之间的连续性：前者福柯自称是在“尼采的伟大探索工作的光芒照耀之下”完成的，后者则是一部典型的尼采式的“权力谱系学”之作。

三

近年来出版的两部福柯早期书稿《人类学问题》（1955）和《哲学话语》（1966）也印证了我们的论断，这两本新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我们对福柯早年思想的起源的理解。在此之前，学界对《词与物》的思想起源大多停留在推测层面。

随着近年来对福柯在1962年至1965年间所谓的“文学批评时期”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摸清了那条隐秘的思想脉络。正如萨特当年敏锐捕捉到的那样，那一阶段的福柯深受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夫斯基的影响，贴近太凯尔（Tel Quel）圈子。现代文学的语言经验，这是他从疯狂的沉默和低声呢喃的语言经验，最终转向《词与物》中的语言观念和结构主义认知型概念的桥梁。在《雷蒙·鲁塞尔》中，福柯集中表述了现代文学的语言经验的意义，那是一种典型的布朗肖式的“死亡”经验。这正是《词与物》中所说的“人之死”的一种含义的起源——语言的诞生即主体之死，文本的诞生即作者之死。

然而，这种现代语言经验上的“人之死”其哲学和思想史的含义究竟是什么？2022年和2023年新出的两本书《人类学问题》和《哲学话语》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线索。在某种意义上，这两本书都可以被视为尼采式的著作：《人类学问题》的核心论题是，康德的“先验与经验的人类学循环”构成了现代哲学的核心，而尼采则终结了这种人类学的“认知型”。尼采摧毁了康德的人类学范式，这就是“人之死”在哲学上的含义。用福柯在1960年的副博士论文《康德〈实用人类学〉导论》结语的话来说，“超人”将我们从康德的“人类学的迷梦”中唤醒并解救了出来。

《人类学问题》，赵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4月

《哲学话语》则换了一个视角，从“哲学话语的转变”来重述这一主题。笛卡尔和康德的两种哲学话语被尼采哲学所终结，这也是“人之死”在哲学上的一层含义。在“哲学的终结”之后，尼采将哲学的本质界定为“诊断当下”，后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就将自己工作称为对“当下的历史”的研究。可以说，这两部新书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福柯的“人之死”命题的理解。至于福柯在《词与物》中为什么没有把“人之死”直接讲成哲学话语类型的嬗变，可能是与该书的主题是对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等“人的科学”的考古学有关。当我们谈论“人之死”时，指的不是具体某个人或抽象的人类的死亡与灭绝，更不是对人道主义或人性的否定。这里的“人”，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福柯所说的“认知型”，或一种“哲学话语”。具体而言，就是康德哲学所开启的那种以“人的有限性”为核心，以“先验与经验”的循环为特征的人类学认知型或哲学话语的终结。在《人类学问题》中，福柯探讨了推进这种人类学认知型的三位关键哲学家——黑格尔、费尔巴哈和狄尔泰。

《哲学话语》，董树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

当尼采哲学终结了康德哲学话语时，不仅那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死了，而且作为现代哲学话语的哲学本身也走向了终结。正如哈贝马斯和施特劳斯所言，尼采是现代哲学的分水岭。他喊出了“上帝之死”，同时也宣告了“人之死”和“哲学的终结”。这三重终结论是尼采的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尼采的哲学革命摧毁了现代哲学话语的基本建构——那种执着于主体、真理和深度的强大意志，从此，哲学不再追求笛卡尔、康德或黑格尔给哲学所设定的本质或任务，哲学作为“文化的医生”的任务就是“诊断当下”。

在《哲学话语》中，福柯接着《词与物》的那段论述提出了一个新的论题：尼采在宣告“哲学的终结”的同时，也宣告了“话语的诞生”。福柯在《哲学话语》中将尼采哲学的话语类型界定为“话语”，也就是说，尼采开启了以“话语”为认知型的新哲学范式。作为古典学家、语文学家和修辞学家，尼采用无尽的阐释取代了客观的真理和深层的意义，用各种视角下和各个领域间的话语取代了对深层本质的发掘，用事物的差异与重复取代了观念的同一与统一。通常所说的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的转向”，正是“哲学的终结”之后“话语的诞生”的基本哲学取向。尼采开启了这一全新的哲学话语范式，今天我们应该公正地将“哲学的终结”、“话语的诞生”以及“无尽的阐释”这些哲学范式的创建归功于尼采。

福柯在《哲学话语》中发掘了一个“考古学的尼采”。不过，这个“考古学的尼采”一直不如他在七十年代发掘的“谱系学的尼采”有名。今天我们应该同样关注福柯所发掘的这个“考古学的尼采”。正如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哲学话语》（1985）中所指出的，尼采在二十世纪的影响力主要归功于两条线索：一条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一脉，另一条是巴塔耶和福柯一脉。“考古学的尼采”和“谱系学的尼采”就是福柯对尼采哲学在当代最重要的贡献。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尼采主义者之一，这位“法兰西的尼采”在《哲学话语》中重塑了“考古学的尼采”，这不仅对于散播尼采哲学的革命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把握福柯本人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分析理论的起源与思想意图。在福柯百年诞辰之际，得益于一些最新的福柯出版物，我们对他那些影响了整个后现代思潮的思想起源的认识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我们不再将福柯视为一个结构主义者或者一个反人道主义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站在尼采的肩膀上的福柯，一个试图在尼采哲学话语所揭示的“哲学的终结”所开启的话语空间中重建思想的可能性的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