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病毒，已经站在门口

很多人听说过新冠病毒、埃博拉病毒、猴痘病毒，但对“亨尼帕病毒”这个名字可能还比较陌生。

它不是一种单独的病毒，而是一类病毒的统称。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尼帕病毒和亨德拉病毒。它们都属于人兽共患病原体，也就是说，原本主要存在于动物世界，却可以在某些条件下感染人类。

这类病毒有几个让公共卫生专家格外警惕的特点：发病后可能非常严重，病死率较高；可以从动物传播到人；在特定情况下，还可能发生有限的人际传播。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像新冠病毒那样在人群中形成持续、广泛的社区传播。

正因为如此，它们常常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平时离普通人的生活似乎很远，一旦发生暴发，又可能带来很高的死亡风险和防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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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王新宇、张文宏教授在国际期刊 Emerging Microbes &Infections 发表述评文章，题为《Henipaviruses at the threshold: preparedness in the era of recurrent spillover》。文章并未简单重复“高致病性病毒需要警惕”这一传统观点，而是尝试从“病毒尚未形成持续传播之前”的阶段重新理解风险与准备之间的关系。

文章提出了一个形象的概念：门槛型病原体。

所谓“门槛”，可以理解为一道分界线。

在线的一边，是动物病毒偶尔感染人类，造成零星病例或小规模暴发；在线的另一边，是病毒能够在人群中持续传播，形成更大范围的公共卫生事件。

亨尼帕病毒目前就站在这道门槛附近。

图1 这类病毒已经能够反复从动物溢出到人，并可在局部场景下出现有限人传人，但尚未形成稳定、持续的社区传播。

它们已经证明自己能够跨物种感染人类，也能造成严重疾病；有些病毒还曾经在家庭、医院或密切接触者之间传播。但从全球范围看，它们还没有稳定获得在人群中持续传播的能力。

这听上去似乎让人松一口气，但文章想提醒的恰恰是：不要因为它们“还没有跨过去”，就误以为风险可以忽略。

事实上，过去公共卫生体系往往更关注已经形成大规模传播的病原体，而对于这类“反复溢出、尚未完全适应人类传播”的病毒，国际上长期缺少一套成熟的风险框架。文章提出“门槛型病原体”的视角，某种程度上正是在尝试填补这一空白：风险并不只存在于“大流行已经开始”之后，也存在于病毒不断接近那道门槛的过程中。

尼帕病毒最早在1998—1999年马来西亚暴发，后来在南亚和东南亚多次出现。部分暴发中，患者病死率很高。亨德拉病毒则主要在澳大利亚引起散发感染。近年来，随着野生动物监测加强，科学家又陆续发现了更多与亨尼帕病毒相关的病毒，比如中国报告的朗雅病毒，以及在其他地区动物中发现的相关病毒。

图2 尼帕病毒、亨德拉病毒、朗雅病毒等都属于值得关注的亨尼帕相关病毒，但它们的宿主、传播特点和已知风险并不完全相同。

这些发现不等于每一种新病毒都会感染人，也不意味着大流行即将发生。更准确的理解是：我们看到的病毒世界，比过去想象的更复杂；动物、环境和人类活动之间的接触界面，也比过去更加频繁。

比如，森林砍伐、农业扩张、养殖业发展、城市边缘向野生动物栖息地推进，都会改变人和动物相遇的方式。气候变化还可能影响动物分布、繁殖和病毒排出规律。病毒本身未必已经变得更容易传播，但人类接触它们的机会可能正在增加。

这也是文章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新发传染病的风险，不只来自病毒本身，也来自人类和自然界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相比单纯讨论某一种病毒是否会“大流行”，这种视角更关注风险形成的生态背景，以及公共卫生系统是否能够提前识别变化中的信号。

对于这类病原体，传统的防控思路常常会遇到困难。

如果一种疾病每天都在发生，病例很多，医学研究可以比较容易地开展临床试验，评估疫苗或药物效果。可亨尼帕病毒不同。它的暴发往往是零星的、突然的、地点分散的。等病例出现后再临时组织研究，常常已经来不及；如果没有病例，又很难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临床试验。

这就带来一个现实难题：我们知道它危险，也知道需要疫苗和药物，但很难用常规路径证明这些产品到底有多有效。

文章因此强调，未来的准备工作不能只盯着“这次暴发有多少例”。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大暴发的时候，就提前把系统搭起来。

图3 重点包括三方面：更早监测风险信号、更快启动研究预案，以及更稳地开展医疗和公共卫生应对。

第一，要把人、动物和环境放在一起监测。

很多新发传染病的早期信号，可能首先出现在野生动物、家畜、养殖场、果园、农场或医院的异常病例中。如果人类医疗系统、兽医系统、野生动物监测系统各自为战，早期信号就容易被漏掉。所谓“One Health”，通俗地说，就是承认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

近年来，华山感染也持续参与输入性传染病识别、新发病原监测以及多学科协同预警体系建设。在临床一线积累的经验，使团队更加关注“病例出现之前”的风险识别，而不仅仅是疫情暴发后的应对。

第二，要为“低频但高风险”的病原体设计新的证据生成方式。

有些疫苗和药物，不能等到大规模疫情出现后才开始准备方案。研究设计、伦理审批、样本采集、数据共享、国际合作，都应当提前进入“随时可启动”的状态。一旦暴发发生，才能在救治和防控的同时，尽快获得可靠证据。

这也是华山感染近年来持续关注的方向之一：如何把临床救治体系、科研平台和公共卫生响应更早衔接起来，使医院不仅是疾病诊疗终点，也成为新发病原识别与证据生成的重要节点。

第三，要让医院和公共卫生系统具备快速识别和应对能力。

对普通公众来说，亨尼帕病毒也许离日常生活很远；对感染科、急诊、重症医学、检验、疾控和海关口岸等系统来说，它代表的是一类必须提前认识的风险：病例可能很少，但一旦出现，就需要快速判断、快速隔离、快速检测、快速上报，并保护医务人员和密切接触者。

新冠疫情之后，医院在新发病原预警中的角色正在被重新认识。文章实际上也反映出一种新的思路：大型感染病中心不仅承担诊疗任务，还需要参与风险评估、监测网络、国际协作和应急研究体系建设。

这篇述评的意义，并不是预言亨尼帕病毒一定会成为下一场大流行。真正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看待新发传染病的新视角。

过去，我们常常在病毒已经造成大规模传播后，才开始集中投入资源。新冠疫情之后，全球都在反思：能不能更早一点看到风险？能不能在病毒真正跨过那道门槛之前，就把监测、研究、药物、疫苗、医院感染控制和国际协作准备好？

亨尼帕病毒正是一个典型案例。

它提醒我们，公共卫生不能只关注已经冲进门内的病毒，也要关注那些反复在门口徘徊的病毒。它们也许长期不会造成全球性危机，但每一次溢出事件，都是自然界发出的信号。

对华山感染而言，关注这类病原体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希望把临床感染病、旅行医学、重症救治、病原学监测和公共卫生准备真正连接起来。从输入性传染病诊疗，到新发病原监测，再到国际前沿风险研判，相关工作正在逐渐形成一套更强调“前移预警”的体系。

真正成熟的传染病防控体系，不只是在疫情发生后救火，也要在火苗出现之前识别风险。

有些病毒，已经站在门口。

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它们真正跨进来之前，先把预警系统、科学研究和医疗应对准备好。

（部分图片由AI辅助生成）

原标题：《有些病毒，已经站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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