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拟任新院长赵声良：大三时就决心到敦煌的学者

原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旭东4月8日赴京接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后，敦煌研究院迎来最新人事任免。

据甘肃省委组织部昨天（4月25日）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显示，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马世林拟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党委委员赵声良拟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赵声良196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云南昭通人，出生地云南昭通，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研究馆员。

1984年，20岁的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莫高窟。

据此前中新社报道，赵声良从小喜欢画画、写毛笔字。大学时，也读过一些关于敦煌的书。大学三年级时，他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研究院现在人才“青黄不接”，急需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那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去敦煌了。来敦煌之前，他给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写了信。很快收到了回信。“很欢迎，段院长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赵声良还记得，在当时，他父亲一封接一封写信，劝他回老家云南。怕自己毕业回家后被家人劝说下改变主意。赵声良索性直接背着行李，在北京站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

初到敦煌市区，赵声良拖着行李在街上不知去哪儿，路人都会朝他瞥一眼。而与此同时，当时尚未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正坐着研究院当时最高级的车，一辆北京吉普车在大街上来回寻找赵声良。就这样，赵声良被拉回了敦煌研究院，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守护敦煌的生活。

2003年，赵声良从日本毕业回国重回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杂志任编辑部主任。2016年3月，赵声良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

初回到中国，赵声良也收到国内多所重点大学“橄榄枝”。但是两方面因素促使他留在敦煌。赵声良说，一个是作为学习美术史的他，敦煌是一份宝库，这里有完全第一手的资料，别人看不到的，他能看到。如果把敦煌做好了，那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有重要作用。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在赵声良离开的七年里，敦煌研究院发生了很多变化。“看到樊院长(时任院长)，做了很多努力，她真的很了不起。”赵声良说，为了保护石窟，她有很多非常令人钦佩的做法。在全国很多地方搞旅游开放赚钱，樊院长顶住这个“思潮”，积极推动通过了《莫高窟保护条例》的颁布，这为莫高窟设置了相当严肃的“保护机制”。

在敦煌研究院，赵声良主要从事敦煌艺术与中国美术史研究。其出版著作有《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敦煌壁画风景研究》、《中国敦煌壁画全集·敦煌北凉北魏卷》、《艺苑瑰宝——敦煌壁画与彩塑》、《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煌石窟艺术简史》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赵声良曾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句话对中国的学者刺激很大，都发奋努力搞“敦煌学”研究。“客观地看，当时确实不如人家。”他说，日本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包括印度、中亚的佛教壁画，而我们自己还没有一套更好的办法，深入研究、分析敦煌艺术各方面的特点。

也许是出于此番认识，赵声良与日本学术界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互动与交流。多次参加日本学术会议，举办学术讲座，并出版有日文版的《敦煌石窟艺术 第61窟》和《敦煌壁画风景の研究》等。

中国美术史由于作品存在诸多问题，研究方法也较为局限。而敦煌石窟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现存各时期作品其真实性不容怀疑，作品的相对完整性和时代的系统性，使它在美术史研究中显示出十分独特的优势。它已构成了一部相对完整的美术史体系。写出一部敦煌石窟美术史，不仅可以总结出4-14世纪敦煌佛教美术发展的历史，而且通过敦煌美术史的研究，从内容上可以极大地补充中国美术史，从研究方法上可以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敦煌研究院此前已经历四任院长。第一任院长为常书鸿，1943年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任所长。第二任院长为段文杰，1984年上任；第三任院长为樊锦诗，1998年4月至2014年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至今担任名誉院长；第四任院长为王旭东，2014年12月上任。

据悉，该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至2019年5月5日。

延伸阅读：

敦煌艺术：古为今用谱华章

文/赵声良

敦煌艺术代表了4—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成就，为全面认识中国艺术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对于当今的艺术创新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敦煌艺术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谈两点看法。

一、敦煌艺术是当今艺术创新的不竭源泉

艺术创新应该以深厚的传统为基础。没有对传统的继承，所谓“创新”只能是无本之木。20世纪以来，由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敦煌学的兴起，很多艺术家们开始关注敦煌，人们认识到了像敦煌艺术这样由古代无名艺术家们创造的艺术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在当今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画家张大千曾在敦煌长期临摹壁画。经过敦煌艺术的熏陶，他在人物画方面有了新的风格，由于对色彩的领悟，使他在山水画、花鸟画上采用极为大胆的泼墨泼彩法，尤其在晚年的作品中，张大千已经把敦煌壁画中那种恢宏的气度和绚烂的色彩自由地运用于山水画、花鸟画中。

潘絜兹曾长期从事敦煌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工作。他创作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便是直接以他在敦煌石窟临摹的切身感受而画出的。董希文也曾在敦煌学习、临摹壁画，他的油画中往往体现出东方式的平面感。他钟情于西部少数民族风情，画过很多表现少数民族的作品，如《哈萨克牧羊女》在构图和人物形态的表现上体现出敦煌艺术的特色，飘起的头巾、衣服的裙摆，也都可以感受到敦煌壁画中人物造型的特征。油画巨制《开国大典》，不论近景中的人物布局、远景中的空间安排以及色彩明暗的对比等等，都可以感受到敦煌艺术给予画家的深刻影响。此外，曾在敦煌工作过，并在艺术创作中充分发扬了敦煌艺术的优势，创作出富有影响力作品的艺术家还很多，如常沙娜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建筑的装饰时，充分利用敦煌壁画中的元素来创作，形成了富有民族精神的工艺装饰。

敦煌石窟中的音乐舞蹈也是极富生命力的，尤其是在现代艺术的创作中，敦煌舞蹈给艺术家们极大的启发，促成了一系列敦煌风格的音乐舞蹈艺术。最早从敦煌艺术中获得灵感而进行舞蹈创作的，首推舞蹈家戴爱莲，她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成功地推出了飞天舞。戴爱莲1945年曾住在张大千家中，得以朝夕观摩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揣摸敦煌飞天的意蕴。

20世纪80年代初，由甘肃省歌舞团精心创作的《丝路花雨》搬上舞台，获得巨大成功。该剧的编导刘少雄、许琪等率领相关工作人员数次赴敦煌观摩学习，向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请教，对壁画中的舞蹈形象进行反复的研究。这部以丝绸之路重镇敦煌为历史背景的舞剧，再现了大唐盛世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历史故事。同时，以敦煌壁画艺术中舞蹈形象为特色，尽情展示其中飞天伎乐、反弹琵琶舞等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舞蹈艺术。《丝路花雨》的成功，不仅广泛地展示了敦煌艺术的无穷魅力，而且，在音乐舞蹈领域掀起了一个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艺术的高潮，受其影响，《仿唐乐舞》《新编霓裳羽衣舞》《编钟舞》《龟兹舞》等等取材于传统文化的舞蹈相继推出。舞蹈家高金荣还编创了一套“敦煌舞教程”，由此而产生了如“千手观音”等著名舞蹈节目，使敦煌舞蹈更加深入人心。近年来创作的《大梦敦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敦煌石窟艺术中包含壁画、塑像、石窟建筑等艺术门类，在壁画中又有音乐、舞蹈、飞天、佛像、菩萨像、供养人服饰、装饰图案等多样化的内容；有佛经故事、历史故事等艺术素材；也有壁画色彩、技法、构图、布局等艺术手法。它们都是进行现代文化艺术创作的宝贵资源库。这些文化元素已被广泛运用到城市象征、品牌标志、工艺品设计、服装设计、数字出版、动漫、影视、纪录片等现代文化艺术的创作当中，无数中外艺术创作者从敦煌艺术中获得了灵感。

随着互联网科技和文物数字化保护技术的发展，一些高新科技，如沉浸式新媒体、球幕电影等使我们获得了对敦煌文化遗产的全新体验效果。以数字化技术手段展现敦煌文化成为新世纪以来的重要探索，数字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在敦煌文化创意开发的各个方面，例如，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千年莫高》是一部高质量纪录片；《梦幻佛宫》是实景还原文物的大型球幕电影，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8K画面分辨率的球幕电影节目。此外，已有不少艺术家利用敦煌故事、敦煌元素创作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动漫作品。

二、敦煌石窟是敦煌旅游产业发展的文化根基和宝贵资源

敦煌的文化遗产一直是吸引世界各国人民来华旅游的重要因素。敦煌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及其艺术价值，也使其成为文化创意的源头活水，为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无尽动力。敦煌石窟及其代表性的符号——“敦煌飞天”“反弹琵琶”“千手观音”“供养菩萨”“莲花童子”“胡旋舞伎”等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经典佳作，它们被加工、改造运用到多种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创产品中，深受观众喜爱。

近年来，敦煌莫高窟的旅游发展迅猛，给敦煌地区以及甘肃省带来了经济收益，极大地促进了敦煌一带旅游经济的发展，给本地百姓带来了实惠。甘肃省也在努力打造以敦煌为龙头的旅游产业。敦煌研究院还通过在全国以及国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的形式，把敦煌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本文原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03月13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