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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爆红后潇洒“退圈”，30年前的顶流女星如今怎样了?

2026-06-22 16: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多年以前，艾敬曾凭一首《我的1997》红遍大江南北。但就在她最红火的千禧年间，她选择一次一次地离开。多年以后，她为人所知是因为“艺术家”的身份。而她认为，自己只是以不同形式做艺术的实践。

她闯荡的故事也闪耀着千禧年的炫目色彩。很多人把她的人生概括为一次次跨界，但在艾敬看来，她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边界的存在。从很小时候开始，她似乎就习惯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当一个地方变得熟悉，她便开始好奇，框外还有什么。

《极限女性》第三季第3期，我们与艾敬聊了聊，她熟悉、热爱的创作之源东北，她脑海中的东北女性，她的闯荡与离开，她的漂泊与寻找。

作者 | 洛卡来编辑 | Felicia

题图|受访者供图

直到主题活动的前一天，艾敬还没决定好穿哪套西装。助理说她提前筛选好了两套浅色系的西装，但她更看重活动当天的情绪和服装的颜色是否吻合。

这种近乎本能的直觉判断，贯穿了艾敬的大半生。很多年后她回头看，觉得那或许是一种很早就存在于自己身上的特质，“就像小时候练字，别的孩子都规规矩矩写在田字格里，我总喜欢把笔画写到框外。”

无论是离开沈阳去往北京，还是从流行音乐转向视觉艺术，艾敬始终都在不断跨越新的边界。她并没有提前规划一条清晰的人生路径，而是更依赖自己的直觉，判断下一步应该去哪里。与此同时，她也越发依赖一些稳定而重复的小事以建立生活里的秩序感：固定品牌的水、相似剪裁的西装、每天带上自己做的饭去工作室。

她至今还是不太适应镜头。采访能笔答就笔答，聊到更私人的问题时，她总会下意识绕开一些。她依然谨慎地向公众展露内心，比起焦点落在自己身上，她更希望让作品留在公众视野里，音乐、艺术，都是她向外表达的一部分。在她的文字里，她认真地纠正了“艺术家”的称呼，“我根本不喜欢任何标签，艺术只是我的工作、是我此生的实践内容，我更愿意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艺术的实践者。”

她对这些年不断被讨论的“中女崛起”“中女精神”，也始终保持某种距离。她并不太相信这些概念。在她看来，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进入某种被定义好的“女性议题”，而是在现实里持续解决问题、持续工作，“很多优秀的女性，一直都在那里。”

艾敬在1995年的演唱会上。（图/网络）

早在34年前，她就已经开始用一种极其具象化的视角去观察社会，艾敬说，这是她的出身带来的极为珍贵的礼物，让她能够以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式行走。1992年，23岁的艾敬因一首《我的1997》火遍大江南北，MV里的她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用白描的方式唱出普通大众的渴望与迷茫。

之后，她迅速成为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音乐人之一。外界不断赋予她各种标签：民谣女诗人、时代歌者、流行歌手。可越是身处聚光灯中心，她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标签带来的边界。她喜欢创作，却不愿被一种创作形式定义；喜欢表达，却不希望被固定在某个位置上。早在事业最炙手可热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思考新的可能性。

“大概25、26岁的时候，我就说过，30岁一定会转行。”很多年后回头看，从流行音乐转身进入艺术领域，对艾敬而言似乎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跨界”。她只是把同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延续到了另一种创作里。

东北如何塑造了艾敬

很多人认识“艳粉街”，是通过纪录片以及作家双雪涛的小说。它最早进入大众文化的视野，也许是在艾敬在1995年发行专辑《艳粉街的故事》时。她把自己成长记忆里的那条沈阳街道写进了音乐。那时的华语流行乐很少有人如此具体地书写一条街和一群普通人的生活。

艾敬比很多人更早观察到，东北并不只是宏大的工业叙事，也不仅是后来的“铁锈文学”。它还包含一种具体的生活质感：热气腾腾的屋子、结冰的窗花、穿着棉袄的大人、楼下的小卖部……有着粗粝但鲜艳的生命力

艾敬在父亲的二胡伴奏下练唱。( 图/微博@艾敬AIJING)

她的创作始终都带着一种强烈的“现实观看”视角，这源于她在东北的成长经验。小时候的艾敬在工厂的幼儿园里长大，父母下班前，她常被带到车间里的休息室等待。通过宽大的玻璃窗，艾敬观察穿制服的工人在劳动，“从劳动阶层去观察社会，这是一个很贴近社会现实的创作观察角度”。

这也是艾敬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她笔下的东北，不是后来互联网里的“喜剧东北”，也不总有着悲情叙事，而有一种外冷内热的情绪结构。她写的文字总带着一种旧工业城市特有的温度感：粗糙、带点儿野性，但里面又藏着柔软的情感。

这也是当她客串《平原上的摩西》里的傅东华时，会让人觉得异常自然的原因。她从小生活在东北工人区的女性群体里。那些东北女人身上常见的品质：能扛事、情绪浓烈、生命力旺盛……也一直都埋在艾敬的创作里。

艾敬更深层的精神底色来自母亲。她记忆中的母亲并不擅长表达爱。比起拥抱和安慰，她更习惯用做饭、织毛衣这样的方式照顾家人。无论生活多艰难，母亲总能把整个家稳稳托住。艾敬到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一个暴雨天，母亲骑着父亲焊制的斗车载着她和妹妹。当时的积水几乎淹没车轮的四分之三，浑浊的雨水不断被卷起。年幼的艾敬害怕极了，而母亲则一边安慰两个孩子，一边拼命蹬车往前骑。

儿时的艾敬和母亲、妹妹。(图/受访者供图)

那个画面后来长久停留在她的记忆里：倾盆大雨中，母亲穿着雨衣，脸上全是被雨水打湿的痕迹，却始终没有停下来。

母亲对艾敬的要求尤其严格。艾敬后来问过母亲为什么总对自己要求那么高，母亲的回答很直接：“因为家里没有儿子，你是长女，就应该承担长子的责任。”这种期待让艾敬从小对自我要求很高。“我后来走了国内国外的很多地方，但我其实不太敢让自己走错路。我怕自己‘行差踏错’（粤语），因为我会想到他们可能承受不了。”

而母亲那种“不允许自己垮掉”的气质，也流进了艾敬的身体里。无论她漂泊在哪个地方，无论时间过多久，她身上始终保有拼命把车往前蹬的劲儿。

“我不当明星很久了”

东北也给艾敬的音乐印上了烙印。在她的记忆里，音乐和戏曲从来不是某种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家里真实流动着的日常气息。她的父母始终保留着对文艺的热爱：父亲会弹奏六七种民族乐器，而母亲年轻时则是评剧爱好者。对艺术的热爱，成为一家人最深的情感纽带。

艾敬从小就对“更大的舞台”有着强烈想象。小学时，她通过演出拿了许多奖状，也隐约觉得，沈阳这个舞台好像不够大了。她想，总有一天要站到北京，向全国人民唱歌。

艾敬9岁时。 (图/受访者提供)

后来，很多人把她的人生概括为一次次跨界，但在艾敬看来，她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边界的存在。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似乎就习惯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当一个地方变得熟悉，她便开始好奇，框外还有什么。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东北工业体系衰落。17岁那年，艾敬离开家乡沈阳，她头也不回地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开启人生漂泊的第一站。凭借着出色的嗓音和在沈阳的演出经验，艾敬考入了东方歌舞团。她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激动等待着登台的机会，却发现团里的活动都靠论资排辈，“歌舞团人才济济，每一次的晋升都要论资排辈，我想我不适合那里。”

没有一丝犹豫，艾敬果断地选择离开，只身南下。她身上一直有股向前的力量，和记忆里母亲冒雨骑车的背影一样，一旦决定出发，便不再回头。放在今天看，这或许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选择。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歌舞团仍然意味着稳定和保障。像东方歌舞团这样的国家级院团，是许多文艺青年梦想中的归宿。有人把它视作终点，而艾敬却把它当成了起点。

2007年，艾敬为《北京青年》周刊拍摄香港回归十周年特刊封面。( 图/《北京青年》)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市场化阶段。港台流行文化大量涌入内地市场，磁带产业蓬勃发展，歌手第一次拥有了脱离体制、直接面对市场的可能。彼时的艾敬，早已凭借翻唱获得不错的收入。她再一次站在了潮头。

当同时代的女歌手更多作为演唱者被看见时，她已经在用第一人称书写自己，她写欲望，写观察，写一个普通女孩对世界的想象与困惑。在当时，这种第一人称叙事的女性创作者很是罕见。

很快，艾敬凭借《我的1997》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她唱时代里的渴望与迷茫，也唱普通人的梦想。她的歌词里很少有空泛的抒情，更多是具体的人和事，大家都叫她“民谣女诗人”。

1992年，艾敬发行了音乐专辑《我的1997》。(图/网络)

但频繁奔波于不同城市之间演出、宣传，很快让艾敬感到疲惫。她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想一直生活在聚光灯下，“我跟当时的经纪人说，我30岁前就要转行。”

当时没人把这句话当真，或许连她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下一站在哪里。但人生很快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推了她一把。在30岁来临前的一年，她投入了极大热情创作的专辑《Made in China》无法上架（直至2006年才在后来的精选集中重见天日）。对于许多歌手而言，这大概率会成为一次沉重的打击。但艾敬至今记住的是一种平静的心情。“我的确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境遇。我只是转身离开了音乐，推开了视觉艺术这扇门。”

事实上，这扇门很早以前就已经向她打开过。第一次去巴黎时，她在美术馆里被一幅画深深吸引。画面不过是大块随性的色彩涂抹，她却莫名心跳加速。后来，她坐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外的缓坡广场上，看着那座裸露管道、充满工业感的建筑，忽然联想到童年熟悉的工厂。

那些金属管道、车间、玻璃休息室，本就是她成长记忆的一部分。她看着外面像厂房一样的建筑，再想到里面那些当时还“看不懂”的作品，心里越来越激动，甚至忍不住怀疑：“我是不是恋爱了？”

后来她意识到，那是一种创作者面对新世界时的心动。艾敬本来想转行做导演，但发现导演能掌控的东西太少，她更喜欢自己掌控所有。于是拿起画笔，离开经纪公司，躲去纽约。那是她漂泊的第三站，孤独、平静。

她并非没有怀念过音乐。2003年，她再次推出了专辑《是不是梦》，她以为自己做好了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准备。那会儿，MP3已经开始流行，但大众判断一首歌是否受欢迎，看的还是卡拉OK的点唱率。

艾敬在2003年发布专辑《是不是梦》。(图/网络)

在一次访谈中，主持人临时邀请艾敬清唱几句，她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应，最后硬着头皮完成了任务。面对这种变化，她陷入了巨大的不适应。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属于这里。国内唱片行业越来越娱乐化，当艺人不再只是创作和演唱，业务之外的私人生活也成为被消费的一部分。

对她而言，创作以内的事都可以与公众发生关联，但创作者专业之外的生活，应该被好好保护起来。否则，“会削弱作品本身的力量，所以我不做‘明星’已经很久了。”她并不想成为被持续消费和观看的人。

在结束《是不是梦》唱片宣传工作后的第二天，艾敬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只身飞往纽约。

爱是毕生课题

纽约的生活非常平静，艾敬在那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室。人生的前四十年，她长期穿梭于北京、东京、纽约等大都市之间，城市经验深深影响了她的审美。在那段时间里，她逐渐形成了极简、克制的视觉语言。“我喜欢都市里那种冷酷、冷静、冷漠的感觉，也喜欢人在里面建立秩序感。”因此，她早期的作品里，也总带着一种留白、距离感与理性的秩序。相比于直接表达，她更习惯观察。

2009年，艾敬把个人工作室搬回了北京。回国后，她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另一套评价体系。当时，很多人仍习惯以传统绘画的逻辑理解艺术：你画的是人物、风景，还是静物？是油画还是国画？艾敬发现，自己很难回答这些问题。“我说我是做当代艺术，但别人会继续问，你到底画什么？”

1999年，艾敬正式学习绘画。（图/微博@艾敬AIJING）

这些反问激起了她的挑战欲。她不想重复传统意义上的画家路径，去画标准的人物、风景、静物。“我又不是从小练‘童子功’的人，如果只是去画那些，我会觉得很无聊。”于是，她决定继续沿着自己的符号语言往前走，只不过，这一次她开始主动拥抱色彩。那些原本极简、克制的视觉语言里，也慢慢长出了更浓烈、更鲜艳，甚至带着锐利感的情绪。

慢慢地，她标志性的LOVE系列装置开始出现。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些作品时，会自然地把“LOVE”理解为爱情。但艾敬总会认真纠正，“我涉及的爱，从不是两性之间的。”在她看来，爱是一种更广阔的能力。是对孩子创造力的尊重，是对劳动者与普通人的持续关注，是对城市记忆的珍视，也是对人与人之间联结的理解。

事实上，这种对“爱”的观察，早在她创作《我的1997》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她总是会被那些具体而微小的人们打动：街头的摊贩、凌晨的报摊阿婆、城市里沉默劳作的人们。

艾敬与母亲。（图/微博@艾敬AIJING）

只是很多年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关于爱的理解有一个更深的源头。2015年，母亲突然离世，那是她人生中一次迟来的回望。很长一段时间里，艾敬都在不同城市之间漂泊，她习惯了把目光投向远方，却很少认真凝视自己的来处。

母亲离开后，她试着陪伴父亲生活。那段时间里，她重走母亲每天走过的路：去她常去的超市，在园区的小径散步，坐在她喜欢停留的公园长椅上。

她尝试站在母亲的位置，重新理解自己熟悉又陌生的故乡。也是在那个时候，她突然发现，那些年不断出现在作品里的工厂、管道、劳动者、城市记忆，并非偶然。

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来自沈阳，来自那个工业时代的东北，更来自母亲带给她的生命经验。她第一次如此具体地感受到，自己与故乡之间深沉而安静的连接。

《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展览现场。（图/受访者供图）

2018年，她在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举办个展《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第二年出版同名画册献给母亲。她没有刻意把母亲塑造成某种“伟大母亲”的符号，而是把她重新放回那些具体的生活里：工厂、雨天、菜市场、热气腾腾的饭桌。

那个暴雨中蹬车的背影，终于在女儿的作品里有了永恒的安放之处。回望过去，艾敬发现自己一直都在讨论爱。只是年轻时，她向外寻找；后来，她开始向内回望。

直到今天，艾敬依然喜欢听美国音乐才子Tom Waits的音乐。她觉得那是一种“写给工人阶层的声音”，苍劲、粗粝，又带着哲学意味。2024年，她甚至把 Tom Waits 的歌曲名《All the World Is Green》作为自己洛杉矶个展的名字。那首歌里有一句她尤其喜欢的歌词：“You turn kings into beggars / And beggars into kings.”

在艾敬看来，这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当作品丰盈、展览落地的时候，艺术家会像国王一样富足；可一旦展览结束，一切又会瞬间归零，像乞丐一样，分文皆无。”

漂泊三十年，当被问及“有没有最终的理想居住地”时，艾敬说，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做一个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