岚目镜观｜“我是谁？”：250岁的美国面临自我审判（上）

距7月4日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大庆只剩不到一个月，美国已经进入盛大的纪念季。

从华盛顿到各州首府，从官方仪式到地方庆典，从历史展览到商业营销，国旗、烟火、游行、纪念品和爱国主义教育，共同构成了一个表面上热烈而完整的国家庆典场景。

但这场庆典之下，隐藏着一个更刺眼的反差：美国正在庆祝自己的250岁生日，却无法确信自己还能不能活到500岁。

特朗普政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历史舞台。它试图将250周年从一次国家纪念，转化为自身政治叙事的重要场景：一方面，白宫依托“向美国致敬250”专项工作组统筹全国活动，将建国250周年塑造成面向全民的爱国主义动员；另一方面，政府又通过行政命令、文化政策和博物馆叙事审查，试图重塑关于美国历史的官方解释框架，强调建国先贤、宪法传统和国家荣耀的叙事。

换言之，特朗普政府不只是要庆祝美国的过去，更要争夺美国过去的解释权。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从华盛顿纪念碑俯瞰国家广场上自由250大型美国州博览会的建设场景。视觉中国 资料图

因为谁定义1776，谁就更有可能定义2026。

从表面看，这是一场跨越党派、地域和世代的国家庆典。美国仍然试图向世界展示自身作为伟大共和国的历史连续性：从1776年的《独立宣言》，到1787年的宪法设计，再到今天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自信。

然而，盛大仪式的另一面，却是美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罕见的集体悲观。多项民调显示，当下美国公众对国家前途、民主健康、制度延续和社会团结的信心都处在历史低位。相当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多数民众认为美国民主并不健康；还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开始怀疑，美国宪政体制是否还能再延续下一个250年。

皮尤中心2025年12月的一份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成年人认为美国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

于是，2026年的美国呈现出一个极具荒诞感的历史画面：

官方叙事强调荣耀，社会情绪却充满焦虑；政治精英试图召唤建国初心，普通民众却越来越怀疑，这套制度是否仍能回应现实生活中的困顿、撕裂与失序；国家正在组织一场盛大的生日庆祝，社会本身却陷入深层的身份追问。

这正是美国250周年最值得观察之处。它不是一场简单的纪念活动，而是一场关于“美国究竟是什么”的重新审判。

美国究竟是一个由普世自由价值凝聚而成的理念共和国，还是一个终究需要民族、边界、宗教、文化和共同记忆来支撑的现代国家？

它是一个开放的、可不断扩展“我们”的政治实验，还是一个有特定文明根基、特定历史主体、特定生活方式的民族共同体？

这正是美国250周年的真正主题：不是庆典，而是叙事之争；不是纪念过去，而是争夺未来；不是特朗普一人的政治风暴，而是美国重新追问自身为何存在的历史时刻。

从历史终结的狂欢，到全民悲观的转向

三十多年前，冷战落幕，苏联解体。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横空出世，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世界。在当时的美国主流认知中，美式自由民主制似乎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治理的最终形式。美国不只是冷战赢家，更被视为历史方向本身。

彼时的美国，站在国力、制度、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多重顶峰。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华尔街主导全球资本流动，硅谷代表未来技术方向，美军掌握压倒性全球投送能力，美元体系支撑国际金融秩序。自由市场、代议民主、个人权利、多元社会、开放边界，这些概念不仅是美国国内制度安排，也被包装为全球现代化的普世模板。

然而，仅仅三十余年后，站在建国25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美国已经从“历史终结”的自信，走到了“历史终结的终结”的困惑。

所谓“历史终结的终结”，并不是说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理想彻底死亡，也不是说美国已经失去所有制度韧性。更准确地说，它意味着美国不再能把自身经验自动等同于历史方向，不再能把自身制度自动视为全球未来，不再能以一个站在历史终点的胜利者姿态俯视世界。

美国重新回到了历史之中。它不再只是历史的裁判者，而重新成为历史的参与者；不再只是输出答案的国家，而重新成为需要回答问题的国家；不再只是普世制度的范本，而重新成为一个深陷自身矛盾、需要重新定义自我的政治共同体。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游客在二战纪念碑前聚集，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底部密封及蓝色涂装工程持续进行。该项目为迎接今年夏天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做准备。视觉中国 资料图

而它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恰恰是1776年建国以来一直未答的问题：美国究竟是什么？

今日美国几乎所有重大争论，归根结底都绕不开这一根本问题：

移民之争，表面是边境和劳动力问题，深层是“谁有资格成为美国人”；种族之争，表面是平权和历史记忆问题，深层是“美国建国叙事是否包含原罪”；文化战争，表面是教育、性别、宗教、家庭和言论自由问题，深层是“美国公共生活应由什么价值奠基”；外交转向，表面是关税、联盟、战争与和平问题，深层是“美国究竟是普世秩序的领导者，还是自身利益优先的民族国家”？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乐观并非没有现实基础。苏联解体意味着美国最大的意识形态对手消失，欧洲自由民主阵营扩展，全球贸易体系加速整合，互联网和金融全球化带来空前繁荣。美国精英阶层相信，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对的。

这套信念支撑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共识。对内，新自由主义成为两党共同默认的治理逻辑：市场效率优先，资本自由流动，金融创新扩张，政府干预相对克制。对外，美国推动自由贸易、民主扩展、人权外交和全球治理，试图以自身力量塑造一个符合美国价值与利益的世界秩序。

然而，这套看似稳定的历史叙事，进入21世纪后被一连串冲击逐步击穿（参见《岚目镜观｜在“裂变”舞台上展开的“特朗普2.0真人秀”会是昙花一现吗？》）。

首先是“9·11”事件。它打破了冷战后美国本土安全的绝对幻觉，也宣告极端主义、宗教冲突和地缘政治暴力并未被历史终结。随后而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仅消耗了巨额国力，也严重透支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公信力。原本被视为冷战胜利者的战略阶层，在“无尽战争”中暴露出傲慢、误判和能力边界。

其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它击中了美国制度自信的经济根基。华尔街的过度金融化、监管失灵、风险转嫁和救助不公，让许多普通美国人第一次强烈感受到：精英阶层获利时私人化，出事时社会化；资本主义并不自然产生公平，反而可能加速财富集中和阶层固化。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虽然在宏观数据上逐步复苏，但复苏红利高度不均。资本市场繁荣，资产持有者受益；普通劳动者工资停滞，债务加重，生活成本攀升。美国梦开始从一种广泛可及的社会承诺，变成越来越少数人的代际资产优势。

再次，是全球化反噬。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为跨国资本、消费者和科技企业带来巨大收益，却也在美国国内制造出深刻裂痕。制造业外流、社区衰败、锈带失落、蓝领尊严受损，让许多美国人开始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全球化、移民、华盛顿精英和跨国资本。对于这些人来说，历史没有终结于自由民主的胜利，而是终结于他们自身生活世界的崩塌。

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也动摇了“美式道路唯一性”的神话。不同于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模式，竟然能够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科技追赶和国家能力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这使得美国内部和外部都开始重新审视“历史终结论”的前提。自由民主仍有吸引力，但它不再是唯一被证明有效的现代化路径。

而美国内部的制度衰退，则是更深层的原因。

美国宪政设计原本依赖分权制衡、联邦主义、司法独立和政党竞争，将社会分歧转化为可管理的政治过程。但在高度极化时代，分权制衡越来越异化为否决政治。国会长期陷入僵局，重大改革难以推进；最高法院被卷入党派战争，司法中立性受到质疑；行政权不断扩张，总统越来越依赖行政令和紧急状态绕开立法程序；联邦与州之间围绕移民、堕胎、教育、治安、环保等议题发生持续冲突。

制度仍在运行，程序仍在推进，选举仍然举行，法院仍然裁决，国会仍然辩论。但越来越多美国人感到，这套制度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它擅长制造程序，却越发不擅长产出结果；擅长保护否决权，却越发不擅长重建共同体；擅长表达分歧，却越发不擅长形成妥协。

这正是今日美国悲观情绪的根源。它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低迷，也不是某一任总统的无能失德，而是美国人开始怀疑：这套曾经被视为“历史终点”的制度，是否仍然拥有自我修复能力？

福山本人的思想转向，也是这种时代心理的缩影。他并未完全放弃自由民主的价值判断，但越来越强调国家能力、社会信任、身份认同和制度运行条件的重要性。换言之，自由民主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社会基础而自动运行的机器。它需要中产阶层、共同事实、基本信任以及政治节制，也需要对失败者的制度性尊重。归根结底，它需要一种最低限度的“我们感”：选举可以分出胜负，社会可以存在分歧，但彼此不能把对方视为不配共享国家的敌人。

而今日美国最缺的，正是这些条件。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游客在二战纪念碑前聚集，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底部密封及蓝色涂装工程持续进行。该项目为迎接今年夏天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做准备。视觉中国 资料图

美国到底是什么：理念共和国，还是民族国家？

美国的特殊性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民族国家。

许多国家的共同体基础来自族群、语言、宗教、王朝、地域或长时段文明记忆。而美国的建国叙事，长期强调自己是一个建立在理念之上的国家 —— 包括人人生而平等、个人自由、人民主权、法治、机会平等、宗教自由和自治传统。这些理念使美国能够不断吸纳移民、扩展公民身份、纠正历史排斥，并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开放的政治实验。

但问题在于，任何理念共同体都需要社会承载。理念不能悬浮在空中。它必须依托一定的历史记忆、文化习惯、社会信任和制度安排。美国一方面强调普世信条，另一方面也从未脱离特定的族群结构、宗教传统、边疆精神、盎格鲁-新教文化、英语公共空间和西方文明谱系。

美国历史的张力，正是在这两者之间展开：它既是理念共和国，又是具体历史共同体；既宣称普世，又带有特定文化根基；既不断扩展“我们”的边界，又不断在扩展过程中遭遇反弹。

南北战争，本质上是关于美国信条是否适用于奴隶制的问题；民权运动，是关于黑人是否真正被纳入“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的问题；女权运动、移民改革、同性婚姻、种族平权和多元文化主义，则不断推动美国信条向更多群体扩展。

传统自由主义者由此形成一种“历史向善”的叙事：美国从来不是完美的，但它能够不断自我纠错；美国的伟大不在于没有罪错，而在于能够通过抗争、法律和制度改革逐步扩大自由与平等的边界。

然而，今日美国的右翼反弹恰恰认为，这种不断扩展的逻辑已经走过头。对于MAGA和新右翼而言，美国自由主义已经从建国信条的守护者，变成了美国共同体的破坏者。多元主义削弱共同文化，身份政治瓦解国家认同，全球化牺牲本国工人，世俗主义侵蚀宗教传统，移民扩张改变人口结构，进步主义重新解释美国历史，使美国人不再为国家感到自豪，而是被要求在“原罪叙事”中忏悔。

于是，美国的立国叙事之争被重新激活。

一方认为，美国之所以是美国，正因为它能够不断扩展自由、平等和包容的边界；另一方则认为，美国之所以陷入危机，正因为它忘记了自身作为一个具体国家、具体文明和具体民族共同体的边界。

这不是普通的政策分歧，而是国家定义之争。

正因如此，特朗普2.0时代的许多政策和动作，不能仅仅理解为选举策略，也不能只理解为个人表演。它们背后有一套更深的历史冲动：把美国从“普世理念共同体”的方向拉回“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方向。严控移民、重塑历史教育、审查博物馆叙事、强化基督教公共角色、退出多边机制、推行关税保护、强调美国优先，都是这一趋势的不同表现。

当然，MAGA阵营内部并不完全一致。它既包括国家保守主义者，也包括基督教国家主义者；既有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蓝领民粹选民；既有硅谷右翼，也有反科技精英的草根力量。但它们共享一个基本判断：冷战后的自由主义美国已经失败，美国必须重新成为一个有边界、有主体、有敌我、有文化核心的国家。

而民主党和进步派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在道德上强调包容、平等和多元，却越来越难以回答另一个问题：在持续扩展差异之后，美国如何重新生成共同体？如果每一个群体都以自身伤痛、身份和尊严为政治起点，谁来重建公共生活中的“我们”？如果美国梦越来越难以兑现，如果经济安全和社会流动性不断下降，仅仅诉诸价值正确，是否还能维持政治多数？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今日的危机，在根本意义上而言，不只是右翼危机，也不只是自由主义危机，而是共同体危机。

（未完待续……）

“岚目镜观”专栏由美国两位资深研究和观察人士——亚洲协会副会长、中国中心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钱镜，和亚洲协会中国中心研究员王浩岚——执笔，力图透视“特朗普2.0”背后的特征和逻辑，为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提供严肃、中立和着眼长远的分析框架和实证依据。专栏逢每月初推出，敬请关注。